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上海"小男人"是何时出现的？2015.4.8
罗胖：
有一个大学老师跟我讲，在一个大学里面，如果一个系的老师们关系不好，那这个系一定是个穷系，没什么创收能力，一个系里面关系好呢，那这个系一定有很多赚钱的渠道。哎，我说奇怪，那是为啥呢？他说哎，说白了嘛，有钱赚谁有那闲工夫闹矛盾呢？只有没有增量的时候，大家才去争夺存量利益嘛，这是人之常情啊!其实这个原理啊对于公司也是成立的，一个公司组织内部矛盾特别多，一般都认为是企业文化不好，其实问题未必出在文化上哦，也许因为是公司的扩张期结束了，没有利益的增量了，才导致公司组织方式本能的趋向于分割存量利益，那自然就会更多的导致内部矛盾。所以说啊，一旦发现公司内部矛盾多，就得赶紧辞职啊，不是因为它文化不好，而是因为它已经在利益上没有前途啦!今天您回复“矛盾”两个字给你再看一个例子。
赵玮雯
“上海男人原来是不做饭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在哈佛大学中国两性讨论会中说道。上海男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峥将当时的食品计划供应制度与上海家庭家务分工的转变放在一处，试图从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来分析上海“小男人”的成因。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工作。这时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稍显不同，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从195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开始禁止食品自由贸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用于购买商品的各类票证。
虽然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供应更多，体系也更为复杂。食品票证多达二十余种，必须要夫妻俩配合默契才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这也就迫使男人参与到了家务中来。
当时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凭一号票可能会买到比较新鲜的食品，如鳗鱼、比目鱼。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买到胡萝卜了。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的男人就要去。
在当时，拿粮票的上海男人有两种选择：用粮票去食堂吃；在家里自己做。但在食堂往往换不到与粮票数量相符的食物，于是很多年轻的上海男人在结婚以前就开始了自炊生活。高峥把它叫做“烹饪训练”。
北方冬天只供应大白菜，做饭简单。但是上海可能供应的蔬菜就有二十多种，所以男人做饭、做家务的情况就特别突出。
男人越来越多地为妻子分担家务，还有宿舍生活的实际原因。1950年代，很多上海的国有单位，如学校、工厂，都盖起了员工宿舍。这些条件简陋的员工宿舍无法给每个家庭提供独立厨房，几家人只能共用一个厨房甚至走廊来做饭。大家一起在厨房和走廊做饭聊天，公共厨房就变成一种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看到其他家里的丈夫做饭，妻子备菜，新搬入的家庭也就开始顺应着改变家庭分工。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作，也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而投入到家务活中的上海男性，也觉得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了。男人并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屈辱，而是觉得“我显得更能干”。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大力提倡男性在中国的全球化竞争中扮演更为积极而有竞争力的角色。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男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男性地位。“好丈夫”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经济能力”逐渐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女性也开始寻求重新回归家庭。
事实上，上海“小男人”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并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当然，男性参与家务程度的增加是受到政府‘男女平等'政策鼓励的，”高峥在讲座的最后说，“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丈夫和妻子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以有限的食品供应，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饥荒的中国。”
本文作者 赵玮雯，节选自腾讯思享会，原标题《上海“小男人”的制度成因》。
罗胖曰：
分工会促进财富。
反过来，贫穷会压制分工。
这个基本的经济原理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1.为什么乡村美好，但是人们都投奔城市。
2.为什么家常饭香，但是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3.为什么食品安全危机重重，但还是大食品公司的产品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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