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制度为谁服务？
2016/4/5 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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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而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个真正具有激励和推动作用的金融制度框架呢？

    

     文/马光远 特约编辑/马小琳

     近日，中国民生投资董事局主席董文标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谈及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难点时，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推行普惠金融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现有制度不支持。

     金融改革的两个可行路径

     董文标先生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中国过去的金融制度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金融制度体系的设置也都围绕国有企业而进行，金融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是大国企参加，所以制度主要是为国有企业制定的。

     这话完全正确。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们的金融制度完全为国有企业服务。当然，那时的金融和现在的金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金融的一系列定位却形成了某种基因。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不管制度如何变迁，这种基因很难彻底改变。在金融制度的重构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证券制度、保险制度、基金制度，还是商业银行制度的设计，仍然难以摆脱为国有企业、为大企业服务的基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制度也开始为非公经济中的“大企业”，也就是富人服务，但大量中国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这种基因不改变，金融要为中小企业打开“窗口”，基本没希望。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难以获得中国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根本在于金融制度的基因，决定了它的服务对象不可能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几乎年年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但几乎没有太大的解决希望和空间，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导致草根金融和民间金融在一个被严厉打击的环境中野蛮生长，成为中国中小微企业和民间融资的主要来源。

     要在中国真正推行普惠金融，只有推翻现有的金融制度，重起炉灶，也就是董文标所言，必须进行制度上的革命。当然现实是，推倒重来的可能几乎没有。

     而可行的路径有两个：一是保持存量不动，通过开放金融管制，培育增量。这几年中国金融业最大的成就，我认为不是存量的改革，而是增量的成长，大量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尽管很多是野蛮生长，但充满了力量。二是由门口的“野蛮人”来改变，比如马云。马云等互联网大佬开创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一场对传统金融的革命，互联网金融一开始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这种基因和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金融。

     “创新创业”更需金融改革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将金融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这种视角非常耐人寻味。其实董文标所言的金融制度的革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而且也可以用于思考中国的创新战略问题，特别是对于当下致力于“创新创业”双引擎的中国而言，也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创新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也是全球都极为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那么，最重要的创新元素是什么？是技术、文化、制度，还是环境？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中小企业是任何一个创新大国最重要的创新之源。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10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和推动作用的金融制度框架呢？

     来源：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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