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从“信”到“霸”却又不得好死,变革者都是悲剧吗?
2016/4/21 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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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中的管理智慧之五

     不要说那些失败的变法,即便是名垂青史如商鞅变法,但为什么变法者最后仍往往不得好死?

    

     文/王缨 责任编辑/杨光

     战国中期,上天赐予了秦国一次伟大的机会,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商鞅变法。

     司马光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资治通鉴》当然不会落下这次记载。

     但是,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司马光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没有纠缠于对变法具体内容去做分析,也没有对变法本身妄加评判。

     面对历史留下来的资料,他的叙述聚焦在三点: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变法?变法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变法名垂青史,但变法者最后为什么却五马分尸?

     机会的降临

     公元前361年,秦国年仅21岁的国君渠梁即位了,他就是那位起用商鞅变法而把秦国推向强盛之路的秦孝公。

     但此时,放眼黄河、崤山以东辽阔的地平线,大国仰马嘶啸、小国版图裂变,年轻的君主怎么甘心!秦孝公不能坐视秦国蜗居西隅、为人鄙视。他仰慕自己的先辈——300年前争霸春秋的秦穆公,他渴望实现父亲秦献公已经开始的东征计划,他要把秦国重新带上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他向国中发出号召:“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寡人封他高官,给他土地。”

     号令一出,正寄居魏国、胸怀抱负、潜心法家刑名之学的商鞅,及时地接收到了信息。他欣然启程,向西入秦,托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自己。当得见孝公后,交谈仍然一波三折。谈“帝道”,谈“王道”,直听得孝公犯瞌睡。于是商鞅最后转向谈“霸道”。对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细节,司马光直接省去前两道,只说了一句话:商鞅“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那些仁德教化太高远了,秦国当下需要快速崛起!

     过程的艰难

     不过,商鞅变法在秦国还是准备了五六年才开始实施,变法措施也是分两个步骤向下推行的。这已可见过程之艰难而谨慎了。司马光叙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卫鞅就是商鞅。他在众人的反对下对秦孝公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众不可与他们商议开创事业的计划,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谈论至高德性的人与凡夫俗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要成就大业就不能去与众人谋划。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泥和遵循旧的传统——这后一句,正是商鞅变法的纲领:“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坚决反对变法的士大夫甘龙却争辩说:不然,缘法而治,官吏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因为甘龙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卫鞅反驳:常人安于旧俗,学者限于所知。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探讨老规矩之外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因循而动;贤德的人因时更礼,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说:“善!”叫停争论。公元前359年29岁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制定和推行变法。左庶长,就是将军。既是官职,也是爵位,可以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甘龙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执政时就是左庶长,如今商鞅来了,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左庶长之位给了商鞅,让他掌控变法实权。

     商鞅虽然握权在手,但仍然不能说明他就有了摆布大局的实力和威信。法令详细制定出来后,商鞅并没有立刻公布,而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了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如果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门,就赏给十金,后来又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想尝试一下了,便把木杆运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有学者研究,法令正式开始实施是在公元前356年。变法颁布一年后,数以千计的秦国百姓就纷纷来控诉新法。恰在此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的态度十分坚决:“法之不行,自上犯下”。但毕竟不能对太子动刑,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刑,在另一位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从此,秦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了,法令实行的十多年里,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那些议论过新法是制造麻烦的人也回过头来说新法好了。但商鞅却依然断定:这都是些乱法刁民!于是居然把他们流放边疆!以后就真没有人再议论法令的是非了——从此,这位变革者表面上没有了敌人,实质上也没有了朋友。

     变法坚持了18年。历史的无情还是让后人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命呜乎后,变法立刻遭到了致命的阻击,商鞅本人在逃亡被捕遭斩杀后,更被车裂分尸,令人扼腕。

     注定的夭折

     商鞅变法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竟引来如此愤懑?

     相比较而言,秦国是战国时代最为锐意进取的国家。为了整肃社会秩序,它开始设置“县”一级行政组织,并将人民严格编制,互相监督,犯法连坐。这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法令一贯到底。秦国奉行强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废除旧有的“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奖励农耕。凡致力于本业,能够多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的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反之则全家没为国家的奴隶,这使秦国能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而在战场上,鼓励平民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去获得上等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就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秦国从底层培养起了国家的新生代势力,从战争中收回了过去被周边他国夺去的土地,并迁都咸阳,为后来更大规模的讨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商鞅变法是那个时代时间最长,对旧制度、旧贵族势力扫荡最坚决的一次,这在东方六国望尘莫及。

     但是当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样?赵良却坦然回答:大家都唯唯诺诺,就让我直言相告吧。百里奚原来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地位提拔到万民之上。他在秦国相位六七年,曾讨伐过郑国,也为晋国扶立了国君,又救楚国于危难之中。这都是他干的大事。他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前呼后拥的架势,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他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遵守丧礼。再来看看你,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为进身之途,待掌权执政后,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孙贾刺面受刑,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八九年。而你一出门,侍卫护卫,车甲尾随,没有保卫你绝不出行。《尚书》说:依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诗经》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你做的这几件事算不上以德服人,你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你的罪名还会少吗——不错,商鞅制定的法律极为严酷,他曾经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但赵良的这番话没有能够劝阻商鞅,不到半年,商鞅就大难临头了。

     甚至可以说,商鞅就是直接死在了自己全力推动的严刑峻法上——历史,往往充满了讽刺。

     成功与悲剧

     而对于商鞅变法,司马光是这样评价的:

     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卫。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也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而商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处在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力,那个时代尚且不能忘记要树立信誉,收复人心,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司马光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信誉。由于在“富国强兵”的愿景目标上达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权和毫不动摇的支持,使得商鞅敢于放心大胆地作为,并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贡献。这是国君在重臣的心中树立“信誉”。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变法将有多么困难。城门立柱,移木赏金,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信誉”。最终,两种“信誉”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价值认同。没有这样的“信誉”,变法怎么可能发生在秦国,而不是它处呢!战国七雄而由秦国完成统一,商鞅变法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商鞅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是成功的,可对于商鞅本人却是一场纯粹的悲剧。

     时代是“尔虞我诈”的乱世,商鞅更是“过于刻薄了”。以高压的方式横扫人心,凶险残酷,为达目的不择不顾,他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一切事物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或许,这是商鞅帮助秦国进步和发达而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态度和手段,但是对于个人权威无限量地过高估计,自恋于功成名就,把民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将“道义”完全踩碎在脚下,这一切正是对于“信誉”的滥用。秦国后来的发展登峰造极而又迅速崩溃,无不是受到从商鞅到李斯都笃信厉行苛政的影响。

     “树立信誉”,是为“收复人心”。但人心向背,不容亵渎“信誉”。改革的成功与改革者个人的结局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商鞅由“信”而“威”,由“威”而“霸”,由“霸”而“亡”。他的悲剧就在于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以“驾驭环境”,终至丧尽人心,而没能“正确地做事”。

     而事实上,对变革者而言,正确地做事,往往比做正确的事,更重要!

     今人看商鞅变法,正如史家翦伯赞先生告诉我们的:“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改变历史,在于我们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来源:中外管理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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