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该不该屏蔽父母的朋友圈？2015.9.26
罗胖：
最近我看到一则曾国藩逛妓院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呢，南京的秦淮河上马上就出现了红灯区，当时的江陵知府是极力主张要禁止，曾国藩就说，哎，先让我去逛逛嘛，你再禁止也不迟嘛!后来还真就去逛了红灯区，回来之后就跟知府讲，这些红灯区啊，养活了不少靠此为生的老百姓，禁啥呀，别禁了!哎，从这个事里我觉得可以跟曾国藩学到两样东西，第一叫底线思维，什么道德上的大道理也比不过老百姓吃饭，两个道理虽然都对，但是人要活命是底线。第二呢是自保思维，曾国藩可不是一个人去的红灯区啊，他还拉上了当时南京中山书院的山长李小湖，他可算是一个文人领袖，这就不至于惹得其他文人说三道四嘛!所以你看，这就是曾国藩做人的功夫，既有逆反流俗的勇敢，又有自我保护不搞对抗的智慧。今天您回复“智慧”两个字，给你看一篇文章。
江隐龙
父母们的微信朋友圈让无数子女感到无奈：谣言与鸡汤的泛滥成灾，社交式沟通产生的排异反应，低级信息的道德绑架，类似于“不可不知的十大陷阱”、“99%的人上当了”、“为了家人的健康转”之类的句式大行其道。
如果说朋友圈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那这“第一把火”毫无疑问是以60后为主体的父母们燃起的。
一个让人矛盾的话题浮出水面：
该不该屏蔽父母的朋友圈？
通过对近几十年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至少不仅仅是一个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问题。它的背景可能很复杂，它的外延可以很广阔，它不是一个屏蔽或是不屏蔽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几代人——尤其是渐渐占据社会话语权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更加深入的思考、探讨与相互理解，它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父母在面对这个刚刚进行的、前无古人后未必有来者的、第一次知识爆炸的年代，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与能力去面对一整个网络的资讯，不论这些资讯是真还是假。五毛党、安利组织、互联网水军们的诞生、发展、强大过程他们通通没有参与，朋友圈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社交平台甚至是第一个互联网平台，他们面对的是一支非常成熟的伪科学、伪知识制造队伍，双方的战斗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父母看什么，其实是由不得他们自己的。他们人生中最善于学习的那一段时光，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相重合；他们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一段时光，正好与中国转型的那个时代相重合。他们没有能力排除抗日神剧而去看美剧；他们无法区分吃大蒜到底是致癌还是抗癌；他们更不太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辨别，因为早就有人为他们梳理好了一切观点脉络……
这个社会问题除了以父母经历的那个不可能复制的特殊年代为前提外，还有一个生理现象，那就是，父母老了。
父母老了。在社会层面与家庭层面上来看，他们的话语权渐渐消退了。他们不那么在意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律与真理了，那堵墙纵然未曾耸立，他们也未必会远行了。然而历史总在循环，不同的社会表面背后是相似的杀伐与欺骗，他们已经没有分辨的力气与欲望了。
父母老了。他们经历了感性的青春，熬过了悲壮的中年，现在终于又感性得像个孩子了。那些鸡汤，如果有那么一句足以打动心灵；那些谣言，如果有那么一个情节足以让他们担心家人；那些伪科学伪知识，如果有那么一点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他们便毫不犹豫的转发了。
父母老了。他们越来越难以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了。如果说朋友圈是他们接触互联网的阵地，那孩子即使不是这个阵地的中心，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转发伪科学、伪知识的目的在于其感性的善意而非理性的分析，转发不是为了真理，它只是一种诉求，一种思念，一个交流方式。
该不该屏蔽父母的朋友圈？
这个问题，再过一代人，希望不会再出现——
也许，世界会变得更好。
也许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能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位老人有能力去充实退休后的生活，而不是将手机作为仅有的消遣手段。
也许那个时代，公民日渐富裕的生活会让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更为丰裕的时间相互交流，彼此不需要通过这种间接而无力的方式表达关心与担忧。
也许那个时代，社会的平等会减少曾经盛行的暴戾之气，让那些道德绑架与极端言论再没有市场，不会因为节日或是事件来临而一次次拉低整个民族的素质。
也许那个时代，制度的设计会让每一位老人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一个没有围墙的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去甄别真相与谣言。
罗胖曰：
问：“该不该屏蔽父母的朋友圈？”
答：“一个更好的时代，总会降临。”
本文由作者 江隐龙 授权罗辑思维发布，选自微信公众号 “三观” 。
我四十岁之后，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很愤怒，也总是能够说服自己不去对抗。
1. 对抗的着眼点是释放情绪，而不是解决问题。
2. 解决问题，不一定是让问题消失，而常常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视野，让问题变得不再尖锐。
3. 扩展视野的最好方式是，把事情放到时间维度里思考。
本文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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