【冬吴相对论】第16期:商业思想沙龙之“轻”公司与“重”公司

    片花一: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社会责任总监董慰表示,企业首先要关注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如何去做好事,这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越透明,公众对企业的猜疑就会越少。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轻”公司与“重”公司》

    片花二:“重”公司代表三一电气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中炯则表示好企业胜在管理,因此“重”公司需要练瘦身、练轻功,在制造产品的同时生产思想。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轻”公司与“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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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时间:旅游卫视 2008-12-21 18:30-19:00

    主 讲 人:吴伯凡 主 持 人:梁 冬

    片花:是做一个“轻”公司还是做一个“重”公司?小到个人创业,大到企业战略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尤其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当中国制造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影响时,企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候选择做一个轻资产配置型公司,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去产生最大的效益并实现快速扩张,似乎成为一种商业时尚。但是“轻”到底该有多“轻”,“轻”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是要像鸟儿一样飞,还是像羽毛一样的飘?在本期“录音间里的商业思想沙龙”活动中,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之声播出的原创财经脱口秀节目《冬吴相对论》,请来了数十位来自企业界、投资界和咨询界的人士,就公司在“轻”与“重”之间如何选择,如何把握平衡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交流。

    主持人梁冬与吴伯凡首先对“轻”公司与“重”公司的沙龙主题进行了解读,吴伯凡将本次沙龙的讨论内容界定为商业模式、商业运营和商业资产三个层面;梁冬则通过不同案例深入浅出的指明了本次沙龙的核心主题,即如何系统化、流程化地进行知识管理。

    吴伯凡:“轻”公司、“重”公司也是好几年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说到“轻”和“重”应该是三个层次上的,一个是产品层次上的,你生产的产品是有重的还是无重的;还有业务流程层次上的,说的不好听就是“空手套白狼”,属于虚拟的运营模式上的;还有一个是公司战略层面资产上的,它是一种“轻”资产的。所以说我们谈“轻”和“重”不是专门针对产品,或者专门针对资产,而是一个笼而统之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就这三个层面大家进行讨论。

    梁冬: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跟“轻”有关,我在这里突然想起了前两天我的一个故事。在十天以前,我在中欧管理学院上课,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德国,在欧洲考察了很多的公司,有德意志银行,有巴斯夫,还有保时捷。去到保时捷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发现我们去到的不是保时捷的工厂,而是保时捷咨询公司。我们很诧异,因为那家公司所有的人出来跟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运营、流程、管理、品牌、系统以及对供应商和供应链的管理。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保时捷会让我们去看这个公司,而不是保时捷那个厂或者说企业,他们说实际上因为保时捷有80%的车的价值来自于供应商,所以他们就把战略部和企划部这个部门剥离了出来,成立了一家保时捷咨询公司,这家公司不仅仅为保时捷提供战略咨询、流程管理上的细化、知识管理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为供应商和下游的分销商提供价值和服务,从而整合整个产业链。他们认为保时捷今天能够有能力去收购大众,大家都知道保时捷的产量只有大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保时捷能够收购大众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每一个车的附加价值远远高于大众。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做到的呢?我们以前都简单的认为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除了品牌的力量以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但是创造了如此高的品质的东西,同时还能创造出如此高的一个品牌。真正的价值是来自于对知识的管理,你如何让一个经验变成一个有序的系统的知识,这个就是“轻”和“重”之间的差别。

    在那一天我们回来之后大家就讨论得很热烈,你看人家德国的公司做得多么多么好,品质多么多么好,他们送我们每人一个小礼品,就是保时捷的钥匙扣,钥匙扣的品质非常高。大家说你看谁谁谁做得怎么样,我们在国内哪家公司怎么怎么样,我们到德国保时捷做出来就是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很兴奋。说到此处的时候,只有一个同学非常细致而留心的看到了一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东西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就是这个扣原来是中国产的,品质非常好,然后大家就很哗然。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东西了,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着的iPhone这个手机,包括保时捷自己交给大家礼品的钥匙扣,甚至我怀疑有一部分保时捷现在用的东西也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恰当的时候给到我们这个扣,而不是我们在中国的某一个企业参观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很多同学在讨论,他们实际上真正的价值在于,如何有系统、有流程地去发现,并且在合适的时间给到合适的人以合适的东西,而且每一个东西都是如此的精当,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恰当印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

    在后来我们又去了一家公司是德国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公司,专门为德国的家族企业做金融管理和财富管理,我们大家也讨论到关于现在美国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影响。现在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不相信美元,他们连欧元也不敢相信,于是开始取出钱来买足现货黄金存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面,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变卖家里面的首饰,花钱去买一些物品了。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欧洲跟我们说由此解读出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关系的。

    第一,美元它在创造什么?美元实际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脱离了“重”了东西。我们都知道在1976年以前金本位制度的时候,其实人类的通货膨胀没有那么严重的,是尼克松开始把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美元成为全球的发行货币,从此美元可以透过不断地增发货币来完成把他们的债务和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向世界蔓延的这样一个战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到底要不要给美元人买单这个问题,之所以讨论的原因是很可能我们必须要买单,在你被迫买单的时候你会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与“重”的失节,就是美元与黄金的脱节,美元从此变得轻不可触了,就像羽毛一样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第二,除了刚才德国人讲到美元贬值这个话题以外,他们也讲到了金融衍生品的话题。他们说事实上来说,之所以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包括中国的经济泡沫,包括这么多热钱的流入,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各种金融衍生品带来的,这种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它其实是在账上划来划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人赚到了钱,因为他们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有一些人是注定被剥削、被剽窃、被掠夺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掠夺,而这次的掠夺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上被洗劫了,过两天如果房地产暴跌被洗劫了的话,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欧洲的银行家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掉入了这个圈套。

    在十年以前我看吴伯凡写的一本书叫做《孤独的狂欢》里面,他就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讲到了“轻”与“重”对于物质世界是商业世界的影响,他尤其指到了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今天我们来看发现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现现实实、真真切切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我们每一个人在看似偶然的货币贬值、看似偶然的财富贬值的过程里面,却蕴含着整个全球性文明被掠夺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透彻分析,当今真正财经、证券事项的一个节目出现了,这个节目需要做一件唯一的事情,就是帮助大家真正的理解到底我们的钱包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去读商学院,为什么那么多人失业,是因为现在的宏观经济出现了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他人生的偶然,对于从基本面来看有这么多比例的人出来,是社会经济动荡的必然。在这个偶然和必然之间,在这个“轻”和“重”之间,我们去如何有序列地剖析,如何能够定期地剖析,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财经节目《冬吴相对论》的话题,谢谢大家!

    片花:“轻”公司代表VANCL的CEO陈年表示,“轻”公司也有逐渐沉重的烦恼,对此吴伯凡表示,“轻”公司也不能够失重,要始终具有掌控产品的能力。

    陈年(VANCL CEO):凡客诚品是一个时间很短的公司,我们是去年10月份中旬才发布上市的一个公司,主要就是在互联网上销售服装,它的模式特别简单,就是在互联网上,我过去在卓越网上卖书、卖音像,现在用VANCL这个品牌在卖服装。我开始可能是有点误会,会觉得它挺“轻”的,至少比我过去做的事情要“轻”,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复杂,因为中国整个纺织业,虽然刚才大家都强调我们中国制造的能力是过剩的,但是中国制造的品质监控其实是缺失的,除了有一些特别大的大牌,它对一些加工厂做了非常好的培训、非常好的要求之外,很多加工厂本身的品质控制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去和中国制造这么多加工厂去做非常好的流程管理,我们甚至需要深入到细节中,比如说对面料的构成,对一些后加工的工艺,我们现在的用户需要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免烫的技术,我完全陌生的东西都需要去学习,否则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公司“轻”,我觉得比过去我做卓越网的时候要繁重很多。

    吴伯凡:我补充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单独谈“轻”和单独谈“重”,最好的状态刚才梁冬也说了,就是你“轻”的话不能够失重,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失重造成的,当黄金轻于美元的时候,美元还有票子,最后资本市场上只有数字了,票子都看不见了,它就一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们之所以观察到VANCL时间也很短,也并算很知名的一个公司,是因为在它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叫PPG,然后它出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很“轻”的方式在做,但是对于整个的质量控制、物流等等这些东西失去了掌控了能力,所以他可以说一切都见不到服装,像我们的编辑部一样在那编辑稿子就行了,杂志让别人去印,让别人去运,但是你的触角必须要触到具体产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这种掌控能力的话,就像风筝断了线,肯定要出问题。

    片花:“重”公司代表三一电气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中炯则表示好企业胜在管理,因此“重”公司需要练瘦身、练轻功,在制造产品的同时生产思想。

    王中炯(三一电气营销公司总经理):谈到“轻”与“重”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三一重工是做重型机械的,这个足够重了,我觉得作为“重”的公司来讲,它需要的是瘦身,在管理上变轻。像我们的挖掘机也好,或者是掘井机或者是推土机,它一做就是几千台、几百台,它关系到的材料非常到,小到材料、轴承等等。我觉得对于我们三一重工来讲,可能这些重型的企业、工业面临的是管理上的瘦身,中国有很多的东西,就像这个手机一样,我也知道这个手机就是在富士康产的,它贴了一个诺基亚的标志回过来我们再用,品质是非常棒的,我在凤凰城掉在水里捞起来一吹还能用,我觉得真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品牌不是我们的,非常可惜。

    在上个月我们三一重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现在叫“品质改变世界”,就谈到了中国的工业怎么样走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管理上去想办法,如何打造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的轴承,可能绝大多数的轴承都来自于SK、FFAG像这些国际一流的轴承公司,所以关键的钱被他们赚去了。我过去是做彩电的,在彩电行业也是这样,我们做了一大堆重的东西都是黑壳、零部件,一大堆搬不动的全是我们做的,真正最轻的芯片是人家老外的。对我们来讲一个是核心的技术,这是一个“轻”的东西要掌握;第二个是管理上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世界上非常好的一些企业,最终的竞争是在管理上,产品可以换,像通用过去可以这个做、那个做,所以我觉得在运营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像PPG和凡客就是一个例子,PPG我也经常观察,因为我过去做管理咨询,我觉得它出问题不是它的产品有问题,它这种模式也没有问题,而是可能在管理上出了问题。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重点来讲是瘦身的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要采购一批元器件,如果我们的产业链不畅通,如果我们的内部消耗很大,打报告要批三四个月下来,客户今天要不到,他不会跟你订货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为什么戴尔能卖这么快,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你订货马上就可以多长时间给你。如果我们三一重工能够做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需要一台挖掘机,我能几号给你到位,那就牛了。对重工业来讲是如何变“轻”的问题,就是管理如何高效,产业链如何畅通,服务如何高质量。

    现在我们的每一台设备都在现场,我可以帮客户监控,之后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可以帮我的客户监督给他干活的人有没有干活,这就变成“轻”了。客户买一台东西不需要去现场看了,我直接报给你就可以,你打开你的电脑就知道这几台挖掘机、吊重机在干活没有,那个司机是不是干私活去了我都知道,是因为我有一套监控系统,这样把它变“轻”了,变成一个客户只要花钱就可以干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是在由“重”变“轻”,管理上的变“轻”,运营上的变“轻”,质量上的变“轻”。

    我们这两年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工厂,我们最终如果只是输出技术那就最好了,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开工厂,当地人帮我制造,我们出技术、出流程、出管理,这个时候就由“重”公司变成一个“轻”的公司了。

    梁冬:就是你们公司在练“轻”功。

    王中炯: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练轻功,天天练轻功。最近我们在学丰田的制造,我们也去德国参观了大众等等一些世界顶级的企业,最高境界就是练轻功了,你不制造产品,但是你得生产你的思想,输出你的管理,输出你的idea,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企业才能做得更大,真正做一个很“重”的企业。

    赵祥龙(三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说到这里我有两个观点首先要旗帜鲜明的说出来。第一,所有的PE公司不是“轻”得不能再“轻”的公司,恰恰相反,它的是最灵活的公司,它应该是属于灵魂性的公司。因为我们只要服从市场经济,资本永远是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表现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效率。资本市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给我们所做“重”的资产,哪怕“轻”的资产也好定价,如果失去了这个定价功能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乱套,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的,所有的资本类的公司或者说基金类的公司不是“轻”得不能再“轻”的公司,恰恰相反,应该来说是“轻”“重”之间最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力量。

    第二,因为是说到一个背景的问题,我们看到二十世纪的商业模式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以服务业特别是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成长,这个旧的世界的背景正在崩塌,而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远未见到它的轮廓。这个话是怎么讲呢?两个层面,我们整个过去的经济形式特别是金融体系是以二战以后有一个布莱顿森林体系,也就是说,1盎司黄金等于25美元的美金和黄金之间固定的结算价格来实现的。

    后来70年代的时候,尼克松签署了一个新的法令,使得黄金和美元彻底脱钩,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金融体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而不像以前,我们除了信用之外,还要有一个资产做一个配置,这个资产基本上选择的是黄金和贵金属。

    这个时代的来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40多年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是什么?石油美元。我们经常会忽略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全球的所有石油贸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看美元价格是贬值也好、是增值也好,其实它和石油的定价是有直接关系的,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整个全球的经济为什么对能源有一种新的看法,我们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瑞士信贷最新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能源时代,我们决定一切商品价值的基础是建立在

    对能源的使用和消耗的效率上面逐步来释放它的定价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来谈剩下的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晰可见了。

    “轻”资产也好,“重”资产也好,不论是“轻”还是“重”,核心有一个问题就是信用。我为什么一再要强调信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在整个过去历史的交易过程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难逾越的成本鸿沟,我们称之为执行成本。我们要做一个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没有信用体系来支撑的话,你永远是很难做成交易的。我们做投行的有一句很通俗的话,“你要做成一个交易,必须你自己去谈;你要做不成一个交易,让律师去完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建立在互不相信的基础上面,我们所做的任何交易,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成本在交易上头。因此,无论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最核心的一旦就是信用。

    信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用的扩张,说得很具体一点,我这个人在周围的人缘很好,我有很好的工作,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来源,因此我作为个人信用去输出,我能很容易的借到钱。相反一个乞丐很难借到钱,他只能出售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苦难和尊严——伸手,所以他的钱会很少很少,这个就是信用对我们完成的东西。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所有的行为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来做的,也就是交易,这就是信用和交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非常重要。

    我们做“重”资产的公司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没关系,你东西在这我还能拿到东西。而做“轻”公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风险正好在这里,如果真正现金给了你以后,你一旦出现违约,我没有任何的追索权和要求权,这就是“轻”“重”公司之辨,这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在实物整个的操作阶段上来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回到一个原本的道理上就很清楚了。我们做一件事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来说的话最简单,我们做任何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投资的行为,这个投资的行为是什么呢?是我们预期把钱变成资产,之后在资产再变成钱的过程中间,我们能获得资本增殖和资本回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来看“轻”“重”就非常地清晰。

    如果你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我们就要看你的这个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意味着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你能带来多少钱,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的信用,这就是“轻”“重”之辨。在这个核心上头就是品牌,品牌的背后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商业信用的积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轻”和“重”是个什么关系。这就像一块大饼一样,我们怎么样来分蛋糕的问题,所以“轻”“重”之辨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很难去彻底的解决绝对地“重”,或者绝对地“轻”。

    那么就取决于这儿几个层次:第一,你觉得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获得资本回报;第二,要用这个形式,我们称之为Business Model,这个要和你的预期,也就是你的战略Strategy是不是匹配的;第三,你既然用了这个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资产配置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它应该是匹配的。我最常见的问题是很多公司的战略是一回事,但是资产配置是另外一回事,这句话在我们直白的解释是你的钱可能和你说的话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我总结一下我的话,很简单,“轻”“重”之辨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产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处在这么大一个急剧变化的背景时代,无论是“轻”、无论是“重”都没有绝对,只有一样是最合适你的就是最好的。第三点,我个人对这次沙龙的看法,我是推掉很多事情专门来这里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上面,我们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需要思想来面对这个新的时代和不确定性的未来。谢谢大家!

    梁冬:非常好!

    片花:到底是“轻”好还是“重”好呢?就好像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肉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这些永无休止的争论可能最后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对大有了足够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们就已经不需要知道答案到底在哪里了,这些思考与交流活动的本身已经成为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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