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红高粱》诞生记
2014/10/31 三联生活周刊
近日，随着电视剧《红高粱》的热播，九儿和余占鳌的传奇故事再次回到大家的视野。莫言认为周迅和九儿一样，都是非常有灵性的女人，周迅把山东高密姑娘那种纯美交加的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时间倒退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莫言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这部小说的，又是如何与张艺谋结缘，拍下那部里程碑式的电影《红高粱》的？今天的微信，读一篇主编朱伟的旧文，来看看他眼中的故交莫言与《红高粱》的故事。
电视剧《红高粱》剧照
任何人大约都是分裂的。农村长大的莫言在城市里会感觉缺少安全感，即使他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仍以一种不信任的敌意警惕着城市。但农村又是他当时努力挣脱之地，他也难再回到他不愿再回去的生活环境，于是他就会既厌恶城市生活，又讨厌农村生活。但农村他无法遗弃，因为有家；城市他也无法逃离，因为也有家。这样要谦和地应对分裂的生存，也许才是那种最刻骨的无奈。莫言的表面，嘴角下垂，眼睛眯起，自然就是温和的笑模样。他好像是在鸿沟与鸿沟间，只能小心翼翼与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不能回绝任何人，似乎也不能有什么脾气，反抗所有的现实。而他骨子里却又是极有清高，极有自尊与不屑的，它们只能被潜藏、掩埋着，表面行为与心理行为分离。他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承受力，写到小说中，才有一种强大的畸形。
莫言在当时，与马原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不喜欢那种轻薄的叙述的游戏，由此他写短篇，常常是应付一般性约稿的需要，内心深处则一直在追求长度与密度，喜欢所谓的“大沟壑、大抱负、大苦闷、大气象”。《红高粱》就是这种宏大情结的产物。
他写《红高粱家族》的设想，背景是韩少功当年提出的“寻根”的口号。韩少功提出“寻根”后，很快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归去来》，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爸爸爸》。贾平凹随后迅速以他的商州系列呼应。当时郑万隆在北京写他的老家关东，李杭育在杭州写葛川江系列，莫言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从意象转换到对传奇的兴趣。当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也是实际的启发，他要塑造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神话。这个系列先以《红高粱》为开头的构思，是《爆炸》发表后他与我谈起的，他说，高密家乡有太多精彩的土匪传奇，高粱地为土匪出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他一开始真没有说到那场伏击，也没说到罗汉的活生生被剥皮。我说，那么，这个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这也算事先就向他订了货。
有关《红高粱》的发表本身也还有点传奇。当初各大编辑部之间开始抢稿，但还没有高价优先的恶性竞争。莫言准备动笔后，过些天我就去军艺看看，问问写作进程，但也不敢多催。过些日子再去，问他写完没有，他说，刚写完，但刚被《十月》的章仲锷拿走。我一下子就急了，我问他，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了就给了他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他说想看看我的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当时年轻气盛，我就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然后就打电话给章仲锷，我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章仲锷是《十月》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优秀的前辈，现在想想，当初的我真有一种狂妄的不顾一切。也亏得章先生雅量，当初他在电话里并没有分辩，过了两天，我就收到了他寄回的稿子。现在，章先生已经作古了，再回想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的都是后来相遇，章先生嘴角那种宽厚的笑。
《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开春的《人民文学》上，这个中篇给莫言的创作带来的推动，我以为是在传奇背后那种对强力的强调，以及与它相应的洒脱与浪漫，这也是张艺谋看中它而把它改编成电影，通过电影把莫言符号传播向全世界的原因。
《红高粱》拍摄期间的莫言和张艺谋
张艺谋当初是在帮吴天明拍《老井》，并在其中演主角，他是通过影协的罗雪莹联系的我，因为莫言自己不愿意改剧本，就请了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与我合作。他是我在《人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们的女儿，就是现在的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我还记得第一次谈剧本，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到我家，盘腿坐在沙发上，人精瘦，两眼放光的样子。他太喜欢小说中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红高粱》的改编，其实是在我当时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在深夜的灯光下聊起来的。张艺谋是个太易激动的人，聊到兴奋处常常忘乎所以，眉飞色舞。当时聊得最激动的是有关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说，打仗的戏必须简化，因为当时八一厂那些烟火师绝对拍不出壮观的战争场景，技术要求达不到，所以只能从高粱地里找感觉。他找了一部日本电影，在我家录像机上一起看其中芦苇在光影中舞动的各种感觉。记得他说，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罗汉大叔死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的残缺的高粱红了，然后是那首歌：“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但是，他后来到高密、东北、内蒙古去找外景地，走了一圈回来说，真是到处都找不到莫言小说中那种高粱的感觉，哪里还有那样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呢？不用说，大场景于是被否定了，仔细想，日本兵碾高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后来，据说他只是专门去高密种了几十亩的高粱，只要局部的感觉。这部电影的投资，据说只有80万元。
《红高粱》的剧本，我写的是初稿，写完后交给陈剑雨，由他根据电影的要求修饰为二稿。我还清晰记得给陈剑雨送稿的那一天是雪后，白天下完雪融化，到晚上路上都是冰，天很冷。我从白家庄骑车到和平里，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随时都可能摔倒，却最终又不倒，那都是什么样的岁月啊。现在，陈剑雨也已经过世两年了，他的肝一直不好，后来得的是肝癌。
我们弄完剧本后交给张艺谋，等他的分镜头剧本出来，刚开始片名叫《九九青杀口》，将颠轿、野合、最后杀鬼子都纽结到这里，突出传奇背后的神秘性。等后来再到影协看到样片，片名回到了《红高粱》，放大了传奇中那种洒脱的精神面貌，把颠轿、野合拍得那么豪放而有诗意，且整体节奏是那么漂亮。那时的张艺谋真是激情四射，才华横溢，提升了莫言小说中的精神强度。电影《红高粱》应该是把莫言引向西方的一座坚实的桥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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