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仁义沈峻
2014/12/20 三联生活周刊

    

     冬晓赴港三联前丁沈夫妇及友人践行合影

     今天我们继续怀念沈峻先生。

     生活中的沈峻是小丁的“凶老伴”,也是黄苗子、杨宪益等老朋友的“大管家”。

     她用友情和温暖为这些文化老人搭起了一方可以遮风挡雨的小天地。

     在丁沈夫妇几十年老友、资深出版人冬晓先生的这篇数年前的访问中,一位“有仁有义”的沈峻,和那一代老人的精气神跃然眼前。

     文章稍长,但值得您认真读下去。

     仁 义 沈 峻

     冬晓

     “嘴巴不饶人,心善似菩萨。”——这是丁聪对老伴沈峻的“评语”。

     上世纪三十年代,尚不满20岁的丁聪即在上海美术界崭露头角。他的漫画针砭时弊,幽默深刻,“小丁”之名,渐渐人尽皆知。然而,丁聪迟迟未成家的问题却把朋友们愁坏了。一次,夏衍甚至当众宣布:“小丁如果今年结婚,一切由我包了,我请客!”就在这一年,丁聪经妹妹介绍,认识了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沈峻。

     1956年底,40岁的丁聪和29岁的沈峻走到了一起。丁聪憨厚,沈峻爽直;丁聪是出了名的“事业高智商、生活低能儿”,沈峻则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大能人;丁聪爱管沈峻叫“家长”,乐得饭来张口,沈峻却自嘲为“小丁同志的终身高级保姆”,一辈子牵肠挂肚。

     难得的是,从此,沈峻不但担任了丁聪的“家长”,也成了丁聪那一大批老朋友的“大家长”。

     2008年4月23日:和沈峻聊家常

     几番让丁聪“起死回生”

     冬晓(以下简称冬):您的朋友们经常说一句话:“有问题,找沈峻!”有了问题马上想的是赶紧找您。您先说说您最主要的“管理对象”丁聪,然后再说说比您老的那些老朋友们。

     沈峻(以下简称沈):丁聪很好管理,因为我怎么做,他怎么是,从来没有意见,虽然他老是发牢骚。

     冬:他说您给他的一片肉,风都吹得掉,哈哈……

     沈:他老在外头“控诉”我,说我虐待他,不给他吃东西,早饭就给他一片薄薄的面包,风一吹就能飘走。有一次有个朋友来我们家,听说这个故事后就画了一幅画:天上一块面包,丁聪坐在面包上头,就像坐在一张神毯上。

     冬:但是我知道,您几次让丁聪起死回生。医生都已经宣告没有希望了,您却一定要带回家,把他唤醒了。

     沈:哎呀,我是“死马当活马医”,当时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我真的接受不了。人老了都会生病,最后不行了就会走,这些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他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冬:是不是那次手术以后变成这样的?

     沈:他是摔了一跤,把骨头摔坏了,脑子里有淤血,开完刀以后没有马上发现,过了一阵就不行了。大小便也不行了,东西也不会吃了,话也不会讲了,人也不认识了,连我都不认识。

     冬:哪一年?

     沈:就是2006年的事。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应,我说我是谁,他也不应。整个人都没有感觉了。那时候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说怎么突然这家就变成这样了?人还在,但什么都没有了。书也不会看了,电视也不会看了,大小便失禁。那段时间实在是把我累坏了,还不只是精神上怎么样,那都是重体力劳动。

     冬:那会儿您也是快80岁的人了,真难为您了。

     沈:晚上睡觉,他大小便失禁,我就得起来给他换呀,从里换到外,还有被褥、床单什么的。刚换完,累得贼死,我想躺下闭会儿眼睛,又一轮开始了。

     冬:一夜要折腾好几次。

     沈:一夜要三四次。

     冬:天哪,完全靠您自己?

     沈:就我自己,没有人啊。一个人要是不能使劲的话,扶起来特别沉,所以后来我的颈椎就坏了。就这样,睡觉也睡不踏实,他瘦了很多,我也瘦了很多。

     冬:为什么不送医院呢?

     沈:他就是从医院开完刀回来以后变成那样的呀。这样的病人是占床位的,是治不好的,医院不收。后来我问大夫怎么办呢,大夫说,回家好好侍候着吧。怎么办?没办法。九十多岁了,脑萎缩,没什么办法。

     冬:就这个结论。

     沈:这样两次……

     冬:两次出现这种情况?

     沈:一共三次。第一次过了大半年好了,恢复得很好,他们都说是奇迹,也能走路,也能说话,也能写字,跟以前差不多。

     冬:第一次就是因为摔跤?

     沈:摔了一跤,把骨头摔坏了,到协和医院换了根骨头。大夫老怕他的腿不好,说年轻人大概三个月就能好,你这个年纪半年能好就不错了。回来以后,三个月就好了,又能走路了,又开始出去吃饭了。有一回我们去附近吃饭,吃完饭该走了,他说想上厕所。我扶着他到厕所,说你慢慢进去,我在门口等你。他就进去了。我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走出来。话还没有说完,咣当一声,也不知道是地滑,还是碰到了什么东西,我赶紧跑进去,一进去就看见他满头满脸都是血,脑袋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用一大把纸按住他的脑袋,车还在门口,马上拉到附近医院,缝了5针。

     冬:摔得这么厉害!

     沈:到医院赶紧拍片子,大夫说还好,骨头没摔坏,脑子也没摔坏,我们就回来了。过了两天,又成这样了,又成植物人了,又开始第二轮的折腾来折腾去,过了大半年,又好了。

     冬:他的生命力真顽强。这整个过程都是在家里,都是您管着?

     沈:都在家里,都是我管。大医院都不肯收,后来我想能不能找个老年医院、养老院什么的。跑到郊区的一家老年医院去看,那儿倒是能收。但我一看,住的都是老年痴呆症,都只有一个保姆看着,挺可怜的,待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我说不行不行,不能在这儿待着,还是决心回家。在家里弄个病房,找个人帮忙,在眼皮底下看着放心。

     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病扎针挺好,我就在附近的304医院找了个熟人,我说病人年纪大了,想住院扎针。扎针的老中医一看,说,都九十多岁了……

     冬:扎针的都拒绝了?

     沈:他说,老年人这种病一般是脑血栓,脑供血不足,可以每半年打一次点滴。一个疗程三个礼拜,打完了又跟我说,他不是腿不好吗,我们这儿有种药对骨头挺好,你要不要打?我说打。打完针,医院也就不让再住了,于是就回家,再慢慢恢复。

     冬:这次回来的时候也不认识人?

     沈:这次回来可以认人了,但很迟钝。我早上九十点钟给他做午饭,中午送到医院,看着他吃完午饭。他开始睡午觉,我回来再做晚饭,做完晚饭再给他送去,再看着他吃完晚饭,我再回来,你说我这一天哪还有时间啊?

     冬:真够辛苦的。

     沈:他说你就给我弄到小床上,自己成天跑出去玩。所以说他脑子不是很清楚,但好像又知道一点儿。后来出院回来就在家待着,我找了个人帮忙照顾,过了大半年就好了。第二次基本上都恢复了,除了不会写字画画,手腕控制不了。

     冬:我记得他第一次患病的时候还坚持为《读书》画画,第二次患病才不画的。

     沈:对。他是2006年3月份第一次得的这个病,2007年3月份他画了个图稿,说“我将不能画画,以后再也不画了”。

     冬:一直坚持到2007年,他为《读书》一月不拉地整整画了28年。

     沈:对。

     冬:第二次回来以后,手就抖了?

     沈:不是手抖了,是不会画了,脑子控制不了,手也不行了,眼神也不行了。我找了个护工帮忙,结果那个护工帮他上厕所的时候没扶好,咚一下倒在马桶边。这是第三回,这回没有前两回那么厉害,稍微轻一点,但是也不行,只是糊涂程度没那么严重。

     冬:这回病倒以后他还能认得您吗?

     沈:还认得一点,但很多人不认识了,也不讲话,也没有精神,也不看电视,筷子也不会拿,往鼻子上杵。后来我老跟他讲话,老跟他讲话,天天跟他讲话,因为报纸上说这样的病人你需要同他讲话。

     冬:看看他有没有回应?

     沈:不管有没有回应,都给他讲,什么都讲。只要他一起床,我就把电视打开,让他一睁眼就看电视,老给他刺激。每天还给他全身按摩。

     冬:您自己给他按摩吗?

     沈:都是我自己。就这样坚持着,慢慢地,现在又好一点了,有时还会幽一默。我说,小董认识吗?董秀玉!“认识!怎么不认识?”我说,小董请你吃饭,怎么样?“去呀,干嘛不去?”

     冬:真情暖人,真是能唤醒人的意识。

     沈:一开始,我摸着他的脸跟他说怎么怎么,他都没有反应,我真是死马当活马医。

     冬:您有没有觉得很累的时候?

     沈:第一次真的很累,白天我要看着他,一会儿就得换衣服,换下来一堆,我这人还看不得搁着,隔天不行,多不卫生,换完就洗,刚刚弄完躺下睡觉,他又开始了,所以夜里也睡不了觉。这两年多,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无助、很无奈?

     沈:第一次我实在是觉得失望,家怎么变成这么一个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后来慢慢的,有那么多现实的问题要去面对,就又调整过来了。认命了吧。

     冬:可是我都觉得奇怪,您一边要照顾丁聪,这么忙、这么累的时候,一边还去照顾那么多老朋友……

     沈:我还修房子呢!

     冬:修什么房子?

     沈:夏天下大雨,阳台漏了,水都流到屋子里了。晚上我就拿着个桶,到阳台上接水,接半桶水,倒掉,再接。后来我咬咬牙,这不行,夏天咱们这儿不是老下雨嘛,这样子我怎么受得了?所以我就去找人收拾阳台。他们还笑我,说家里有病人那么多事情,你还弄房子?我说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呀。最后两个阳台都收拾好了。

    

     从左至右 后排:冬晓、沈峻;前排:丁聪、王世襄(李旭 摄)

     古道热肠为朋友

     冬:听说您还是黄苗子先生家的“大管家”?

     沈:他们叫我“黄苗子办公室主任”,简称“黄办主任”。

     冬:当时他们在澳洲……

     沈:他们从澳洲来信,一会儿让我办这事,一会儿让我办那事,后来我就说我是“黄办”,黄家的办公室主任。

     冬:以后真就有点“名正言顺”的意思了?有求必应。

     沈:都年纪大了,都是老朋友,能做的也愿意为他们做一点。

     冬:听说还去帮忙灭蟑螂?

     沈:灭蟑螂是去年的事儿,当时郁风走了,丁聪又还好,而且这儿还有个护工,要不然我根本出不去。

     冬:从西城一直跑到东城!

     沈:啊,还自费。(笑)

     冬:还有杨宪益。

     沈:杨宪益有些事情他们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房子是我给他弄的。

     冬:是吗?

     沈:我给他写的申请房子的报告,让他自己签的名,我到办公室去给他疏通关系。

     冬:怪不得都说您是大家长。

     沈:这些事情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后来也挺逗的,杨先生有个妹妹,是北师大的教授。她到杨先生家去,说她要买个沙发,我也不记得那是什么年代的事,然后杨先生就说,你不要自己去,我们有个朋友叫沈峻,你去找她,她特仁义,她什么事情都会。他妹当时没来找我,但是后来她告诉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后来杨先生一病,她就经常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说,我哥最喜欢你了,最听你的话了,要我啥事都来问你……

     冬:郁风当时把黄苗子托给您,也是因为您的仁义。

     沈:郁风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总觉得放心不下。她托不托我都得管。

     冬:郁风是特别欢、特别开心的一个人,每次打电话都把我笑得不行……

     沈:老太太是一个开心果。

     冬:最后她知道自己的病不好,才托付给您的。

     沈:她是疼得不行啊,才知道自己不行了。不疼的时候她才不在乎。

     冬:那时候我还奇怪呢,她开刀不到一个月就说,你们吃饭可别落了我。

     沈:线都没拆就到黄陵、凤凰玩了一趟,回来才拆的线。

     冬:真的?就是那次发现癌症以后动手术?

     沈:那好像是第二次手术,后来扩散到肺部,就不行了。

     冬:这老太太以前做了那么多事,受了那么多罪,可性格还那么开朗,真是挺棒的。

     沈:她是很有个性。

     冬:您的这些老朋友一个个都是大家,都极有个性,却都那么信任、喜欢您,您这“大家长”很厉害啊。

     沈:这个事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就是这些人都特愿意吃饭、聚会,但他们慢慢都老了,无能为力了,怎么办呢?就我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所以我就组织他们吃饭,就是这么起的因。每次都是我组织,起先是两桌,后来吃着吃着就剩一桌了,一桌吃着吃着就剩半桌了,现在就剩这几个人了,像王世襄他们都不出来了。

     冬:胡考跟你们离得远吗?

     沈:以前我们就是到他家里去吃饭的,他太太很会做饭,胡考就很得意,说我们胡家菜好。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大家就很少上他家吃饭了。胡考跟丁聪解放前就认识,一直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两家来往很多。后来胡考年纪大了,有什么事老找我去,一会儿打电话说:沈峻,你赶快来,我这儿有点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寄封信。我说你寄信找我干嘛?让你的保姆去寄嘛。他说不行,寄到国外的信她不会寄。没办法,我还得去。过几天他又打电话来:沈峻你来一趟,我要买点东西。我说你要买东西让保姆去买啊。他说:保姆不会买奶酪。那时候奶酪只有在对外商店才有卖,我又得跑去给他买。就是诸如此类的事。

     冬:对唐瑜您也费了不少心。

     沈:唐瑜他们九十多岁了,也挺寂寞的,我一不打电话,他老伴就说:沈峻,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给我们来电话?有一次她跟我说:沈峻,我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干嘛?原来,有人想请唐瑜出去吃饭,唐瑜要去,但她觉得唐瑜那几天身体不太好,不放心,急得睡不着觉。这老太太就是这么个紧张派。我说你放心,你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去,他要是想吃饭,过几天我请他,你就这么说,肯定管用。老太太跟他说了,他就不去了,她自己也就睡着觉了。

     唐瑜也挺有意思的,一会儿给我写封信,一会儿给我打个电话。他耳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啊,是沈峻吗?我说:是。然后他就呱呱呱说一通,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老说那是“单程电话”,就像汽车的单行道似的,他自己又听不见我讲话,拿起电话讲讲讲,讲完了他高兴了,就把电话挂了。

     冬:就是有个对象倾诉。

     沈:唐瑜的稿费还是我帮他取的。他说:我那个稿费你能不能给我取一下?原来的那个张同志调走了,找不到那个人了。我说好了好了,你不要管了。然后把稿费领回来,再问他怎么处理。他要我把稿费捐给潘汉年董慧儿童基金会。

     冬:他不是自己也很困难吗?你当时好像还张罗了一个什么基金会帮助他?

     沈:他从香港刚回来时还好,后来年纪太大了,又长期没收入和医保,就困难些。我那基金会可是个假的,当时就因为唐瑜困难,九十多岁的人了,出门舍不得打车,吃饭也老凑合。直接在物质上帮他,他肯定不接受。我就说有个基金会,还专门拟了个“章程”,里面每一条都是针对他的,比如说规定九十岁以上的可以报销计程车费和餐费等等,他信以为真,很高兴,还跟丁聪说:“你明年也可以报销了!”(大笑)

     冬:您对他们真是很贴心。别看事不大,没那信任,这些老派文化人还真不肯轻易开口求人。

     沈:是啊,龚之方也这样。龚之方特别重友情。他对朋友讲,那时候他走错一步路,就是“运动”以后回到老家苏州去了,再想回北京就回不来了。他老惦记着这些朋友,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写封信,告诉他老同学、老朋友的情况。隔一段时间再打个电话,说说这里的好玩的事。他后来跟我说:沈峻,我就靠你活着了,因为我就关心这些朋友,你给我提供这些朋友的信息让我感到温暖。有时候我到上海去,顺便就去苏州看看他。有一次我们在黄永玉家聚会,我说,咱们给龚之方打个电话吧。他们说好,然后我说了话,丁聪说了话,黄永玉说了话,还有其他一两个人,龚之方高兴得不行。后来他告诉我,那天打完电话后他激动得晕倒了。

     所以这些老头我觉得都挺可怜的,年纪那么大,自己做不了什么事,心里又老惦记着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我要是有能力帮他们做些事情,让他们高兴,那我就尽力去做好了。

     像杨宪益,我老去他们家。戴乃迭说我是他们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住在我们外文局宿舍,我们离得近,我常常到她家去。有一天,戴乃迭特别紧张,告诉我说,杨先生不见了。我说你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我给你慢慢打听。那时候谁也不敢上她家去。我想,杨先生不见了怎么办呢?我就边打听,还天天上她家去陪她说会儿话。过了一阵子,打听到杨先生是到长春女儿家去了,我们就放心了。有时候她想吃点东西,我就给做一点,就是沙拉之类的;她喜欢花,就买点送给她,就是这些小事情。其实我跟她也没太多话,也许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都关心对方,我常常想着她,她也确实常常想着我,就是这样的交情,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

     冬:叶浅予跟你们的感情也很深。

     沈:叶浅予就住旁边嘛,很方便,他就是喜欢吃点儿,那时也很少出去下饭馆,他喜欢吃鱼啊,豆制品啊,我隔三岔五做了给他送去,就这样子,别的也没什么。有一次他女儿跟我说,想给她爸爸买个微波炉,但是她爸爸也很节俭,不让她买,她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块去,买完了回来搁那儿就完了。

     冬: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沈:对。这老头挺倔的,别人说话他不怎么听的,有些事我跟他说说还可以。那次他生病住在协和医院,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沈峻你来一趟。那时他已经快不行了,我马上坐车跑过去。他跟我说:我现在跟医生进行斗争,要把能拔的都拔掉。我说你在这儿好好住着,要好好听医生的话,你跟医生斗争有什么好处?我劝止了他,过了没两天,他就走了。

     你知道丁聪从来不散步的,他不爱动弹,但他陪叶浅予散了好几年步,每天到紫竹院散步,还有陆志庠,他住在白塔寺,每天赶过来,三个老头一块儿散步,坚持了好几年。后来紫竹院散不动了,就散到紫竹院门口,再后来,就到马路边上坐着了。再往后,叶浅予说:小丁啊,你不要再陪我散步了,我自己在院子里走走就行了。他不散步,丁聪也不散步了。

     冬:完全是为了朋友。

     沈:完全为了朋友。陆志庠呢,让他画画,他也不肯画,所以生活上也不是太富裕,有时候我就给他点钱,那时候我们也不富裕,我工资才几十块钱,我给他二百块钱,他也挺高兴的。朋友之间要互相照顾,这些人都是丁聪的好朋友,而且都是很好、很有才华的人。他们到了晚年,很多事情力所不能及,我毕竟比他们年轻点儿,能够帮着做的,就帮着做一点。

    

     沈峻先生骑自行车

     “我把自己忘得想不起来了”

     冬:您想过没有,自己也那么大年纪了?

     沈:跟你说老实话,我就没想过自己多大岁数,整天忙得都顾不上想这个。除非有一天我弄不动了,身体衰弱了,那时候可能我会想,哎呀,不行了。

     冬: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

     沈:还没有。

     冬:太好了,身体不错,心态更年轻。

     沈:前二三十年我能干的事,现在基本上我都还在干。

     冬:还是骑车去买菜吗?

     沈:买菜不骑车了,可去邮局、附近商场、去医院看丁聪,还骑车,方便。几年前我从这儿骑车到美术馆,给丁聪办展览,然后从美术馆骑车到协和医院给他送饭,然后再骑回美术馆照顾展览,回到家已经天黑了,天天这样跑一圈。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几个人经常到美术馆去,我说不能拍,丁聪刚开完刀,麻药还没过去,人都没知觉,你拍什么呀?他非要拍,我说不要拍,他就追在我后头。

     有一天他发现我骑自行车去协和医院,他说,你七十多岁还骑自行车啊?真了不得啊。我说没什么了不得。后来他看我有空就去美术馆照顾展览,他说,那这样吧,丁聪拍不了,我可不可以拍你?我说你拍我什么呀,我整天从家里到这里,从这里到医院,就这点儿事,有什么好拍的?他说:我们想拍你。我说我不管,我没工夫跟你说那么多瞎话,你想拍就拍,但你不能影响我任何工作,到时候我做我的,你不能跟我讲话,你也不能误我的事。

     结果就这样,他跟在我屁股后头拍,到最后丁聪醒了,在医院里又给丁聪补了几个镜头,做成一个短片。那片子黄永玉说特好看,应该得奖。他问我要了一个,搁在他家里。他自己看了不止一遍,还给别人推荐,还跟我说:沈峻,下回你要再办展览,叫上我,我来给你帮忙。那片子从展览开始拍到展览结束,都没人帮我忙啊,一个大厅里,我拎个小箱子,一张一张把画收拾完了出来,把小箱子搁在小推车上,一直拉到美术馆门口,我坐在那里,说,哎呀总算完了,把我累坏了。

     冬:都是您一个人?

     沈:就我一个人,大厅里空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在那儿一张一张地收画。丁聪的那些画都是我自己裱、自己贴、自己排版,做成一块一块的板,然后我按照大小做了木头箱子。收完画,我把木头箱子搁在推车上推到门口,总算完成了。所以黄永玉说,你以后再办展览叫我来帮忙。

     冬:把他感动的,老太太不简单!您60岁以后不是有一大堆计划吗?

     沈:哎呀,我发现我这个人一事无成。我呢,性格比较开朗,好动,好玩,实际上我这一辈子老想玩,可一辈子老没有机会玩。结婚以后就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就在运动里过日子。运动完了以后工作几年就退休了。我想这下好了,退休了,我得安排安排自己的生活。我特别喜欢旅游,但是旅游要钱呀,我们又没有钱,穷得要命,怎么办呢?我的计划是这样的:60岁退休,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我说我去做点生意赚点钱,60岁做到70岁,十年怎么也能赚到点钱吧。用这钱到全世界去旅游,70岁旅游到80岁,80岁回家,坐下来当老太太,什么也不干了,差不多也快完蛋啦。这就是我的伟大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呢……

     冬:全面破产!

     沈:对。我快退休的时候,丁聪就去找我们单位的领导,说: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让她退休,她精力太旺盛,她在这儿管了好多人,在家里管我一个人,我受不了,压力太大。当然不是真的因为他说了这个话,确实单位也不放我,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又干了几年。回来我说好了,可以开始实现我的计划了,可还是实现不了。丁聪一摊子事,以前我都不管他,他自己管,这时他也老了,管不动了,我退休没事了,就开始管他的事。然后就开始给他出书,出书就要收集资料,他的画都散着,我给他找出来,那漫画都是一小张一小张的,零零碎碎的,整理完了出书。

     那时我们单位在厦门开了家分公司,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找我,说丁聪能不能办个展览?我说丁聪从来不办展览,漫画在报上登了就行了,还办什么展览?后来他们就到我家来做工作。丁聪这个人,你说点好话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你了。人家说了说好话,丁聪就说好好好,等人走了他又说他不去。我又去跟人家说,他们说那哪行,他得去。他们又来跟他说,说完他又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说,他可能觉得这事挺烦,干脆你替他干得了,你也是编辑,你替他干。本来我不想参与这事,可我又觉得对不起人家一回二回三回,我说那好吧,我试试看。

     我就把他的画找出来,拼起来,很麻烦,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都得自己弄。后来我一想,以前丁聪跟叶浅予到香港办过一个小型展览,后来展品退了回来。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是贴在一个纸板上,上面蒙了一层,旁边用胶粘好。我想这个办法好呀,省得现场还得教人家哪几张摆一起,还容易丢。但是呢,这些材料没地方买。我就去新华印刷厂买大纸板,让印刷厂裁成四开那么大,然后再去买一筒一筒的玻璃纸,再托他们裁成这个尺寸,然后再把这一大堆的纸板、玻璃纸运回来。

     白纸板的白边挺难看的,就拿颜色笔涂,每页用粗笔画一个框子,这一组是绿颜色,那一组是黄颜色,那一组是红颜色,也好分配。画好以后,里头画都贴好,再画个小细边把画隔开,画完用双面胶把玻璃纸贴上。双面胶现在咱们有,那时候没有,我托人到香港买窄的双面胶,买回来,把玻璃纸贴在那个上头,就我一个人弄。

     弄完了一个个就都成了四开大的,然后找个熟人给我做一个木头箱子,随后我们就跑单帮去了,我们两个人拎两个箱子到处办展览。

     冬:你们是巡回展?

     沈:不是。第一次办展以后,人家知道了,说你们有个展览,而且这个展览代价很低,大家很容易做到,又方便,就到处找我们。那两年我跟丁聪就跟跑码头、跑单帮一样,跑到厦门,跑到杭州,跑到上海等等,最后一次是在北京,都很大,而且反响很好。

     冬:人家是一个大筹备组,您就一个人,真不得了。您退休以后还是很充实的,做了这么多事情。

     沈:都是为人家做的,我不想老为人家做,想为自己做点儿。

     冬:您不是还有更宏伟的计划吗?

     沈:没有了,现在什么计划也没有了,就守着老头儿吧。其实我很想办一个托老所,把这些没了老伴的老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在一起,他们喜欢朋友,整天在一起。可惜我没有条件,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些都好办,我说什么不好办?他说你不想一想,这些好朋友一个比一个有个性,你管得了吗?我一想,倒也是。

     冬:您管得了,做了几十年的大家长了。

     沈:他说养老所一人一间房,还是两人一间房?我说他们最起码一人得两间房,还有各自的事情。

     冬:那倒是,他们一个人两间房都嫌少,随时要写写画画。

     沈:房子得挺大,还得吃得好,汽车还得出得去。

     冬:装备要最优良的才可以。

     沈:你把这些老头集中在一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你想到没有?就是所有的记者都跑来了。

     冬:还得办个新闻发布部门,越想越可怕。

     沈:我没有这个力量,就管好一个老头子就行了。

     冬:不过您这个计划保证很多老人都欢迎,都高兴,因为他们这些人都住得比较远嘛。

     沈:那不一定,还是自己家里好。我想想,算了算了,计划泡汤了。一块儿管理还有个看病的问题。黄苗子今天血压又高了,我说怎么血压高啦?他说换药了,以前吃的药不生产了。我说血压药你得老吃呀,他说不,血压高就吃。我说那不行呀,后来我又问他药怎么吃,我说你去问问大夫,可不可以每天吃半片。现在他在吃治肾脏的药,换药就引起高血压,血压一高就加一片,不高就不加。我说你一高就加,不高就不加,你老这样还行呀?他说那不行,再吃就太多了。我说那能不能吃半片?他最近老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冬:我觉得像您这样的退休生活,忙忙碌碌也挺开心的。希望您永远是这样欢天喜地的,精力充沛的,可以让所有的老朋友都生活在友情和温暖里。

     沈:我收心了,我就管好自己的老头就行了。

     冬:“大管家”的帽子戴着就由不得您了。

     沈:过两天又得找唐瑜吃饭了,好久没和他吃饭了。

     冬:你们这一代的老人,精神世界那么丰厚,那么真情地对人,我们以后一代一代人都应该记在心里。

     沈:现代人都太忙了,根本顾不上。

     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真是很糟糕。您可以跑几十里路去办一件小事,虽然事情不大,但是要付出您的关心、您的时间和劳动,尤其您现在也已经80岁了,还想着您的养老院,这个心太难得了。但凡想着自己一点,自己去玩玩不好吗?您也是好动的人,却都给别人了。

     沈:把自己忘得想不起来了。不过晚上我照样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不影响。

     2009年5月26日上午,丁聪平静地走了。沈峻在他左边的衣兜里放了些纸巾,右边的衣兜里放了些牙签,这两样,是丁聪平日外出的必备物品。随后,她提笔写了一封信,连同高莽为他们画的《返老还婴图》,揣入丁聪的衣襟——

     小丁老头:

     我推了你一辈子,就像高莽画的那样,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了,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一路走好。

     我给你带上两个孙子给你画的画和一支毛笔,几张纸,我想你会喜欢的。

     另外,还给你准备了一袋花生,几块巧克力和咖啡,供你路上慢慢享用。巧克力和咖啡都是真糖的,现在你已不必顾虑什么糖尿病了,放开胆子吃吧。

     这朵小花是我献给你的。有首流行歌曲叫《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朵小花则代表我的魂。

     你不会寂寞的,那边已有很多好朋友在等着你呢;我也不会寂寞的,因为这里也有很多你的好朋友和热爱你的读者在陪伴着我。

     再说,我们也会很快见面的。请一定等着我。

     永远永远惦记着你的凶老伴

     沈峻

     2009年5月26日

    

     沈峻先生与三联书店的编辑们在一起

     ⊙ 本文转载自『活字文化』公众微信账号(mtype-cn),整理:张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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