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重要吗?
2014/11/14 三联生活周刊

     “关于如何获得快乐的书都会强化这一信息:我们还不够快乐,这种说法只会让我们感到不足和不幸。我们应该致力于减轻苦难。承认当今社会痛苦的普遍程度,有助于我们享受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感受,再好点儿的就是命运的短暂馈赠了。”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快乐及其敌人

     10月8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卫报》网站上跟读者聊天。有人问:“如今快乐重要吗?我们如何能够获得快乐?你会建议采取哪些步骤?”齐泽克回答说:“快乐从来都不重要。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快乐不是要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梦想得到它。快乐是给机会主义者的。所以我认为,唯一让人获得深层满足的生活,是不断斗争的生活,尤其是跟自己斗争。我们都记得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饰演的戈登·盖科。他说,窝囊废才吃早餐,还有如果你需要朋友的话,就去给自己买条狗。我想关于快乐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想快乐,保持愚蠢即可。真正的主人从来都不快乐;快乐是一个适用于奴隶的范畴。”

     另一位斯洛文尼亚学者卢卡·泽夫尼克(Luka Zevnik)在《快乐研究的批判视角:现代快乐的诞生》一书中说,认为所有人都能获得快乐是当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一种“荒谬的信念”。他指出,大部分印欧语系的语言中表示“快乐”的词都源自“好运”一词,这说明古代人认为快乐是命运短暂的馈赠。

     泽夫尼克说,在过去两千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文化认为世俗的快乐是实现不了的,也是不可欲的。上帝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且基督教还认为,苦难是获得幸福的钥匙。耶稣说:“凡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快乐是如何从一种罪变成了最重要的世俗目标的呢?简单说,西方文化保留了对天堂的许诺,但是把它从来世提前到了今世。这个过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始于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但大部分要归功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基督教相信人会得到更大的幸福,启蒙思想家把这种信念跟对科学和理性的信念结合到了一起,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在当下就能拥有天堂。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说,我们之所以如此悲惨,原因有三个,它们都跟期望落空有关。在他看来,快乐的敌人首先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天堂概念;其次是18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提高了人们对俗世天堂不现实的预期;最后是心理分析本身,认为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

     抑郁的蔓延

     如果你经常不快乐,或者不积极追求快乐,别人会觉得你很怪。如果你在一个天气很棒的地方仍不快乐,那好像就更说不过去了。剑桥大学讲师安迪·马丁在《反对快乐: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失败哲学》一文中说:“在夏威夷时,一位精神病医生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回答说英国时,她说:‘你太幸运了!’我问她这怎么讲呢?她说,因为在英国你可以很忧郁,但不会有人介意。在英国,人们对你的预期就是会忧郁。而在夏威夷,忧郁者的比例跟其他地区一样,人们却认为在这种地方你不该忧郁,所以当你忧郁的时候,你不仅忧郁,对此还会有负罪感,所以你受到了双重压力。”现实是,如今各种行业的人都宣称自己抑郁,如运动员,甚至还有冲浪爱好者、咖啡馆老板,“抑郁的蔓延部分是对快乐成瘾带来的副作用”。

     泽夫尼克说,虽然幸福是西方思想的基本主题,但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西方人对幸福的注意力日益上涨。提供各种幸福秘诀的励志类书籍层出不穷,如《幸福革新》、《无理由快乐:由内而外快乐起来的七个步骤》等。不仅心理学界充斥着快乐的话语,流行文化也一样。《追求快乐》和《美食、祈祷和爱情》等电影表明,文化产业不再只是出售梦想,还出售对快乐的文化表现。《时代》周刊2005年做了一个快乐专刊。可口可乐公司2009年发起了名为“打开快乐”的全球推广活动,宜家2010年的产品目录题为《快乐》。其他学科也表现了对快乐的强烈兴趣,如哲学家又对生活艺术的哲学传统重新产生了兴趣。

     CNN网站上一篇文章说,10月3日是国际微笑日,作者介绍了各路快乐专家提供的十条快乐小贴士,让所有人都能微笑起来。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快乐,肖恩·阿克尔(Shawn Achor)说,快乐是我们为自己的潜力奋斗时感觉到的喜悦。其次,要活在当下、要做到头脑警觉而非凌乱(mindful而不是mind full)。

     心理学家瑞克·汉森认为,要获得快乐只需要转变观念,进化使得我们只关注、只记得那些消极而非积极的事件,在历史上,这样做有助于我们存活下来,但现在这样只会令我们感到精疲力竭。我们要逆着本能,努力去关注积极的事件。

     几年前,事故预防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人说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心不在焉:开车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开到目的地的,一种东西买了两次也浑然不觉。余下20%的人肯定是说谎了或者欺骗自己,要么就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的。我们依照习惯行事已经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这样做有许多好处:如果我们的大脑不是天生能够把那么多行动变成自动惯常做法,我们甚至无法呼吸、走路。但做什么事都不过脑子也很吓人,造成什么都不是我们的自觉选择,也使得我们不够快乐。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道伦在《设计快乐》一书中说,对快乐的研究充满许多相互矛盾的发现,如父母们说养孩子让生活更有意义,但好像他们并没有比没做父母的人更快乐;更多的钱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快乐。他说,问题在于,心理学家只是在努力寻找哪些输入(收入、工作、婚姻、性等)能输出快乐,但实际上快乐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分配对这些东西的注意力,钱能否令你快乐取决于你给予它多少注意力。比如,如果有两个饼干工厂,一个经营得很好,另一个很失败。它们可能有着完全一致的输入(糖、面粉、劳动力、电力),但生产出的饼干质量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过程。快乐的生产也一样。注意力是把刺激转化成快乐的生产过程。道伦写道:“我们就是我们注意的东西(we are what we pay attention to)。而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各种语言都会说‘付出注意力’(pay attention)。当我们专注于自己在做的事情、跟谁一起做时,我们就会更快乐。”如果你没有做到尽可能地快乐,你就应该重新分配你的注意力,要把注意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劳动力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和心理学家戴维·克拉克在《茁壮成长》一书中说,如今六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抑郁或其他焦虑症。如此极端的苦难比心绞痛或糖尿病更加令人虚弱。精神疾病占所有病痛的40%,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更高,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接受治疗,其实这类疾病的治愈率超过50%。

     哲学家史蒂芬·凯夫说:“关于如何获得快乐的书都会强化这一信息:我们还不够快乐,这种说法只会让我们感到不足和不幸。我们应该致力于减轻苦难。承认当今社会痛苦的普遍程度,有助于我们享受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感受,再好点儿的就是命运的短暂馈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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