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当“稳定器”失控
2016/7/16 三联生活周刊

     自凯末尔再造现代土耳其以来,军队长期扮演着秩序守护者和政治势力平衡者的角色,而土耳其本身则构成了欧美在中东的“稳定器”。军队与政府的决裂,首先源自外部稳定机制的倾颓。

    

     7月15日深夜,支持埃尔多安的安卡拉市民将汽车作为路障,阻挡政变部队的坦克

     安卡拉发生政变。这不是演习。

     尽管到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为止,发生在土耳其的这场军事政变尚未尘埃落定,但它已经具备了过往成功政变所包含的一切特征:大国民议会(TBMM)正处于休会期,总统埃尔多安在地中海上度假,全国上下都被安静慵懒的气氛所笼罩。尽管6月29日伊斯坦布尔机场的那场自杀式爆炸案一度令人大感恐慌,但随后发生的尼斯爆炸事件以及6月30日美国—伊拉克空中力量在费卢杰对“伊斯兰国”(ISIL)武装的大捷都显示:恐怖分子的处境已相当不妙,即使意图报复,矛头也将主要指向西欧国家。这使得大部分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突发事件面前显得极为茫然。

    

     军方发动政变时,埃尔多安据称正在地中海度假胜地马尔马里度假,图为他正在酒店召开发布会

     尽管尚不能确认政变领导者是否受到某些政治势力或宗教领袖的支持,但他们显然在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中位居要职。政变开始后,主谋们有条不紊地调动服从其指挥的陆军部队,首先逮捕了总参谋长阿卡尔和其他高级将领,随后封锁了首都安卡拉的政府街区、国家电视台以及机场,并宣布实施宵禁。在警察总部大楼附近,一度有AH-1型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朝忠于政府的守军开火,但遭到空军F-16型战斗机的警告,被迫返航。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故都伊斯坦布尔,政变部队暂时封闭了连通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大桥,并控制了市区其他战略要点。此举的最大意义在于阻止埃尔多安的专机降落——和穿过危机四伏的西部领空、直接返回首都安卡拉相比,绕行希腊上空、首先在伊斯坦布尔降落显然是更理智的选择。一旦埃尔多安成功抵达伊斯坦布尔,便可以组织效忠派军队投入反击,将政变扼杀在最初阶段。但由于伊斯坦布尔目前仍在叛军控制之下,这位总理只能继续留在地中海度假地,通过手机与国际媒体取得联络,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政变部队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阻止汽车穿行

    

    在伊斯坦布尔共和纪念碑周围警戒的土耳其士兵和示威群众

     通过尚在首都的效忠者,埃尔多安发出了“希望人民聚集到广场和机场,向叛军展示力量”的倡议。在安卡拉机场和大国民议会周围已经出现了拥护总统的人群,效忠派警察部队和安全部队也与叛军发生了零星交火,但战况不明。耶尔德勒姆总理对外宣称,首都领空仍处在忠于政府的空军监管之下,驻伊斯坦布尔的陆军第1集团军司令也宣布拒绝服从叛军的指令。尽管叛军领导人组建的“和平委员会”很快发表声明,宣布将继续执行既有的国际条约,并在修订宪法之后恢复政府的正常运转,但除安卡拉守军以外的7个军始终没有表示响应。北京时间上午8点45分,埃尔多安的专机已经在被效忠派控制的阿塔图尔克机场降落,部分叛军开始放下武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手机和CNN当地的电视台进行了视频通话,呼吁民众上街抵制政变的企图

     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埃尔多安的支持者集结在共和纪念碑周围,挥舞土耳其国旗

     无论此次政变最终解决如何,它在土耳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876年5月,正是两个营改革派军校学员包围多玛巴赫切宫,废黜了苏丹阿卜杜拉·阿齐兹一世,才开启了近代土耳其第一次宪政改革。1909年4月,又是“青年土耳其”党军人以政变驱逐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推动了回光返照式的民族主义革新。日后成为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正是在后一次政变中意识到了军队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当土耳其在“一战”中最终战败、面临被希腊肢解的危险时,凯末尔最终依靠其国民军击败了希腊人,保住了今天土耳其的版图。

    

    1908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街头被示威群众包围。一年后他被军事政变推翻

     大战之后的土耳其已经由昔日震慑两大洲的庞大帝国坍缩为中等强国。为了和昔日的历史负担一刀两断,凯末尔果断地放弃了几乎全部巴尔干领土和库尔德人聚居的摩苏尔,并以人口交换的方式撤回了散布在周边国家的突厥裔居民,使土耳其由一个泛突厥主义的古老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这位铁腕人物为他的新国家制订了作为六项立国纲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纲领旨在改变中近东传统帝国偏爱宗教中心、泛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的治国模式,走向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之路,最终“重新找到在文明国家之中的地位”。90多年来,历届土耳其政府大体遵循了这些原则,使本国成为中近东最繁荣的世俗国家之一。

    

     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

     从“二战”到冷战,安卡拉始终谨记凯末尔“站在西方一边”的遗训,与美国和西欧保持着亲密联系。在“冷战”高峰期,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伊朗共同扮演了美国中东政策支柱的角色。它拥有北约第二大陆上力量(41.5万人),早在1987年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并且从不像伊朗那样试图组织跨国性政治同盟。在“后冷战”时代,安卡拉发挥的依然是中近东“稳定器”的作用——参与对前南斯拉夫冲突的调解,和中亚国家合作修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线以及卡尔斯—第比利斯—巴库铁路,在伊朗核问题上进行斡旋。以至于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出版的《战略远见》一书中不吝笔墨地盛赞:“土耳其不仅能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吸引力,还能增强本地区的稳定性。”“它(土耳其)是扩大的西方阵营的一员,对欧亚大陆的变局意义关键。”

     作为现代土耳其国家和国民军的缔造者,凯末尔及其继任者伊斯梅特·伊诺努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在官兵心目中具有崇高威望。这种特殊的立国传统使得土耳其军队非但不容易像东欧乃至亚洲国家的武装力量那样,成为宪政的挑战者,反而从一开始起就成为了凯末尔的六项立国纲领的忠实捍卫者。另外,在20年代初,诞生不久的土耳其共和国系由国民军从希腊人的炮火中拯救出来,这使得军人在土耳其社会中天然地被视为秩序和稳定的代言人。当国家和社会陷入动荡之时,军人往往会主动挺身而出,从内阁手中接管权力。

    

     凯末尔的副手和继任者、曾三度出任总理的伊斯梅特·伊诺努

     1960年,执政已有11年之久的自由党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试图通过一项议案,禁绝其他党派的政治活动、并实施舆论管制,遭到学生游行抗议。当政府发布戒严令之前,独立战争老兵、陆军总司令杰马勒·古尔塞勒发动了一场短促的政变,逮捕了曼德列斯等3名部长、并迅速绞死,同时成立“民族团结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1961年5月27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由团结委员会修订的新宪法,并于同年10月重新举行了议会选举,德高望重的伊诺努再度组阁,军政府的任期宣告结束。1971年,又是总参谋长塔马奇将军会同三军总司令向杰夫德特·苏奈总统呈递了一份备忘录,迫使后者罢免无力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德米雷尔总理,代之以温和无党派人士埃里姆。1980年,第4次组阁的德米雷尔再次被军人赶下台,随后出现了3年的军政府统治期。

    

     1960年政变后出任总理的杰马勒·古尔塞勒将军(1895-1966)

     在1983年大选中获胜的托尔古特·厄扎尔总理是一位具有萨拉菲主义倾向的穆斯林;从1983年到1993年,他连续担任土耳其总理和总统,对凯末尔的六项遗训提出了隐秘的挑战。厄扎尔希望给予国内的伊斯兰团体以更大话语权,并突破土耳其作为单纯的中近东“稳定器”的定位,复兴安卡拉在前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影响力。但因为厄扎尔的策略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行(在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增强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力量),对军方继续采购军火、以充当“北约”桥头堡的政策也少有异议,双方的分歧在80年代并未公开化。不过到了1997年,当繁荣党总理埃尔巴坎着手组建伊斯兰八国集团,企图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声称“欧盟是共济会控制下的基督教俱乐部”时,军方再度以政变作为威胁,迫使埃尔巴坎黯然下台,繁荣党这个伊斯兰政党也就此被解散。

    

     土耳其政坛柔性伊斯兰化的始作俑者、曾出任总理和总统的托尔古特·厄扎尔(1927-1993)

     厄扎尔的成功和埃尔巴坎的惨败给后来者留下了镜鉴:对国父遗教的变更必须以间接和隐蔽的方式进行,以便掩盖真实意图。这在2002年底正义与发展党党魁雷杰普·埃尔多安赢得大选之后获得了忠实践行。埃尔多安是厄扎尔路线的推崇者,曾与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后出任总理,已于2016年5月辞职)共同提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战略。为了实现与邻国外交“零问题”、进而拓展经济和政治合作,安卡拉不惜与一贯亲近的美国发生摩擦:2003年,土耳其议会拒绝批准入侵伊拉克的美军从该国过境。2010年5月,埃尔多安政府不顾国际压力,与伊朗签署了核燃料交换协议。同月,由土耳其组织的6艘货轮在向“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运输救援物资途中,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安卡拉随后以断交作为威胁,迫使以方做出了道歉。上述举动与欧盟始终拒绝正式接纳土耳其的决定相映照,令安卡拉与西方的关系有渐行渐远之势。

     面对埃尔多安的渐进式演变,军方并非没有表示过警惕。但正义与发展党并未直接自我标榜为伊斯兰政党,在通过每项重大政策时也相当注重宣传和鼓动民意,这使得军方在置喙政府的政策时显得底气不足。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和厄扎尔一样重视照顾贫穷伊斯兰群体的经济利益,使其成为自己的铁杆拥趸。在选民的支持下,有恃无恐的埃尔多安甚至在2008年一举清洗了试图对内阁实施预防性政变的三军领导人,并对其作出军法审判,军人集团的号召力一时大受影响。

    

     正义与发展党创始人、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但埃尔多安的对外政策并未收致预想的积极效果:“新奥斯曼主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东泛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并对风起云涌的大中东政潮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卡拉的世俗主义和折衷化特征本来应当在后革命时代的大中东发挥样板功效,埃尔多安却轻率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最终一无所获、颜面扫地。而在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后,土耳其政府又出于遏制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考虑,支持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从而为“伊斯兰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一切都背离了安卡拉传统的稳定器角色,对整个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管理中东危机的努力构成了危害。

     不仅如此,由于“新奥斯曼主义”对全球穆斯林事务多有置喙,来自中亚和北非的非法移民开始成批地经安纳托利亚大陆桥渗入南欧和西欧,极端主义分子也把土耳其当作加入“伊斯兰国”的便捷通道;这使得欧盟对安卡拉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土耳其也始终无缘升格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苏-24型攻击机之后,东方的莫斯科也加入了抨击安卡拉的阵营,并在各种场合历数埃尔多安当局的劣迹:与“伊斯兰国”进行非法石油交易,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的极端分子提供武器,为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以至于当“伊斯兰国”对土耳其发动两次恐怖袭击之后,国际舆论反馈的不仅没有同情之声,反而充斥着冷嘲热讽:养虎为患,咎由自取!

     就这样,进入21世纪仅仅16年后,依然是一个世俗、繁荣的近东强国的土耳其渐渐陷入了“多问题、零盟友”的困境。但埃尔多安并不因此稍作更张。结束12年的总理任期之后,他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并通过两位门徒达武特奥卢和耶尔德勒姆继续左右政府政策。尽管埃尔多安一再重申会继续坚守世俗化宪法,但在2016年5月却做出了两项相当危险的试探——5月20日,由正义与发展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计划启动对现任议员司法豁免权的取消程序。此举将使拥有5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人民自由党(该党对库尔德人持同情态度)面临被驱逐的危险,从而使正义与发展党一举占据2/3以上的绝对多数。而由埃尔多安提名的耶尔德勒姆在5月22日赢得党魁选举之后,更是放出了支持修改宪法、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口风。这意味着埃尔多安的人马不仅控制了立法机关,他本人也将作为行政首长继续执政,与1960年时的情形已相差无几。

    

    2011年7月,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右一)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建立共识基础”大会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7月15日夜间,现代土耳其历史上第五次军事政变爆发了。这一回,叛军没能复制昔日的成功,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平定。但埃尔多安的胜利并非一劳永逸——2013年声势浩大的左派抗议运动已经显示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泛伊斯兰化政策的拒斥,军方则对他大权独揽的行为深感警惕;而在伊斯兰阵营方面,曾经是正义与发展党重要支持者的流亡思想家法图拉·葛兰(他被埃尔多安指控为政变的幕后黑手)以及其他激进人士却认为埃尔多安做的还不够,应当将土耳其改造成一个彻底的政教合一国家。内忧外患之中,埃尔多安能否扛过下一波挑战,土耳其是否会陷入国内政治动荡,将对中东变局的发展产生新的重大影响。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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