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与他的兄弟
2014/12/19 三联生活周刊

     自20世纪20年代始,吴清源三兄弟的命运被动荡的年代所裹挟,辗转流离,分道扬镳,天各一方:大哥吴浣作为伪满洲国的官员,战后去了台湾,之后又侨居美国;二哥吴炎参加了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吴清源则一直在中日战争阴影下生活在日本。直至20世纪末,三兄弟才有了自由往来与相聚。

    

     吴家成员。左起:吴炎,吴泉(吴清源),张舒文,幼年夭折的女儿,桂氏,吴清仪,吴毅、吴清瑛,吴浣,幼年夭折的儿子

     吴家:从半野轩到大酱坊胡同

     吴清源出生在福州。旧时的福州,城墙正北门附近有一个叫下土埕的地方,据说曾是福州的达官贵人们居住的黄金地段。那里有一所半野轩,曾是吴清源祖父吴维贞居住的地方,也是吴清源一家的根系所在地。吴维贞是浙江省的一位道台,吴清源在自传中回忆,“祖父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

     1903年,吴维贞去世时,他的几个子女之间为了争夺家业发生过争执。当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吴镜汀提起了诉讼,但结果还是依据吴维贞的遗言,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吴继籛继承了家业,耗时多年才建起了半野轩。1930年,继承吴家家业的吴继籛破产了。他不得不卖掉半野轩内三分之二的地方,靠卖房所得维持生活。不久,余下的三分之一也落到了别人手里。

     随着祖父吴叔章的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吴家也像曾经盛开过的花儿一样跟着凋零。祖父去世后,1914年,吴清源的父亲吴毅拿着自己应得的一份遗产,带着妻儿离开福州来到北京,在平政院当一名小职员。1916年,袁世凯死后,其部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开始分裂,相互倾轧。吴清源的父亲属于皖系,他是通过吴清源外祖父的关系进入的平政院,外祖父是清朝政府时的高官,叫张元奇,曾经侍奉过慈禧太后,后因奏书一位皇亲被贬至浙江省。

     吴清源在《中的精神》里回忆:“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外祖父在奉天当省长期间,“张作霖在他手下当一名小职员。”由于张元奇的这个关系恰好与皖系有关联,北京政府又一直处于皖系的操纵之下,所以开始,这个关系对吴毅是有利的。但是,到了1920年,直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在一起,发动了直皖战争,皖系以失败告终。吴家的生活就愈加惨淡。

     吴毅有三个儿子,大哥吴浣,二哥吴炎,弟弟吴泉,吴泉后来改名为吴清源。吴毅也是书香门第大家庭中很有趣味的人。据《吴清源围棋全集》后记记载,吴毅曾受政府选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另一种说法是明治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学习并不怎么投入,却对围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总是往方圆社跑,这是第十八世本因坊村濑秀甫等人在明治时期创立的围棋研究会。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福州时,吴毅带回了大量的围棋书,其中有诸如《新桃花泉》和《本因坊道策》等。吴毅的这些志趣和爱好,都以家学的方式影响和熏陶了吴清源。

     不久,吴清源开始学习日本棋谱。他通读了江户末期的棋士本因坊丈和、幕府末期的天才棋士秀策和明治及大正年间的棋士中川龟三郎等人的棋谱。吴毅还让吴炎去邮局订阅棋谱让吴清源研究。吴家有当时方圆社出版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吴清泉那时就对日本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的棋谱尤为着迷。吴家有一本《敲玉余韵》,汇集了秀策的百局棋谱。吴毅给当时还不会日语的吴清源翻译棋谱中的文字。由于吴清源每天左右手轮换着拿一本本厚重的围棋书,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两手中指要一直支撑着书籍的重量,手指因此变了形,稍稍有些弯曲。

     在相对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里,吴清源从5岁(虚岁)开始,就学习“四书五经”,这种精神上的修养,对围棋的理解非常重要。在当时社会里,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请私塾先生到家里给孩子们上课也很常见。”吴清源因为年龄小,学得最吃力,经常背书背到深夜,“四书五经”成了吴清源后来爱不释手的读物。日本作家桐山桂一回忆,为了采访吴清源,他多次去位于东京四谷和小田原的两个吴清源住处。“吴清源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到‘四书五经’,热心向我解释其中道理。他最喜欢的是《易经》。”吴清源曾说:“为了研究《易经》,有关《易经》解注的书我也看,每天就是这样过的。”

    

     赴日本之前的少年吴清源

     那时,吴毅带着儿子们去位于宣武门内大街的“海丰轩”茶社。顾水如、刘棣怀和崔云趾等围棋高手经常云集于此,有时也赌棋作乐。吴清源在“海丰轩”不仅战胜了已渐入暮年的汪云峰,还与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棋手顾水如和刘棣怀对弈,最终取代刘棣怀,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强的棋手。段祺瑞名副其实地酷爱围棋。1918年,他邀请了方圆社的社长、日本棋士广濑平治郎和岩本薰来北京。第二年的1919年,又邀请来了本因坊秀哉名人。

     岩本薰在他的回忆录《围棋推向世界》中回忆道:“段祺瑞先生是当时的大总统,也是军阀首领,住在宽敞的军营里。我们一早就去段总统的官邸,在那儿和他一起用早餐,然后下围棋。一直到中午时分,总统才离开官邸去处理政务……在中国,棋士可能无法靠下围棋谋生吧。所以只要段祺瑞一声令下,大家就得立刻赶来陪他下围棋。”吴家当时设法与段祺瑞接触。张舒文拜访了身为段祺瑞棋客的顾水如,由顾水如转达了让吴清源去段府下棋的意愿。段祺瑞见吴清源很有天赋,当即表示给他提供奖学金,还让顾水如给他取名“吴清源”。这样,吴清源从段祺瑞那儿每月得到100元。

     当时的段公馆位于东绒象鼻子后坑,离吴家很远。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吴清源就要起床,然后坐人力车,花上差不多一小时赶到段公馆。段祺瑞起床大约是早晨6点,起床后,他先在会客室与一名棋手下上一局,然后和棋手们一起吃早饭。棋手们谁也不敢赢段祺瑞,因为他好胜心强,一旦输棋,马上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悦。

     岩本薰在回忆录中写道:“段祺瑞下棋时,都是由顾思浩、汪云峰、尹鼎执黑,因为最初他们执白与段祺瑞比赛时,都设法让对方赢棋,作为输家以后只好执黑了。”终于,吴清源上了。吴清源在《中的精神》一书中回忆道:“我不清楚他的实力怎样,总之他下棋的速度很快。可能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段祺瑞将军下得很强硬,很无理。我就反攻,结果就赢了。段将军输了棋,马上拉长了脸,一个人进了里屋,再也没有出来,弄得大家都没吃上早饭。”到了第二个星期,吴清源又来到段公馆,段祺瑞再也没有和他下过第二局,但吴清源还是要回了几个月的学费,直到1926年段祺瑞下台。

     1924年,吴毅因肺结核去世。去世前,他把书法书留给了长子吴浣,把小说留给了吴炎,把围棋留给了吴泉。一家人的生活变成了全靠变卖家财来维持,最后,他们离开了西城大酱坊胡同的四合院,搬到西城石板房,住进了租借的房子里。在日薄西山、每况愈下的吴家,只有吴清源每天依然坚持学习围棋,我行我素。失去段祺瑞的资助后,他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下棋。吴清源在这里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被称作“天才少年”,有了名气。吴炎回顾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兄弟三人常去海丰轩,老板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一到午饭时间,他就从附近饭馆叫来汤面和馒头等等款待我们。我们也不能白吃,弟弟吴清源就用下围棋赢来的钱付饭费。”

     此后,没落吴家的三兄弟的命运任由动荡的时代所裹挟,颠沛流离,分道扬镳:吴浣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官员,曾经任职于宫内府及驻外的“使馆”,日本战败后去了台湾,之后又侨居美国,在美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吴炎留在了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清源则一直在中日战争的阴影下生活在日本,既被国家政治所冲击,又因过人的棋艺而超然于外。

    

    


     1929年,15岁的吴清源(前排左二)在日本

     吴清源:从北京赴日

     一天,曾与吴家一起合作过盐运生意、在台湾经商的商人林熊祥来到北京,特地拜访了吴家。他告诉张舒文,“在日本,只要是有名的棋手,收入都是很高的”。他看到吴家没落的家境,决定帮助他们,就通过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任顾问的中山龙次把吴清源带到了北京东城的一家日本人围棋俱乐部。经营古玩生意的商人山崎有民也来俱乐部,与吴清源下了一局。

     山崎在他写的《吴清源与围棋》一书中,这样回顾:“清源总是先手攻入要害,我输得心服口服。只下了这么一局,就已经意识到少年吴清源是个真正的围棋天才。”吴清源还与大和俱乐部的围棋教练比赛,山崎有民看到吴清源将他杀得七零八落,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不管他的天赋有多高,如果纯粹靠自觉,是无法把他的天赋充分发挥出来的,能达到什么水平也可想而知。”他感到,吴清源的才能如果在中国被埋没,太可惜,当时中日棋手之间的水平确实存在着巨大差距。于是产生了送吴清源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不仅仅是为了吴清源一个人,同时也是致力于日中友好的一个措施,当然还与日中围棋事业的进步有关。”

     1926年8月,岩本薰和小衫丁两位棋士从日本来到北京,分别是职业六段和四段。山崎有民专门组织了棋会,会场设在东城八宝胡同内的万岁屋。在与吴清源的对局中,岩本输了。山崎问岩本吴清源的水平,岩本答:“要是他在中国发展的话,升到三段四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现在就去日本正规学习,那么日后一定能有大成。”

     两天后,岩本薰去位于北京西城的王克敏家做客。王克敏当时在北京政府任要职,吴清源已经等在王公馆,准备和他比赛了。岩本当时的日记写道:“8月22日,与少年吴清源受三子又下了一局,结果还是输了。吴姓少年今年只有13岁,实在是一棵难得的苗子。如果他能来日本学习围棋的话,成为一名职业高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后来与吴姓少年又下了一局。……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位少年棋风的犀利,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天才。”在山崎有民的努力下,以这次比赛为开端,北京的报纸开始刊登围棋赛棋谱了。之前在中国,围棋还仅仅被视为一种赌博的方式。

     1927年秋天,日本棋院五段棋士井上孝平来北京,万岁屋再次聚集了众多的中日围棋爱好者。吴清源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子,比赛一开始就处于优势,谁都看得出来,井上必败无疑。最后这场比赛没有下到终局,以打挂而告结束。此后,吴清源又在北京前门廊房头条胡同的青云阁餐馆里,在远方亲戚李律阁的家中和王克敏的宅中与井上对局。井上回忆:“这个少年棋力不凡,下的棋形很好,看得出来他十分熟悉日本围棋中的旧棋形,并且还对这些棋形进行了改造。少年吴清源已经大成。在让先与少年的两局比赛中,我能赢得一局,实在是非常幸运。”吴清源所拥有的实力,令日本优秀棋士敬重。

     山崎把吴清源与井上孝平比赛后的棋谱寄给了日本著名棋士濑越宪作八段,濑越在给山崎的信中评价道:“与秀策少年时代的棋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堪称完美无缺”;“他不仅精通日本的棋理,而且实力非同小可,既有谋略又富于勇气,作为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中国第一棋士的资格”。濑越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愕然”一词来形容最初见到吴清源棋谱时的感受:“这根本就是棋圣秀策少年时代的棋。为了棋道,我决心要促成这位少年前来日本,使他成为名留史册的棋士。”

    

     青年时期的吴清源(摄于1930年)

     山崎决定让吴清源去日本。吴家还顾虑重重。“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吴清源如此回忆。山崎先让吴清源开始学习日语,吴清源就出入于山崎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宅邸,在山崎夫人澄子的指导下学习。濑越宪作也行动起来了,他找到犬养毅商量此事。犬养毅是自1890年第一次总选举中当选以来,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历任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加藤高明内阁的邮政大臣,他与中国的关系渊源深厚,曾经保护过孙中山,并全力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他也爱好围棋。濑越请住在犬养毅家附近的岩佐鍷七段一同前往犬养毅的私人住宅找他。

     在濑越的回忆录《围棋一路》中,他记录到,濑越认为,若不让这个天才少年错失围棋之道上发展的良机,就应该立即让他前往日本,并请求犬养通过女婿芳泽谦吉,当时的日本驻中国公使,去说服吴清源的家人。犬养毅沉思片刻,问道:“如果真把这么出色的少年接到日本来,以后你们不就要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了吗?”濑越回答:“这正是我的愿望所在。为了围棋,也为了促进日中和睦,我愿意这样。如果他不能打败我们,也就不值得把他叫到日本来了。”濑越又找了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七郎,他是大仓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的长子,请求他提供吴清源在日本的生活费。中国方面,则由北京政府的官员、汉学家杨子安作为吴清源的监护人出面办理相关事宜。在吴清源的日本导师一事上,濑越宪作与山崎有民之间至少通了共50多封信,才最终决定下来,由濑越做导师。

     1928年9月,濑越的弟子、四段棋士桥本宇太郎游历了中国东三省后来到北京。为了正式收下吴清源这个弟子,他安排了一局测试棋,以判断吴清源的棋力和人品。在监护人杨子安的家里,进行了这场比赛。吴清源执黑先下,下到第66手时封盘。第二天到山崎有民家继续这场比赛,吴清源赢六目胜出。吴清源每下一手棋,桥本都要嘟哝一句“佩服,佩服”,连输两局后,他对山崎说:“吴清源已经没有必要跟任何人学了,以后该学的应该是其他东西了吧。”桥本拿着这些棋谱回国后,向濑越做了汇报。至此,吴清源留学日本的事情得以落实。

     1928年10月18日,吴清源与母亲张舒文和大哥吴浣三人在天津塘沽港坐上了前往日本的“长安丸号”。这时,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再次北伐,日本人先后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接着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曾多次采访吴清源、为其写传记的东京新闻社评论员桐山桂一

     吴炎与吴浣:天津与长春

     1928年,16岁的吴炎前去天津送行,给吴清源临别赠言。与有过人天赋与才能的吴清源相比,孤身留在中国的吴炎觉得自己就像大海上的一叶孤舟,不知漂向何方。家人去日本前的一个月,吴炎考取了北京西城区宏达中学的特班,1929年秋,考取了师范大学附属高中,然后又转校到文治中学,跳级到高三。19岁这年,他报考了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夏天,就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这一年,大哥吴浣从日本回到北京。日本的生活已安定下来,吴浣在日本再次进了大学,在早稻田和明治大学也是围棋俱乐部的主将。

     就在吴清源在日本立足,在棋界以旭日初升的势头逐渐确立地位之时,吴炎开始了天津的大学生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身处国内,深感国难临头,必须抗日救国的吴炎,参加了天津大学第一批请愿队伍,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此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络绎不绝地到南京请愿抗日,蒋介石采取了镇压手段。

     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以溥仪为“执政”。对于吴炎来说,亲人都生活在日本,东渡也许也是他人生选择的一个好去处。但吴炎不满足于安逸人生的天性使他选择报考了南开大学文学系,想通过文学来探讨人生。他把自己定位在投身于“救国”的使命中。也是在这一年,反对建立伪满洲国的犬养毅首相成了军部等反华势力的攻击目标,5月15日,他在首府官邸被海军青年军官杀害。曾经抱着“日中和睦”的理想、将吴清源带到日本的亲中派政治家,受到右翼分子频繁制造的恐怖事件的威胁。日中之间的危机一触即发。

     1934年,吴清源回中国,作为期两个月的巡回访问。当时日本棋院和日本的新闻社组成了“日满中围棋亲善使节团”,吴清源是成员之一。上海一个叫张詹如的大富商赞助,在伯聘珍家举行了棋会,全国高手聚集一堂。吴清源一行还去了无锡,坐游船游览了太湖,然后在青岛逗留,最后来到长春,见到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郑孝胥还给他题字:“云霞成伴侣,冰雪净聪明。”后来,郑孝胥被日本人从“国务总理”的宝座上撤下来,一直生活在日军的监视下,直到1938年离世。而这个时候,吴炎却到日本与家人团聚了,看到了一个陌生却又先进的国家。

     1935年,吴浣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到伪满洲国当了一名官吏。他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写过回忆录。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新一、次子吴宁和小儿子吴海都定居在美国。根据吴浣三个儿子的回忆,只能大体勾勒吴浣走过的人生轨迹。

     1934年末,也可能是1935年初春,吴浣临近大学毕业时,结束“亲善”之旅不久的吴清源带他拜访了当时的政坛活跃人物床次竹二郎,请他设法帮吴浣在伪满洲国谋一个职位。吴浣于是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官吏。有伪满洲国“国务院”制作的官吏名册《满洲国官吏录》上,就有吴浣的名字,“宫内府总务处二等翻译官,荐任七等十一级”。据吴新一回忆:“父亲到‘新京’后不久,调到了伪满洲国的‘外交部’,并被派到驻东京的大使馆任职,做三等秘书。父亲好像和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关系不错。1941年,他再次调动工作,这次是到伪满洲国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大使馆’任职。弟弟吴宁就是在南京出生的。”虽然只是个二等翻译官,但因为吴清源的缘故,他在任职期间受到了不少特殊关照。

     1935年,吴清源以一种难以解释的、诡异的方式,与天津发生了联系。10月,他正在西荻洼的家中,读完老子的《道德经》,准备上二楼睡觉。突然,他一头栽了下去,感觉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控制住了全身,好像灵魂附体。母亲张舒文发现他倒在洗手间里,才叫来人,把他抬到了房间里躺下。吴清源总感觉有什么东西缠着自己,挥之不去。他认为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回天津去。回天津去。”吴清源提出:“我要回天津去。”

     前一年来过日本的吴炎,回国后一直往日本给吴清源寄《大公报》和《庸报》两份报纸。《庸报》的社长是李玉堂,他直接参与了创立红卍会的相关事务,并通过《庸报》宣传红卍会,宣扬儒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推崇“道”和“慈”,吴清源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吴清源坚持要根据“上帝的指引去天津求道”。这样,在天津塘沽港,分别了7年的吴清源与吴炎相聚了。

     吴清源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和拜访红卍会主持人、《庸报》社长李玉堂。那时,《庸报》刚卖给日本驻军,记者纷纷辞职,吴炎担心,吴清源会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不愿意带他去。但吴清源态度坚决。最终,吴炎安排他与李玉堂会了面,吴清源成为红卍会的信徒之一,开始接受李玉堂传道。这时,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事实上是“第二个伪满洲国”。一系列变故,使南开大学校园内学生们的反日情绪越发高涨。吴炎催促吴清源赶紧离开中国,东京方面也催促吴清源速回。吴炎随吴清源一起坐上了驶往日本的客轮。

     当吴炎在西荻洼的家里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选择时,开始阅读《唯物辩证法》和《资本论》时,吴清源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作为一名还要在日本继续生活的棋士,1936年4月,吴清源选择了加入日本国籍。而吴炎最终选择了抗日。也是在1936年,吴炎坐上了经由朝鲜半岛回国的列车。

    

     1955年时的吴清源

     命运:分道扬镳

     吴炎回到天津前,收到吴浣来信,“来长春一趟”。在哥嫂陪同下,吴炎看到大哥谋得了职位,又娶了妻,生活已经稳定,吴炎并未说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回到南开,校内学风大变,很多学生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救国的使命。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大游行,南开大学的学生也热烈响应,随后,“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吴炎接到了仍在日本的朋友李功尚的来信,信中写道:“日本已经下决心要大举侵略中国,中国想以局部的退让来谋求日本止步是不可能的。时局将急转直下,要做好心理准备。”在日本,吴清源仍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由于身体不适,在富士见高原疗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疗养。吴浣则作为随从人员,和伪满洲国的其他高官一起,到日本参加了关东军为溥仪的弟弟溥杰安排的婚礼。

     1937年8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战争声明。养病中的吴清源写下了题为《望乡》的随笔。他写道:“特别是像我这样,在中国出生,而现在却生活在日本的人,实在是很不希望日中之间发生战争。我所期盼的就是和平”;“我希望中日之间的纷争就像职业围棋手的棋风一样。当然,兵刃相见的战斗自然是激烈的,但是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我祈求战争的结果是尽可能地把两国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自传中,他写道:“我们一直住在西荻洼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但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在日本渐渐待不下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1928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促进中日友好’做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我要留在日本继续我的棋士生涯。”吴清源相信红卍会的教义:“不谈政治,没有国境线。”但事实上,日军却正在侵犯中国的国境线。

     在国内,吴炎毕业后,1937年11月,他去了武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全部迁到了武汉。他后来回忆:“我想上前线与日本面对面地作战,又觉得国民党政府军队无能,就打算自己组织抗日游击队。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后来,吴炎还在河南省境内活动,组织游击队,在天津一带,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不得不在天津暂时隐藏下来。1939年,吴炎在天津结婚,新娘是南开大学的同学,生下两个女儿。1940至1944的4年里,他在法国人开的天津工商学院辞典编撰处工作,编辑汉语和法语的分类辞典。1942年,辞典编撰处迁到北京,吴炎也迁居到了北京。他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和红军的主要人物产生了好感。他决心投奔共产党,但一时又找不到接近共产党的办法。

     也是在这个时候,名人本因坊秀哉和七段棋士木谷实下了一局名人的隐退棋,宣告了本因坊世袭家族制的终结。吴清源担任解说,川端康成写了观战记,并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名人》。大部分时间,吴清源在富士见高原疗养,躺在高原的病榻上阅读《尚书》、《神仙通鉴》和《吕祖全书》。也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乱世中,吴清源与木谷实开始了镰仓十番棋。吴清源在日本结了婚;因为他高超的棋艺,在日本人气很高。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建立了汪伪政府。吴浣赴南京,在伪满洲国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大使馆”任职。1941年,在日本越来越难以待下去的母亲张舒文带着几个女儿回国,投奔南京的吴浣。

     1942年4月,吴清源应玺宇教教主峰村教平的要求,利用和雁金准一升降十番棋的比赛间隙响应信仰的召唤,再次回到中国。他在北京拜访了日本政府内阁的直属机关“兴亚院”,受朋友们邀请去了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又去了一趟天津的道院“祖坛”,然后再去济南、东北。这一年秋天,他受汪伪政权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邀请,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参加南京“中日文化协会”组织的围棋比赛。

     在上海,吴清源遇到了杨子安,他是吴清源去日本时的监护人。杨子安对他说:“你回来吧,否则,日本一旦战败,你就是个汉奸。”上海的大街上,有“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标语;一派人把他看成英雄,另一派则把他看成叛徒,因为他生活在日本。但吴清源决定回日本,他要继续做一名围棋棋士。在上海,吴清源和曾经用短刀威胁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儿玉誉士夫下了一盘棋,和濑越宪也在南京北极阁下了一局示范棋,汪精卫也在场。

     1944年,经朋友介绍,吴炎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定南。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前夕,国民党军将领孙殿英来到北京,与王定南见面,希望王定南在平汉线和陇海线的战略要地伏牛山占据一块地盘。王定南认为,借孙殿英的力量到伏牛山占据一块地盘,等八路军来时做接应,会大有作为,就出逃北京去了河南新乡。吴炎也坐火车去了新乡,与王定南夫妇会合。他们向河南省西部出发,收拢国民党军的残部及武器弹药,初步形成了一支2000来人规模的部队。

     吴炎曾回忆说:“国民党的军队逃离了伏牛山,附近也没有共产党的军队,所以伏牛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我们的队伍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00。”游击队命名为河南人民自卫军,是一支抗日义勇军。然后,吴炎和王定南被国民党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抓获,被定性为“共匪”。高树勋虽然是国民党军,但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排挤,对国民党也心存不满,王定南决定设法劝说他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与高树勋长谈了两个多小时。1945年1月,吴炎和王定南获释,两人投奔高树勋。王定南任高参,吴炎任机要秘书,吴炎的级别是少将。在吴炎和王定南的努力下,高树勋开始决定投诚,并写了一封给彭德怀的机密信。

     1945年3月,东京遭到了大规模空袭,到处都是火光。吴清源回忆:“我想地狱肯定也就是这个样子。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做好了随时死亡的准备。可见,必要的时候,人的忍耐力还是很强。”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吴炎兴奋得两天没有睡着觉,写下一首诗:“朝闻日寇告投降,欣喜从心似欲狂。域外友朋多富有,难感吾人此刻欢。”

    

     晚年吴清源(摄于2007年)

     离合

     大哥吴浣和投奔他的母亲及妹妹清仪、寄子,从1941年起生活在南京和上海。吴浣之子回忆当时的生活说:“日本战败的结局已经越来越明朗。父亲大概考虑到身为伪满洲国的一名公务员,战争结束后一定会遭逮捕。于是,他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举家迁往上海。”吴浣一家是在1944年底,或者1945年初从南京迁到上海的。当美军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时,“我明白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考虑到自己与日本关系过于密切,1946年4月,吴浣一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停战协定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吴炎前往北京,设法与共产党联络。在与共产党城工部的刘仁部长见过面后,吴炎拜会了各方高层人物,在北京市内设立了副司令长官办事处。在北京,吴炎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王定南拿着高树勋的机密信件,在河南省北部的林县见到了陈毅,陈毅看过后,让王定南拿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看。刘伯承给高树勋写了回信:“欢迎高树勋先生和八路军联系。”吴炎到达天津时,高树勋的“邯郸起义”已经成功,高树勋的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1946年,吴炎随民主建国军参观团赴延安,受到了彭德怀的接见,吴炎一首《献给朱总司令》的诗被《解放日报》刊登,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朱德同志纪念馆内。那一行,吴炎为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做过翻译。不久,民主建国军因有要叛变传言,高树勋被解除了武装。吴炎被释放后,去了华北军区卫生部编译室。

     这时,在日本的吴清源身上,发生了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国籍。在中日战争的年代里,他加入了日本籍,并作为一个日本人迎来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吴清源在自传中回忆:“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衫並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国籍。因为他们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所以他们具体怎么操作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但根据日本作家桐山桂一的考证,战争结束时,是一些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军方代表,在取得玺光尊(当时吴清源信奉“玺宇教”,其教祖称为玺光尊)的同意后,把吴清源带到了衫並区。军代表经过与日本政府有关机构的交涉,为吴清源代为办理了脱离日本籍的手续。根据吴清源的说法,“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而我们是1952年要去台湾时,才发现这个情况的”。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时,在东京的饯别会上,作家川端康成还对吴清源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

     1946年,吴浣一家在台湾落下脚。据吴新一回忆,他母亲家有一位亲戚为蒋介石政府工作,是他邀请吴浣去的。吴浣到台北后,最早是在一家叫“正中书局”的政府出版社工作,但是只干了半年,就辞职转到另一家叫“台端为本书局”的出版社。吴浣更名“吴迪声”,大概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以前曾经在伪满洲国任职。1952年,吴清源应邀去到台湾,给吴浣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转机。他获得“大国手”称号,报纸上也开始刊登有关围棋的报道。以此为契机,吴浣开始了教围棋的生涯,撰写有关围棋的文章,生活至少衣食无忧。

     1961年,吴清源遭车祸,命运由此开始黯淡,比赛成绩一次不如一次。在1965年的名人循环赛中遭受全败战绩后,吴清源发觉,他很早就已经被日本棋院除籍了,这件事几乎将其击垮。1972年,83岁的濑越自杀身亡。其死因和吴清源被日本棋院除名一起,都成了一个谜。1979年,吴清源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而在大陆,吴炎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四川简阳的医学院。在各自经历了动荡的人生后,1979年,吴炎通过一位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医学院教授,获得了吴清源的联系方式。1980年他坐船到了神户,从神户坐新干线前往东京。相隔44年后,吴清源和吴炎再次相逢。

     (感谢卢北峰对本文图片的大力支持)

     ⊙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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