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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6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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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逃不出的命运(节选)
文/李菁
逃离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而这一次，只不过是她短暂一生中上演的一幕又一幕以“逃离”为主题的人生之戏的序曲。
时光拉回到那一年夏天，这位名叫张迺莹的北方姑娘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萧红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她后来的文字中对童年的回忆完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而孤寂成了她一生的色调。在萧红的早期作品中，以父亲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形象往往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其实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成绩非常优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教员、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被视作“开明绅士”。公允地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也绝无可能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但在萧红童年时，张廷举因常年在外工作，父女间比较淡漠；而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她也很冷淡。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弦。她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祖父。“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她后来说：“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祖父一点点衰老，家里仅存的一点温情也即将消逝。有一次祖父睡着了，她就躺在祖父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祖父去世后，她与这个家庭似乎彻底失去了留恋。而校园生活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则或多或少成为她在精神与情感上的一种慰藉。
1927年，经过与家庭的一番抗争，萧红离开老家呼兰县，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简称“女一中”)初中部读书。这个时间节点对萧红一生来说应该非常重要，作为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一个交通重镇，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是一个商业、文化都对发达的大都市。在这里读书，萧红的眼界大为开阔。“女一中”也是所在当地享有一定声望的学校，校方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与其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萧红也在此期间显露出写作和画画上初步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萧红自然受到不少新思潮的影响。
而在既有轨道上，她的未来世界是清晰而确定的。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哈尔滨顾乡屯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在女一中的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在第一女子中学的同学刘俊民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迺莹还给他织过毛衣”。初二那年，汪恩甲的父亲去世，“迺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丧”。同班同学徐淑娟说过，班上唯有萧红的情书不用她来“润色”。但最终，萧红还是毅然朝着未知的世界走过去。1930年的夏天，她偷偷乘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回归
关于萧红第一次来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按骆宾基的说法，文中所述关于萧红的生平，并非来自他杜撰，“而是根据萧红先生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香港思豪酒店寓居时所作的漫谈”。在回顾这一段生活中，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这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骆宾基是一位小说家，他的传记也同样有着诗意和抒情色彩：“秋天，她逃出那个封建的家庭，那个古老的县城。她又到了建筑辉煌的哈尔滨。在建阳城，她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自由而广阔。”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在关于萧红早期生活的研究中，“李姓青年”的说法盛行一时。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萧军的女儿萧耕找到了这位“李姓青年”——萧红的朋友李洁吾，他的回忆则与萧红有所不同。
按照李洁吾的回忆，萧红的北京之行并非因为他，而是萧红的表哥陆振舜(注：也有“陆哲舜”“陆学禹”之说)。陆振舜当时在哈尔滨道外教会办的三育中学读书，也有人说他与萧红并非有血缘关系、而只是认的表亲。李洁吾是陆振舜的同学，当时已经在北京读书。1930年暑假，陆振舜告诉李洁吾，他有个表妹很想到北京读书，如果有机会希望李洁吾能把北京的情况介绍一下。几天后，李洁吾果然在同学家里见到了萧红。“她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萧红给李洁吾的第一印象非常好，而萧红也很急迫地向他询问在北京读书的情况，两人聊得很投机。
据李洁吾回忆，等到他9月初回到北京上学时，发现萧红已经在师大女附中上学了。萧红其实是在7月与陆振舜一起到的北京，之前她还做了小小的策划。据女一中的同学刘俊民回忆：“家里催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料皮大衣……临走，她还嘱咐我们，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迺莹不在。”
据李洁吾回忆，到了北京后，萧红与陆振舜同住在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又搬到离陆振舜所在的“中国大学”很近的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子里。她与表兄分住在北房的两头。两人还请了北京当地人耿妈，来照料日常生活。据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一书所说，对外，萧红以陆振舜的“外甥女”相称，以避人口舌。
李洁吾回忆，他等几位同样来自哈尔滨的同学经常去小院子做客，一来二去都成了好朋友。李洁吾的回忆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他刚一去，萧红就交给他一封信，嘱他回学校再看，而陆振舜则拼命阻拦。李洁吾见此情景，当场打开了信，信上主要是“告”表兄对她无礼。李洁吾当即把陆振舜狠狠责骂一顿，“责骂得他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周的冷战过后，几个青年人又重归于好。李洁吾感觉得到，“陆振舜对迺莹是有着爱慕之心的”，至于这份感情是单方面的，还是像后来有人形容为萧红的第一次恋情，外人不得而知，尽管萧红生前写了很多自传性的散文和诗歌，但她对这一段只字不提。而李洁吾虽然否认萧红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所做的回忆，但从他写下的文字中可以强烈感觉出，他对萧红存有的一种微妙而深厚的情谊。
他们两人在北京的生活开支，最初主要靠陆振舜家里寄来的钱来维持。陆振舜已有妻室，因他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断了他的经济供给。到了11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凉。家境好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装，可是张家和陆家除了寄来警告信外，别无他物。临近寒假时，陆家又来信警告：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无奈之下，陆振舜决定回去。萧红当然很不情愿。李洁吾回忆，“在整理行装时陆振舜告诉我说，迺莹责备他‘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是她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1931年1月，萧红与陆振舜在穷困和寒冷中踏上归程。她的第一次逃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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