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艺苗:布达佩斯音乐之旅(下)
2016/8/26 三联生活周刊

     除了李斯特,匈牙利的现代音乐非常著名,李斯特音乐学院就培养了不少现当代音乐大师,如上面提到的巴托克,还有当代音乐的代表人物里盖蒂和库塔格,还有科达伊,他是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如今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已经老远传播到了中国。

     巴托克生活在20世纪初,1881年到1945年。他的音乐现在听来也是很硬的,不和谐,不讨喜,几乎比后来的先锋音乐更酷,像一根大圆木直直撞开了现代派的大门。而我是在巴托克和里盖蒂的故事中了解匈牙利的,这个国家对待他的天才们并不仁慈。巴托克生活的时代,匈牙利政局动荡,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成立民主共和国,1919年变成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又是大战来袭···巴托克关注邻国罗马尼亚的音乐被骂成卖国贼,以左派流亡分子的脚本编写的舞剧上演时遭受暴力威胁;出版的罗马尼亚民谣被标上“禁书”;各种被批评嘲笑挖苦都是家常便饭。

    

     巴托克

     我站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大厅里,看着墙上白色镶嵌金色的马赛克女神像,这里到处是褪色的大理石,绿色大理石地面,巨大的绿色大理石圆柱上一颗一颗金色钉子排成几何图案。整个格局,庄严里有精细,褪色中保存气势。布达佩斯是华丽的,沧桑的,如今有些黯淡低落,等你了解它的变故之后,发现那不仅是时间的消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人们总是要不停争吵、要挟、互相攻击、挣扎,把美好的事物和人生弄得一团乌烟瘴气,再一点点遗憾、老去。城市大概也是如此。

     巴托克是这个城市的异类。他瘦削、生硬、易老,青年时代就像个倔强的小老头,脸上的五官立体干脆,让表情看起来无一点回旋的余地。他身上没有布达佩斯的一丝华丽气质,他属于书斋与山崖。如今我们知道作为作曲家的巴托克,其实他还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还是民族音乐学家。最让他头疼的是没完没了的钢琴课和为了谋生的巡回独奏会,最让他开心的除了作曲,还有去乡村采风。

     他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乡间土路上徒步旅行,背着笨重的留声机。在偏远的村落里才能听到最纯正的乡村音乐。如今这些村落都造了公路,两旁是低矮的房屋,红红黄黄的屋檐,院子前有花篱。那些洁白风车,鲜亮的招牌,点缀在青翠麦田里。空气好,生活物品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颜色与尺寸,看着尤其新颖喜人。现在看来,对于一位20世纪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如此天分的作曲家,去做这些乡村音乐的改编整理,多少有些不务正业啊。但是在巴托克那时,铁路已经修到了乡间,现代主义的扩张很快会让民间音乐失传,这大概就是催他上路的理由。

    

     巴托克

     我和朋友们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乱逛,听街头艺人拉琴,吃甜到头晕的面包圈,花掉剩下的几千块福林。十字路口有一个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找不到路的时候只要回头看看它就能给自己定位。从布达佩斯剧院出来的时候,马路对面一阵喧闹,有跳舞的人群!人在异国容易兴奋,我们混到跳舞的人群里面,高兴地跳起了广场舞。原来是吉普赛人,只有十几人,舞一阵跑一阵,女人们娴熟跳着,裙摆像黑色矢车菊绽放。男孩打着象脚鼓,吼一个欢快的劳动号子,很快就跑远了。他们人不多,不知道在庆祝什么,在越来越安静的城市里,多少有些突兀。民间音乐是跟着生活方式流传的,有劳动的歌,敬酒的歌,哭丧的歌,嫁人的歌,而如今生活方式已经全球化,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吃相同的麦当劳早餐和星巴克下午茶,不知道古老的民间音乐还能流传多久?

     巴托克写了不少民间小曲子,《六首罗马尼亚舞曲》、《八首匈牙利民谣即兴曲》、《小宇宙》《粗野的快板》,这些小曲子差不多都是采风的记录。

     十五年前,这些乐曲是我的作业,作曲老师说,回去把它们分析分析。那时,我住杭州,一个朝阳的小书房,钢琴边上有一张原木的折叠小书桌,两个大笔记本,上面都是我写的乐曲分析。现在想想,如果分析音乐过分认真,日后会成为一位音乐作家,而不是作曲家,作曲家都是凭直觉分析的。巴托克的民间乐曲,看起来和声笨笨的,老是闷在一个音上不走,为了还原民间的淳朴。后来我发现,那就是他个性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完全不会周旋和讨好的人。

     “每个人都必须努力看穿一切;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他必须完全独立,漠然不动。只有这样,他才能与死亡和解,与无意义的生活和解。”

     尤其喜欢俄罗斯小提琴家慕洛娃演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慕洛娃身上也有一种倔强,她还有如水的灵气。乐曲中好多民间节奏,歌谣的句法,始终持续,可是曲调极其游离,远行和冲破界限的冲动不可遏制,表现在音乐中有些刺耳,如今听来也令人费解。

     二战时期,巴托克背井离乡去了美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适应新环境并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到中年之后去整容,整的再好看也会一直不习惯自己的新模样。60多岁的巴托克来到美国之后,重新开创事业,开独奏会,谋求大学教职,倔强内向的性格没让他少吃苦头,而那里都是大厦、汽车和人群,不再有苍茫的土路给他游走。后来他患了白血病,依旧倔强地要命,不肯接受朋友接济,最后朋友们只好以委约乐曲的方式为他支付医疗费,委约的就是他的最后一首乐曲,《乐队协奏曲》。

    

     毕业之后,我好久没听巴托克。那时课堂上的内容都被我塞回青春时代,没人想把烦闷失落的青春再来一遍。可是我再搜出来重新听的时候,发现那些曲调,居然就是我平时瞎哼哼的那些。《乐队协奏曲》,他终于愿意温暖一些了,和声圆满,曲调浑厚。与过去讲和,与命运融合。民间音乐的节奏感依旧存在,那些执拗的持续音,居然给他写成了一种经典的旋律风格,这是他对自我的成全。

     我最初听到匈牙利民间音乐,是在电影《英国病人》里面。其实那个烧伤的病人奥尔马希爵士并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人。电影一开始那段匈牙利民谣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地理学家,探险家,隐藏了名姓和国籍,在没有地图没有边界的撒哈拉沙漠里寻找消失的绿洲。随身只带一本希罗多德的《历史》。

     凯瑟琳在他的床上醒来,听见一段音乐。他用留声机播放一段歌谣给她听。就是电影一开始那一段女声吟唱的匈牙利民谣。这首歌里有他匈牙利贵族的身份,有他的过去,男孩的成长。可是这段歌曲一点也不像欧洲的歌谣,它妖媚沧桑,倒让我想起东方,想起神秘的巫言。大概是这首神秘的歌召唤他远行,去远方寻找故乡。后来他在一个金发女人身上找到了。凯瑟琳成了他的港湾,他把她优雅的颈部凹陷处命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

     顿时理解了这位英国病人,以及巴托克。原来他们都来自匈牙利,都有一个游牧民族的灵魂。我从古老的渔人堡走下来,风很大,一路见到很多青铜的骑士雕像,大部分已经生锈发绿。他骑马站在广场上,一个矫健的黑色身影映在蓝天上,好像踩着祥云跋涉而来。在千年纪念碑的广场上,古老的国王们也都骑在马背上。

    

     巴托克

     布达佩斯的士兵们,穿草绿色笔挺制服,看起来有一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朴素耿直,却都穿一双资产阶级的质地精良的黑色皮长靴。这是骑士的靴子。讲究的靴子好像也是骑士传统之一。以前看过茱莉亚·比诺什主演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年轻英俊的骑士在瘟疫肆虐的村庄里穿行,他从她家屋顶跳下来的时候,全身褴褛,像个要饭的,却把一双昂贵的靴子绑起来挂在肩上,他心想,这双靴子会让她相信,他是拥有贵族封号的骑士。

     “匈牙利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早期。公元9世纪,马扎尔人游牧部落向西迁徙,定居在多瑙河盆地;在1241——1242年蒙古金帐汗国的攻击下,匈牙利曾经遭到沉重打击。

     2.匈奴帝国时期。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各民族陆续迁移到这里,首先到来的是匈奴人,在阿蒂拉的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

     在酒店读到旅行手册上的文字。

     在古代,有一个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人们称之“匈人”。他们从4世纪开始西迁,入侵东罗马和西罗马,策马沙场,如乌云压境席卷大半个欧洲,因此引发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徙。这里的旅行导读把匈人当作中国古代的匈奴帝国,大部分学者也都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北匈奴西迁和欧洲的匈人进攻正好处在同一时间。只是一直尚无定论,DNA测试也测不出结果。

     中国的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却在两地民歌研究中得出结论:匈人就是匈奴人!

     杜教授写了一部厚厚的著作《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裕固族人口不足1.5万,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部,虽说小民族,却有三个分支和语系,在元朝时其中一支最重要的部落曾被一位蒙古王子统治,讲蒙古语。经过20年的搜集、整理和钻研裕固族民歌之后,杜教授发表了一篇震惊海内外的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指出它与匈牙利古代民歌存在大量相同之处,认为匈奴音乐文化就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从两国民歌的极其相似确认了匈人即中国汉代的北匈奴部落。这项研究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匈牙利、美国、日本、阿根廷纷纷邀请杜教授举办学术演讲会。有一位匈牙利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听了一段裕固族西部民歌的录音,居然可以分辨个别词句,而且还知道这首歌曲,连匈牙利人和这位记者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两地民歌的语言、音阶、调式、结构都十分类似。

     在旅行手册里面,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阿蒂拉”,匈牙利历史上的“匈人帝国”之王。人们称他“上帝之鞭”,形容他在战场上风卷残云一般勇猛残暴。我知道他竟是因为威尔第的歌剧《阿蒂拉》。

     阿蒂拉生活在公元406—453年,活了47岁。即使所向披靡,将士的命运终是早逝。在欧洲史诗的有关插图里面,阿蒂拉穿蒙古裘皮长袍,戴皮帽子,一张高颧骨国字脸,像中年版的郭靖。

     他的故事也很传奇。

    

     歌剧《阿蒂拉》

     条条大路通罗马,阿蒂拉竟是被捉去罗马做人质的。那时他12岁,已是匈奴王。他在宫廷里面读书、学习,被灌输各种古罗马文化习俗,罗马人希望他以后回去多多传播大罗马帝国的文明。阿蒂拉尝试逃跑,却老被捉回来。不知道这一传说是否属实,若是在罗马教育长大,他那匈奴人的战斗力又是从何而来呢,12岁之前他就能弯弓射大雕么?

     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绩都已镌刻入欧洲历史,成为欧洲文明形成中亡命般的传奇。

     入侵东西罗马,杀到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远征高卢,直至意大利,把西罗马的皇帝赶跑。差不多整个欧洲都在匈人铁蹄之下:东起咸海,西至大西洋,南起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但是在这位伟人去世之后,他的帝国也速速覆没了。

     威尔第的歌剧《阿蒂拉》就是关于他的死亡故事。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人们给予他一个传奇之死。可见他虽然残暴,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歌剧《阿蒂拉》

     公元425年,阿蒂拉率军入侵意大利,杀死阿奎利亚城的国王,俘虏了公主欧达贝拉,公主发誓替父报仇。“你可以拥有整个寰宇,但把意大利留给我”,罗马的将军这样对他说,可是风头正健的勇士如何听得进去?后来他一路攻到罗马城外,教皇对他说“你是人类的天谴,但这里是上帝之城。”阿蒂拉觉得这句话如此熟悉,仿佛梦境里听谁说过。他心里升起敬畏,宣布停战,双方和平欢庆。但就是在那天夜里,公主欧达贝拉用阿蒂拉赠她的剑杀死了他,罗马军队也攻入匈奴阵营。

     英雄最后死在了女人手里。

     这传说当然是杜撰的。但阿蒂拉的死确实是和女人有关,据说他当时新娶了一位勃垦地少女,新婚之夜喝高了,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导致窒息而死。英雄没有战死沙场已经令人扼腕,而他居然是这样不小心死的。现实如此嘲弄戏剧。

     威尔第写《阿蒂拉》的时候33岁。那时他已经写出了第一部代表作《纳布科》,但还没写到日后的《游吟诗人》和《茶花女》那个黄金时代。《阿蒂拉》在威尔第的目录中并不算重头戏,那几年他还在风格摸索期,但在中国它却是时常上演的,毕竟这是一位匈奴将领,让中国人在欧洲扬眉吐气之战神,值得大演特演。

    

     歌剧《阿蒂拉》

     我看的那一场是匈牙利和中国的联合演出,在上海大剧院,为了庆祝威尔第大师诞辰200周年。

     相比后来那些成熟之作,这里剧情显得拼凑,人物看起来模糊,好像还未从破旧历史书里面走出来。政治因素超越了剧情和人物,在戏剧中如此安排显然是不明智的,人们看戏又不是为了学习政治主张。威尔第的才情在写歌剧中逐步摸索和积累,后来的《阿依达》就倒转了这种局面。

     但是从前奏曲开始,我就被它的激情点燃了。一直觉得这个意大利式荡气回肠的主题曲是最激励我的音乐之一。有这样一种激情牵引着,剧情就算是老远的欧洲老故事,也令人振奋。除了主题曲,合唱的烘托也感人至深,还有重唱,安排妥贴,句法成熟。

     威尔第的早期作品几乎都是政治性的,英雄、家国、复仇、压迫、解放、权力争夺,古老的正歌剧成分居多。因而那些作品难以像《茶花女》那样流传。让人惊异的是,在这里你听见威尔第年轻时代的热情呼之欲出,在这样一部政治题材的作品里面,居然爆发出如此感人肺腑的热情,让人想到威尔第的雄心和他生活时代的社会风貌。在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兴起,独立主权意识觉醒。威尔第确实不同于那些不理政治的艺术家,他后来参政做了国会议员。

     你一定要看看欧洲的教堂。

     我们去看圣伊什特万圣殿,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天主教堂。漫步在96米高的宽阔穹顶下面,仰望隐没在阴影中的壁画,感受主的恩惠,觉得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某些信念引领着,没有堕入时间的深渊,在圣殿里面,依旧有深深敬畏,虽然那并不是我的神。

    

     圣伊什特万圣殿

     平时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中世纪的圣咏,台下听得昏睡,我自己也草草。可是在这里,那些平时记不住乐谱的圣咏,自己从耳畔轻轻响起来,漂浮在头顶。独唱的男声,诵唱一段拉丁文,女声像风一样,忽而飞上了天空。那女声合唱原来如此赤诚,如同追问不休,为什么,为什么活着要承受苦痛、分离、欲望的折磨,为什么人们要相互争夺、彼此控制与仇恨?

     石头是死的,画中人是假的,但什么在吸引你,感动你?你看见石头被打磨得光滑匀称,一块一块整齐叠置至高朗开阔的穹顶。顶部的构造精细饱满,每个棱角都有手工的繁复装饰,每段装饰都似而不同。还有那一幅一幅壁画,所有人物都安详、纯洁而生动,所有色彩也都安详、纯洁而生动,细腻到看不到笔触。当它们一点一点在巨壁上绵延,延展至目力远处,你发现那就是一部史诗。你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艺术,还有信仰及其热情,如果没有信仰,人能够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不懈怠、不厌倦?

     所有的细节都让你发现,这里有神存在。

     人们对待那神灵也不全是敬畏,还有一种孩童似的珍爱在里面。色彩丰美的绘画、鲜艳的彩绘玻璃窗、花岗石、蓝色的大理石,金箔。把好看珍贵的宝贝都收藏在教堂里,每次来做弥撒都细细观赏不忍离去。就像小孩子们收藏在半岛铁盒里的玩具,丢失一件是会伤心很久的,任何金银财宝都比不上。

     从教堂出来时,在门口看到一个摊子,写着音乐会售票处。原来教堂里每天晚上还有一场管风琴音乐会上演。于是和朋友们兴致勃勃买了当天晚上的票。

    

     布达佩斯歌剧院

     从圣伊什特万教堂出来,走过几个路口,就到了布达佩斯歌剧院,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混搭巴洛克元素的歌剧院,建于1875—1884年。里面的华丽穹顶和壁画,让我想起刚才看过的教堂。在上上个世纪的欧洲人心里,音乐也是一种信仰。我在宽阔的大厅里,轻轻哼唱喜欢的咏叹调,听它在华丽的壁画间流淌,在声音流淌中感知它的开阔与静谧。

     在街头磨蹭到傍晚,吃匈牙利油饼,喂肥胖的鸽子,在广场上玩自拍。等到天黑之后,返回大教堂。

     在门口抽了一张节目单,曲目写在简简单单一条白纸上。

     灯火微暗,一架不起眼的管风琴出现在讲经台上。然后管风琴音乐会开始了。由管风琴家主奏,时而邀请他的朋友合作,一位长笛家和一位年迈的男歌手。都是熟悉的曲目:巴赫改编的维瓦尔第作品BWV593;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莫扎特的C大调行板K315;舒伯特的《圣母玛利亚》;最后是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说实话,演出水平远不及我们音乐学院的孩子们那样娴熟自如。可是在教堂里听到我最爱的《g小调柔板》,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长笛把曲调吹得轻快,轻灵如小鸟,飞向彩色玻璃窗,划出一条一条旋律。伴奏的管风琴音响延绵不绝,在巨大的穹顶和四周拱廊下回响,如群山回应:哈利路亚!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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