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摔童”案：命运的两分钟
2014/11/1 三联生活周刊
昨天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大兴摔童案”凶手韩磊被执行死刑。一年前的7月23日，李某和自己两岁半的女儿在公交站等车时，因为停车的问题与韩磊和李明起了争执。从韩磊下车，到他与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发生争执、扭打，抓起车里的女童高举过头猛摔在地，乘坐李明的车逃离现场，全部过程不到两分钟。
9月16日，北京大兴摔死女童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韩磊(前)、李明接受庭审
现场
出碧海公园东门，往南走50米就是北京大兴旧宫镇的科技路公交站。这是个小站，只有524和729两路公交车经停，再往南几百米就到了旧宫医院。沿街两边，各色店面的花色招牌次第排开，以小吃店为主。晋舫莜面村是距离公交站最近的饭馆，店面和公交站之间那一小块空地，夏日的夜间就被用来经营露天烧烤摊，店家不仅摆上了桌椅，还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监控范围刚好延伸到公交站牌。
7月23日晚上，小含(化名)和妈妈出现在摄像头画面里是20点51分52秒，这个年仅2岁10个月的小姑娘坐在婴儿车里，妈妈推着她过来，在站牌前停下。在警方的调查笔录里，小含的妈妈回忆说，她们19点多到的碧海公园，玩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打算去物美超市。两者相距大约六七百米，走过去不算太远，之所以停下来，小含的妈妈说，是因为女儿看到站台突然提议要坐公交车。从科技站上车，729路坐两站，在庑殿路南口下，往前走一点就到超市了。
20点52分16秒，母女俩停在站台不过十几秒，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从北往南出现在监控画面里，车速很慢，车头朝着婴儿车的方向逐渐停下，车门打开，坐在副驾驶上的男性下了车，他就是韩磊。韩磊走向婴儿车旁的母亲，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摄像头并不能还原，监控画面里没有声音。只能通过画面看见，他们刚交涉了一会儿，婴儿车动了一下，现场情况突变，韩磊突然动手打了小含的妈妈，两人扭打倒地。他们的动静惊动了小吃摊和过路的人，有人过来劝架，白色轿车里驾驶座的人也开门下车走了过去，就是李明。韩磊先站了起来，20点53分25秒，他冲向旁边的婴儿车，站在车头的正前方，双手抓起里面的孩子，齐胸高举过头，猛地摔向地面。
悲剧不过眨眼之间，韩磊的动作很连贯，没有半点犹疑，周围的人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孩子被摔在地上后，画面里才有人反应过来，将韩磊从婴儿车旁拉扯到人行道一侧，李明则迅速回到了车上，他启动了汽车，虽然更多人围了过来，但韩磊还是拨开试图阻拦他的人，大步冲到了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上去，车子加速开走，时间刚好是20点54分整。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目击者们陆续拨打了报警电话。最早报警的是刘裕，他作证说看到韩磊打人和摔孩子。“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我就过去推那个男的，跟他说别打孩子啊，这个男的就跟我说让我别管，还说要拿刀捅我，我就回头看那个孩子什么样了，那个男的直接上车后就准备走，当时有路人要拦着这个男的不让他走，也没拦住，拦的人手还被划伤了。”受伤的是目击者杨金立，韩磊上车后，他为了拦车，“用力拽后车门”，但李明踩着油门加速开走，他的手被划伤，手指带血的照片也留在案卷里。
从小含和妈妈出现在画面里，到惨剧后韩磊逃离，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但是4位愿意作证的目击者，刘裕、杨金立、姜宏波和肖玉来，都没有看到这两分钟完整的经过，他们几乎都是从韩磊动手打人闹出动静，才留意到这场纷争的，他们试图劝架，但并没有成功。姜宏波看到的，也是韩磊对小含妈妈拳打脚踢，他作证说：“一个穿白上衣的男子把打人男子劝到了马路牙子上，然后我跟过去，对那打人男子说，干吗啊哥们儿，那名男子也没说话，又回去把那名女子踹倒在地，又走到婴儿车前，抓起孩子举起来狠狠一摔。”肖玉来记得“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而小含妈妈呆坐在地上，“一直在哭”。姜宏波作证说：“孩子妈妈当时好像傻了，愣在原地，后来抱起孩子搂了半天，向周围群众哭喊说救救我们，大家都劝她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她就抱着孩子向旧宫医院方向走了。”
聚会
科技路公交车站的对面，是一家叫天鑫龙的KTV。7月23日晚上，韩磊跟朋友们晚饭聚会后决定唱歌，地点是他选的，就是天鑫龙。
这天的饭局，并不是韩磊召集的，而是他的朋友韩洪刚，地点在旧宫镇人民大食堂二楼的一个包间里。陆续来了八九个人，有彼此熟识的，也有素未谋面的，韩磊和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直到被警察抓捕归案，韩磊都只知道对方叫“民哥”。他们推杯换盏，白酒杂着啤酒，天南海北聊着，饭后走了一两个，剩下的还意犹未尽。韩洪刚提议去歌厅，还给李明的妻子打了电话，说李明要晚点回去，李明住在海淀，离大兴远。他们下楼后，共有两辆车，韩洪刚和几个人在头一辆，李明开着另一辆，韩磊坐在他车上。这个场景，跟韩磊的描述一致，“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下楼后只看见那个‘民哥’在，他开着一辆白色现代轿车，在车上招呼我说上车吧”。
这样的聚会，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并不稀奇。不过，对39岁的韩磊而言，却是2012年10月5日出狱后才有机会翻开的新篇章。从22岁开始，韩磊就在坐牢。1996年，他和两名同伴一起偷盗了一辆轿车，转手卖了3.2万元，但这辆车经评估，涉案价值高达41万元，那一年刚好赶上北京“严打”，一审判决下来，同案的三个人，最轻的也判了15年，韩磊是无期徒刑，他没有上诉。这不是韩磊第一次犯事，1988年，14岁的韩磊因为偷窃自行车被抓了现行，被行政拘留，还上过一阵工读学校。1992年，他又因为在公交车上跟人打架，被行政拘留。这样的演变，似乎应验了父亲很早的隐忧：“韩磊自小主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当时支援三线建设，十几年不在家，1982年才回北京，那时韩磊已经8岁了，我回来就发现他性格不是很好，脾气暴躁。但那时我再想通过教育改变他的性格已经晚了，怎么都教育不过来。”
韩磊是在大兴东高地成长起来的航天部的职工子弟，以前住在东高地小区，三角地小区80年代中期修好后，才搬了过去，这些陆续拆建的房子，是航天部用于改善职工家属待遇的，没有房产证，只能自住，不能买卖。韩磊的父母没有权势，只是最普通的工人，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唯一指望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韩磊和他的姐姐，结果却不遂人意。其实除了性格上暴躁，韩磊也显露过文学上的某些才华，1992年他从航天部职高毕业，在光明日报社一个下属单位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其间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小说，据说当时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韩磊的母亲，让她凑两三万元帮韩磊出版。那个年代这笔钱是个天文数字，韩磊的母亲对于这事也将信将疑。倒是“发小”张国新对韩磊的才华深信不疑，他告诉本刊记者，“韩磊骨子里就是喜欢那些书啊、古典文学什么的，他从小学书法、学诗词，特别喜欢诗词，他研究诗词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字典不够完善，很多韵律的书都很陈旧，动了自己编字典的念头。我记得他从1994年就开始编字典了，那还是他进监狱之前，当时看到他家里的《辞海》都快被他翻烂了。”
这份校对的工作，韩磊只做到1994年就辞职了。在家里闲了两年多后，终于闲出了事，撞上了无期判决。他为什么会伙同别人去偷车？张国新也想不明白，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他甚至愿意善意地猜测，“是不是为了出书的钱？”同一个时期，韩磊的母亲记得，儿子突然添置的东西包括：一把价值4000元的红木古琴，陈致平的《中国通史》一套10本、《古琴曲集》、《三希堂法帖》、《词律词典》、《古今花鸟画范》等等。在服刑时与韩磊结识的张振也告诉本刊记者：“韩磊看书比较偏，他首先喜欢看‘文革’史，还有民俗史，关于饮食起居、文化服饰的东西他很感兴趣。那时候我们在监狱订杂志、报纸，看的都是《十月》、《钟山》、《当代》、《莽原》，韩磊在监狱里从2007年开始动笔写《昔我往矣》的小说，那时候我出狱了，他时不时地还发一两章他写的小说给我看。”
1999年1月，韩磊第一次获得减刑，从无期变成有期徒刑20年。这算是绝望中的一点光亮。虽然在监狱里试图自杀过好几次，虽然2003年因为未经主管队长允许，闯入亲情电话室拨打电话，辱骂殴打了试图制止他的民警，被加刑一年，但得知获得自考文凭可以减刑之后，韩磊开始了另一种努力，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两次自考，他都会报名参加，他修完了数十门课程，拿到了新闻学自考大专文凭，累计获得了7年零1个月的减刑，2012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出狱那天，张国新和几个朋友去接的他。他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共开了4辆车”。“十几年没见他，进去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都是快40岁的中年人了。我当时看到韩磊坐在车里，眼睛直直的，都显得有点迟钝了。这个世界眼花缭乱的，他早就不熟悉了。我们去饭店吃饭，他连饭店大门都不会进。”
适应
出狱后，父母曾经劝韩磊和他们一起住，但韩磊拒绝了。父亲在警方笔录中说，“他说自己40岁了，也想搞点事业，我们也没有强求”。韩磊的生活，家人和多年前一样并不了解，“他偶尔来一趟我们住处，看看没什么事就走”，“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平时和什么人来往，他也不和我们说”。
航天部的那套老家属房，多年前老两口已经租了出去，原本想着收回来给韩磊住，但租户说住习惯了不想搬。张国新回忆说：“韩磊去家里看了看，挺感慨的，说都离开十几年了。但他就同意继续把房子租给人家，自己在附近另租了万源西里的房子。他租的这房子比他家自己的房子旧，但是付的租金还贵，他租的房子2600元一个月，家里的才收2000元。”张国新因此一直对本刊记者感慨，“他真的是很好心的一个人”。
刚出狱时候，韩磊很焦虑，比他先出狱的张振回忆说：“那时候他刚出来，整晚整晚睡不着，总是喝酒。我就老安慰他，说只要人在，挣钱是早晚的事儿。咱们哥们儿要能力有能力，要阅历有阅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后来我跟媳妇儿领了证，搬到一起住了，韩磊就不能总在我这儿。”不过，看起来，韩磊很快适应了新生活，以至于张国新都感慨，“韩磊的适应能力太强了”，“一个月后我们就一起去山东德州养羊了”。
“我们”指的是韩磊、张国新和张振三人。张国新说，这个事情韩磊坐牢的时候就考虑好几年了。张振是2007年8月出狱的，他说自己就一直在等韩磊出来，一起实行他们的计划，合伙做生意，“做生意牵扯钱的事儿，我和韩磊相互之间不起疑”。这桩生意是去内蒙古买羊，到山东德州育肥，然后再卖到北京。张国新说，他们合伙凑了五十来万元，养了大约540多头羊。2012年11月5日去了山东德州的村里，一直到今年3月才回到北京。“在村里条件特别艰苦，吃得很差，自己根本舍不得杀一头羊吃，每天干活儿时间特别长，浑身都是羊屎味儿。晚上三人就都睡一张土炕上，没有暖气，要先把炕烧热取暖。那时候我和韩磊聊天，他就说这里虽然苦，但是比监狱里快乐多了，这里自由。”2013年开春后，他们开始卖羊，张国新说：“我们想把销售渠道摸清楚，等全部都熟悉了，再回去一边养一边销售。我们就是想搞绿色养殖，要做出品牌来，前期肯定会有些投入。”这次的尝试，没有赚到钱，但“也并没有亏很多”。
除了做生意，韩磊的适应能力也体现在情感上。他把自己的网恋从比特空间发展到了现实世界，女孩比他小很多，在外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就读，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生活。韩磊谎报了小10岁的年纪，隐瞒了服刑的前史，依然收获了这段感情。韩磊去见过女孩的家人，女孩也来过北京，见过韩磊的家人和朋友。韩磊的律师成准强告诉本刊记者，对于这段感情，韩磊的父母一直是反对的，他们觉得儿子配不上对方。只不过，所有人都没有当面拆穿韩磊的谎言，直到出事，女孩看到新闻里的照片，打电话给韩磊的朋友们追问，才洞悉了真相。只是女孩的反应也令人惊讶，她却并没有要跟韩磊一刀两断的意思，反而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张国新说：“这次事情出来后，他女友联系我，当然非常伤心了，一直哭。还跟我说，‘他瞒着我，你们也瞒着我，其实我真不在乎这些的’。一直到现在，他女朋友都表示对他不离不弃，想要救韩磊的动力是十分强大，说要是韩磊在监狱里，她就一直等他。”
一审以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以韩磊女朋友身份写的长帖，替韩磊求情，诉说他的种种好处，不离不弃。律师成准强很确信，这就是女孩自己写的，“她以前也写过类似的东西给我，是她的文风”。在女孩眼里，她跟韩磊的进展一帆风顺，她在韩磊的开导下，顺利保研，并改善了与父亲相处的僵局，父亲也同意让韩磊来接手自己的小工厂，他们的婚事指日可待。但韩磊的朋友们远没有这么乐观。张振说：“他女朋友的爸爸做点小生意，赔了钱，想让韩磊入股。他女朋友是好心，但是她爸爸是想借女儿的关系，找个北京人，有点钱，可以帮助他，拉点资金。她爸爸是老江湖了，女儿看不出韩磊的年纪，她爸爸会看不出？只是不说而已。”
出事前，韩磊的父母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6月26日，他们把儿子叫回家吃了顿饭，庆祝他39岁生日。接下来，7月10日，父亲给他打了个电话，“就是问问他近况如何，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他自己说都挺好的”。至少在张振看来，这并不是韩磊的敷衍之词，张振告诉本刊记者，在养羊之后，他跟韩磊还在合伙谈其他生意，“我们谈了一笔比较大的买卖，眼看着就成了。我那时候跟韩磊说，你别担心，你那儿要是不成，还有我这边养羊呢；你要是谈成了，我这边随时可以来帮忙。这个买卖真谈成了，一年的纯利是800万元”。
根据张振的说法，7月23日那天，韩磊终于谈成了这笔买卖，“所以他特别高兴，我们也都特别高兴，可以说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7月23日中午，韩磊给自己炒了一个菜，喝了些酒，下午就接到了韩洪刚的饭局电话，饭局上又喝了些酒，饭后坐上李明的车，“在副驾驶上给李明指路”，开到了天鑫龙KTV。歌厅门口没有停车位了，歌厅保安让他们把车停在马路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后面的空座上，这并不是规范的停车位，占用了行车道，但显然已经约定俗成。其他人下了车，只有韩磊还坐在副驾驶位置。李明开车掉头，经过科技路公交车站，遇到了小含母女。
逃逸
李明比韩磊大11岁，已婚，有个儿子。他也在1996年10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抢劫。与他同案的有一群人，他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经常与别人因为赌资发生纠纷，彼此抢来抢去，团伙里还有人吸毒贩毒，最终全部落网。李明也是在1999年减刑为20年，后来累计获得4年减刑，2011年1月16日假释出狱，他的刑期要到2015年3月21日才全部结束。
李明在离婴儿车1米远的地方停车，韩磊开门下车，李明只知道韩磊是下去让对方挪婴儿车的，结果却看到韩磊动手，他下车想制止，韩磊却突然摔了孩子，李明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现场，“我现在处于假释期，并不想招事”。他的律师吴东悦的判断是，“李明就是舍不得车，想赶紧开走”。他启动车的时候，韩磊就开门上来了，李明并没有停车，而是踩着油门加速逃离了现场。这是一审判决里，李明犯窝藏罪最关键的情节。
综合两个人的笔录，李明的车开出了一段距离到了德贤路后，李明试图让韩磊下车，自己打车走，但韩磊让李明把自己送回住处，李明不认识路，是韩磊自己指的路，“掉了一个头往南开，顺德贤路辅路往南开了2公里，右拐开了一里地，又往北开了1公里，就到我住的地方”。小区路边上有一个垃圾桶，车停下来，韩磊下了车。按照李明的说法，两人在车上并没有谈论摔孩子的事情。“那个人上车后眼神瞪着我特别可怕，我看他有点丧心病狂，就听他的了。”李明听到韩磊在车上打了几个电话，只听见他说“不要来了”。韩磊下车后，李明说自己马上就给韩洪刚打了电话。“我说你身边这都他妈什么人啊，哪有摔孩子的啊，都是激起公愤的事。他说刚才去看了，那个孩子没什么事，跟我说警察要是找我的话就说是拉黑活的，不认识摔孩子那个男的，我说那哪行啊，他说他找人铲这事，就挂了电话，之后给他打就关机了。”李明就开车回了海淀，他跟警察说，自己在小区停好车并没有回家，觉得心里堵得慌，就去找了一个朋友喝酒，但这个朋友却作证说，当晚李明并没有来找他。
警方调取了韩磊的通话记录，他在李明的车上，的确接打了好几个电话。第一个电话的通话时间是12秒，本刊记者拨通了这个电话，但机主现在表示，他并没有接到韩磊的电话，他跟韩磊不熟，只见过几面而言。第二个电话的通话时间是32秒，机主是张振弟弟张建的女朋友小刘，她告诉本刊记者，当晚韩磊在电话里只是说“晚上不唱歌了，不用过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其实张建也在，他回忆说：“吃饭期间，韩磊说跟我一起回房山，找我哥喝酒，当时我送一个朋友回家，送完人后，我又回到了饭店，但人都走了。”他就给刚下班的女友打电话，让她一起到韩磊的出租屋去等。韩磊下车后回了出租屋，当晚屋子里还有三个人，张建和小刘，还有另一位女性朋友。小刘回忆说，她到韩磊的出租屋里不过几分钟，韩磊就自己回来了，她去洗澡，然后张振给她买了晚饭过来，她在屋里吃饭，其间又来了两个人，吃完饭她和男朋友先下楼，在车里等韩磊。然后韩磊和那两名男子下来了，“他们说了两三分钟话，我也没听见是什么，然后韩磊就上车了，我们三个就回房山了，在附近又吃了点饭就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7月24日上午，张振夫妇、张建与女友和韩磊五人一起去良乡的一家饭店吃了饭。张振说“算是庆祝我们生意谈成了”。因为天气热，他们接着去附近的一个私人观光园区里游泳，“当时游完泳还打算着赶紧回厂里去落实生意”。结果一群警察进来，把他们五人都抓走了。事后证明，张振和张建及家人，对23日晚上的事情毫不知情。李明则是7月24日下午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的，警方找到了他的车，跟他妻子通了电话，他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自己到了警察局。
审判
小含被送到医院后，“因颅骨崩裂，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她的个头99厘米，出事那天，她穿着蓝白条图案的小T恤，白粉相间的洞洞鞋，斜挎着巴掌大的小包，就这样乖乖地坐在婴儿车里，车下的杂物篮里，放着她粉色的小水壶和绿色的小铲子。婴儿车的车棚是收起来的，李明车灯的光，刚好打在这辆车上。韩磊是冲到婴儿车的车头正面，把她抓起来猛摔下地的。
韩磊被捕后，最初的几份笔录里，说辞都很一致，他“喝断片了”，吃晚饭后到第二天上午之间，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的笔录里，他似乎慢慢找回了断片的记忆，记起了与小含妈妈发生争执，以及后来的诸多细节，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喝多了，并不知道那是辆婴儿车，以为是购物车，他不是故意要摔孩子，只是想砸东西泄愤。一直到庭审，这个说法都没有改变。
7月23日晚上，韩磊和小含妈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小含妈妈觉得自己只是指出了公交站不能停车，就被韩磊无故殴打，而韩磊则强调自己是被小含妈妈的言辞激怒，才一时失控打了人。双方的亲友站在各自的立场，对事件都有不同解读，真相只有当事双方的两个人清楚，不过目击者看到的，的确是韩磊先动手打了小含妈妈一耳光。张振强调说，“韩磊不能喝酒，一喝酒脾气、情绪就不好”。可是韩磊不喝酒，事实上也有情绪失控的先例，早在2003年，韩磊违规冲进亲情电话室，与制止他的管教民警发生冲突，动手打了对方一耳光，获刑一年也是事实。
一审开庭前，小含的父母撤销了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通过法律向韩磊索要民事赔偿。小含母亲已经42岁，父亲更老一些，这个时候的丧女之痛，远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他们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最初小含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在手术室外焦虑等待的家属们被记者堵到过，在记者们的追问下，小含妈妈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有过孩子吗？”就蹲下身，把脸埋起来，再不说话。
一审判决9月27日出来，韩磊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明是窝藏罪，有期徒刑2年。李明没有上诉，他的律师吴东悦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案子是朋友请托上门的，吴东悦起初以为是代理韩磊，根本不愿意接，知道是李明，才松了口。他甚至觉得，“没有一个北京的律师会接韩磊的案子，韩磊做的事太犯众怒了”。韩磊的姐姐信教，通过教友圈子，找到了一位在广东执业的律师，就是成准强。成准强说，他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内心也很纠结，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相信韩磊，相信他喝断片了，不知道那是辆婴儿车。在一审之后，于10月8日，为韩磊递交了书面上诉状。
韩磊的朋友们都很唏嘘。张振说：“韩磊对人生的规划就是努力做生意，能挣大钱最好，不然最起码保证衣食无忧。然后一家人还有和我们这些哥们儿，在全中国走走。我们7月24日那天吃饭还说起来这事儿，下一步规划去西藏。我说咱们不去那人山人海的地儿，去后藏，挨近尼泊尔的地方，好好玩。”可是谁也没想到，韩磊就这么出事了。这笔让他们满怀希望的大生意也因此成了悬案。张振说：“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这个事儿的潜规则是口头协议，那天人家就是口头答应他了，因为人家就认的是韩磊，出事儿后就不认可他了。这个生意给谁做都是做，现在我们计划全乱了，我也很茫然。”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被害人使用了化名，也隐去了当事双方家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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