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半辈子痴心红学 一梦不醒 只为中华一雪芹
2016/6/1 每天进步一点点

    

    

     《红楼梦》开篇便写道：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想有一个人是理解其中滋味的，他便是“红学泰斗”周汝昌。

    

     周汝昌的一生，一再论证说明《红楼梦》乃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巨构”，曹雪芹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并视曹雪芹为知己。

     周汝昌平时话不多，可一提起《红楼梦》，就总是滔滔不绝。所以友人曾戏言，在周先生面前，你可千万不能提红、楼、梦、曹、雪、芹这六个字。

     周汝昌去世前曾在病榻上“心痛中赋诗”一首：

     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

     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

    

     1918年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父亲周景颐是光绪年的末科秀才。但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

     周汝昌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从小醉心于文学艺术。

     1926年，周汝昌进入咸水沽镇田家坟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同学送他一个称号“铁第一”。而且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中学时英文水平与老师不分伯仲。

     1933年，周汝昌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觉民中学。后因战乱停课。

     1937年，周汝昌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又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

     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

    

     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上演的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

     同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

     被遣散后，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

     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并告知其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时间是最经得起用的，也是最经不起用的。周汝昌从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

    

     1940年二十三岁的周汝昌和十七岁的毛淑仁结为连理，相携一生。妻子逝世后，周汝昌在怀念妻子的文章中，对妻子的贤惠、聪颖的感激之心、赞赏之语跃然纸上，使人若感同身受，不由得生起对这位女子的敬仰。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哥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信，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让周汝昌去燕大图书馆查证一下。

     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生前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公之于众。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的外文系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也因为这本书，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由“红”变成“黑”。在后来的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被关进了“牛棚”。第二年中秋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

     幸运的是1970年8月下旬，周汝昌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启程那天周汝昌到总部办手续，打开公函一看，“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在周二年来总理的明察秋毫之下，周汝昌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外，周汝昌还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过《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周汝昌先生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

     周汝昌先生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他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

     周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凡到访过周汝昌的人，感触较深的首先便是其生活的清贫。“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汝昌的家人曾说过，周先生对于物质从来都没有任何要求，只是沉浸于学术研究著述的快乐之中。周汝昌去世以后，当有记者问及周老留下的遗产，其子周建临坦言，“他哪有什么遗产？他住得很简陋，说是红学大家，完全是一个穷人。”

    

     遵周先生遗愿，先生去世之后，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他是一个谦恭的学者，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半辈子痴心于红学，一梦不醒，只为中华一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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