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的20年告别信:听觉训练
2014/12/23 三联生活周刊

     “道不远人。生活周刊20年,也是我周刊生活的20年。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和大我好多的人成了同学,他们来自给种不同的职业,工人、军人、教师、生产队长,社会阅历复杂;到生活周刊来又和一群小我20岁、30岁的小朋友一起厮混,他们各有学科背景,历史、文学、科学、社会学,各有所专。”以下文字既是舒可文的回忆,也是周刊20年的过往。

    

    


     舒可文

     1.

     2002年,盛夏,我和小于、邢慧敏去广州做我们的一个封面故事。这是关于城市性格的一个题目。出门前,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一直在干扰着我的采访,他讲了这样一个城市,到那里去有两条途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个城市向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而来的人展示的是不同的风貌。赶骆驼来的人看见它,明知是一个城市,但会把它想成一条船;而从海路来的水手们也明知它是一个城市,却总是把它看成一头骆驼。广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角色是不是也类似这样的城市?它向两个方向展示着它的风貌,也就是说,我来的方向已经规定了它的面貌,不论我事先做了多少功课,也无论将怎样展开我的采访。

     卡尔维诺的干扰虽然一直伴随着,但密集的采访似乎渐渐在稀释那种自我怀疑。十三行的后人,广交会的老官员,城市规划专家,专栏作家,民间宗教专家,东山的老住户,新来此地的淘金者,各方内行人都在讲述的细节上流露出广州的历史气息和勾勒着这个城市的性格肌理。我背着一大堆资料和录音回到北京时,还是挺兴奋的,能跟朋友讲出好多有趣的如是我闻。不过,这时我也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过过嘴瘾,更清晰的是心虚,比去广州之前的迟疑更加虚无所依,直接的原因就是我没能力呼应陈春声和刘志伟的提示,来复述这些故事。

     去广州之前,老师王铭铭推荐我去请教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春声和刘志伟两位历史学教授,他们两位的研究课题多年都聚焦在广东地区: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文化历史,那里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明代的徭役、里甲制度,等等。他们两位都是广东人,生活在广州,研究的是广东历史,但是见到他们的第一刻,我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关系将完全不同于之前我与采访对象的关系,他们根本就不像带着“本地”故事来的人,也没有准备帮我答疑解密的“教授”声调。他们的谈话开阔、松弛,可能是因为王铭铭的关系,他们像在帮一个朋友尽地主之谊,当然因为我的提问,他们也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也讲了很多说不上是故事的历史细节,可是同时,又用另一种委婉的提醒把它们置于悬隔状态,两个小时里,前面的采访不仅没有得到补充,反而被一一悬隔起来。

     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过于精细繁复说来话长,也可能是因为我功课做的不够接不上话茬,后来反省到,更确切是因为我忽视了一个面对那些故事的历史方法来安置它们,也更因为截稿日期与采访写作的关系太过直接而屏蔽了那些至关重要却需要艰苦劳动才能叙述的问题,总之,我没能把他们所讲的内容整合到我的稿子里,而且还完全搅乱了几天采访中刚刚积攒成型的叙述线索,而且回到北京后还不得不带着这些印记补充电话采访。

     了解地方特点时要在它的历史成因中观察、要把任何一个地方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对任何一个社会空间的理解要关照到当事人和当时的国家意识,要了解国家意识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的浸染,以及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实践,作为历史人类学的理论阅读,我好像懂。可是,了解一个具体的局部,得细到什么程度?整体,以什么范围作为整体?福建泉州的历史面对的整体和河南郑州所面对的整体有没有区别?怎样掌握这其中的分寸,怎么运用这些理论方法对材料做整理,一个故事的不同情节之间怎么连接,又在那种意义上与整体能构成结构,这哪是手拿个理论的框框就能做到的!关于广东就单一个“满天神佛”的现象,如何发展而来的信仰轨迹,其中的琐碎和变形我就理不出轨迹,又怎么去叙述呢。这种失败感无关一项具体工作的完成度,无关来自读者的评价,却又有关任何一个写作题目,甚至有关如何理解自己,这种失败感,是那年广州之行的最重要的经验。

     10多年过去了,我甚至记不得他们讲的具体内容了,那天下午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小咖啡馆里,陈春声、刘志伟两位教授说到的那些貌似干扰我写稿程序的“闲话”,却作为一种警示,从那时起再也未曾疏远过。

     2.

     这种失败感并没有因为更多的题目、更多的采访写作,而有任何程度的减弱,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不会写字了。媒体写作,聚焦点要小、成文要快,立意的能见度要高,如果有足够的情感浓度和趣味指数就更符合其品质,这本来不是个低指标,做好也不易。但写出一个在字面上能自洽的稿子并非不能,只是其中避重就轻的虚招儿如果自己也不心知肚明,那就未免太不知山高水远了。也许没人跟媒体文章较真,即使如此,也不会消除那种知性上的疼痛的失败感。库切说过这么个意思:在疼痛的地方抹上语言的药膏,那是指望治疗吗?可怎么治疗我也不知道,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扔掉那些出溜在嘴边的大事小情,在心里远离“媒体”,拒绝新闻、拒绝职业感,什么大众小众都不是精神生活的指标。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潘振平,三联的总编辑,成了我那疼痛感的垃圾桶,每周见到他的时候我都跟他叨唠我“不能”写什么,可他好像永远没拿我说的这些当回事儿,始终就只有一个表情,笑!好吧,那就跟他说说我正在读的书和疑问,或我碰到的事,他好像很闲的样子,什么话茬都可以聊。他那间办公室一向有一种居家小客厅的空气,好像离工作很远,也缺少主人的职务标记,慢慢地我才体会到闲散的聊天就是老潘处理工作的方法,或许也不是方法,而是他的品性。

     朱伟,主编,他的办公室空气和老潘的是相反的,就事论事,快刀乱麻,效率极高,但这其实不是他的品性,更像是应对每周一期出刊压力的现实手法,因为实际上他顾虑周到,细致着呢。这也是在20年时间里慢慢分辨出来的。2004年,又是在盛夏,我跟老潘念叨我刚看完的一个蒙古帝国文物展,听了一个关于蒙古学的研讨会。朱伟进来了,说,那你就写吧。写什么呀我?你不是说成吉思汗吗,你不用管别的,就把他的故事讲讲。正好当时有一个热播的成吉思汗的电视剧,朱伟招呼起一个小组讨论出一个编辑框架,开工。那个写作对我是一次解放,在做功课和写的时候,心里完全没有读者,没有任何姿势,一直保留着从那个文物展引来的好奇。至于怎么用在杂志里,那就是朱伟的事了。

     任何写作必定有一个叙述的边界,不然会像生活本身一样千头万绪、无尽无穷,这种边界在一个人的写作或一个题目中所要求的完成程度,是非专业的快速写作很难完成的。但一个杂志可以完成,因为它不是一本专著有个叙述完整的段落,而是长期出版形成完整的面貌;它由很多人写作而声调不一各有关心所在;它所讨论所有事情纷杂而互不瓜葛却在深流沉积。一个杂志样子确实和它的主编有直接关系,朱伟在很大程度上让写作的人保留自己的声调。这种方式至少让我,自我感觉远离了“媒体”,免于那种告知和评判的道德责任,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神话保持一种对视的距离,写作变成了拜访、阅读、求解的过程。内得于心的事由自己负责,外得于人的事就归主编去编排结构了,在编辑结构中让问题的千头万绪和现实的动态感得以保持。

     单一篇文字中,无论写作者的逻辑是否自足,通过编辑,让不同的声调相互之间构成对谈、辨析、推进、质疑的开放结构,这给写作的人提供了一种足够任性的自由感,同时,这种结构本身也是对写作者的强大提示——对我们的生活现实、我们的历史负担而言,离结论还远着呢。在媒体工作的人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能纵览天下事的脾气,很容易拿一些“真理”模样的套话纵论诸事,其实谁有那么大能耐啊。

     在生活的轨迹中所能遇到的人和事,无论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今天我接触了很多的艺术家,那就是我的现实,他们遇到的问题在整体意义上也与我的问题有关,与他们的相处方式不仅是以更多的方式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共同求解的过程,而所谓的方式,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注和研究的时间。朱伟一直在他的编辑结构中强调这一点,我很感谢他。在这种结构中工作,虽然无助于我驱散那种知性上的失败感,但它被转化为一种写作的态度,在求生、求理的过程中得以安置。

    

     舒可文(右)与曾焱在宋庄采访著名艺术家栗宪庭(左)(摄于2008年)

     3.

     阿是穴一直被当成个隐喻在使用,现实在先,命名在后,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命名,就感受不到一种现实,也不可能拿一套现成的命名就覆盖所有的现实,但也有相反的哲学论证发现,没有命名,难辨现实,或者说命名和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麻烦的辩证关系。

     2006年因为我们要讨论一期关于中医的封面故事,我去找在协和医院工作的老哥们袁钟请教,我经常听他讲些在医学实践中的生动个案,他曾是个中医,后来做医学出版,他给了我一堆书,推荐了采访对象。这期封面我没有采访任务,但一个题外的历史线索让我放不下,跟朱伟念叨之后,就作为补充材料放进了封面故事。从传教医生郭雷枢(Colledge) 在1835年发表的一个提议开始,中西医争辩就纠缠上了民族兴亡的自尊、社会组织的不协调等等与科学无关的因素,西医、中医的概念也因为这种纠缠改变了,西医本指来自西方的白人医生,不是指一种医学,中医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的意思,人有地域种族之别,可医学就是医学,治病救人之学,报刊中谈论医事并不用中医西医的冠名,内容多是中西兼论,医学团体也不以中西医区分,只称医学会。

     早期汇通派的学科愿望是交换知识,改良医学,可最终没能扛住中西医之辨的政治因素的干扰,自尊、傲慢的文化因素的干扰,还有社会组织结构的因素的干扰,各分阵营了。一直到今天很多历史问题还遗留着,老袁能讲很多有关的案例。在采访的时候,我偶然地问起那个阿是穴到底在什么位置,意外地收获到一种对付这类题目的方法:阿是阿是,以事说事,不要以是说事。

     生活周刊的20年,正是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历史断裂的时代,但不论怎样断裂,都还将以皱褶的方式相连,依德勒兹的皱褶理论提示,我理解,皱褶处所掩藏的新旧之间的连结物大概都是已经变形了的,或发酵了的,新的命名怎么去整理它们?喧哗声真大,可“空气中从来没有如此的缺乏启示”。不妨可以把各种学说相互间的竞争看做就是个整理的过程,反正用原来的命名基本难以定义它们了。有很多曾经发挥了极大社会能量的观念被新的潮流抛弃,变得能进度很低,在我们面对历史话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这种能量和理解它,确实没那么清晰和容易,因为我们实际上既抛弃了原来的定义,又背负着它的能量。

     为了改造天安门广场的题目,我采访当年的工程总指挥沈勃先生时,这个问题显特别清晰。1949年,北平地下党沈勃被委任为北京第七区区长,第七区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地区,大量的工作是清除广场上堆积了几十年的垃圾。10周年国庆时广场改造,他以不同的职务参与了这次改造,那是自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第一次改造之后最有规划的一次改造。

     时隔几十年,尤其是隔着一个观念变革时代,作为个人的记忆,他说的故事真是耐人寻味。比较这两次改造,竟有很多观念动机是一样的,人民的权利是其中一个。朱启钤呼应市民对便利城市交通的要求,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了4个券门、拆除了千步廊、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少专家的非议。如果没有这第一次改造,五四运动的集会就不会发生在那里,也正是五四运动为广场赋予新的象征意义。

     50年代的改造动议中,也有一部分理由也是人民的呼吁,但这种呼吁不仅有交通顺畅的要求,而且已经把五四运动赋予的政治意义化入在内。广场作为一个意义象征的空间被使用,具有的不是任一次命名所能赋予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一部分。但是库切说,恰恰是这个部分是最难理解的,所以需要我们在理解自己时,不仅需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种种作用的对象,而且还得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自我理解的主题。沈勃先生叙述中流露的混杂着自我审视的情感肌理,关涉的一个更大的现实,以及怜悯和生存的意志,确实如杨念群在一篇书评中所说,不管用什么尺度,也“不能把前人的生活虚无化”。

     关于进步的现代观念改变了人类原有的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激发欲望,萌生梦想,把生活当成了一个不断告别过去、告别困难、泪水的进程,不符合这一想象的历史现象和人物都会被视为愚蠢的存在,作为历史或生活的垃圾被告别,只有发展是硬道理。维特根斯坦说过:“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关于生活的问题也仍然尚未触及”。

     上海世博会的时候,翻看世博会的资料,这种亢奋历历在目。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51年世博会开幕当天的日记中记着:“放眼所见……是那么神奇、那么浩大、那么辉煌、那么震撼人心。”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后,以世博会的方式确立了它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每一届世博会,不论规模大小,都使人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1901年世博会在美国举办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的话,它挑明了世博会上展示的技术产品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在“进步”的观念中,现代社会根据自己的预言模式自我表达着,发展到现在,它已经不像早期现代那样以一种丰盛、和平、自由的理想国作为实体,而是以自身逻辑为对象不断地自我证明,反复叙事。

     此外,没有一种文明曾这么自恋。在发展的逻辑中,总可以想象发展,它可以是无限的,但忘了是谁说的:“无限也颇使人害怕。无限实质上是虚无”。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里怀疑的正是一种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在他看来那就是“媚态”,所以他说物质不能“尽人生之本”,众数也不足以“极是非之端”。

     那段时间,经常把在资料中看到的故事和朋友们瞎聊,正好王音在准备一个画展,我们的话题从世博会聊到艺术史,聊到他的工作,更佐证了我的感觉。王音是个画家,他的工作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他曾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苦苦的在各种新潮艺术中实验、体会,当时看他的作品,很像达达艺术,渐渐地才发现,那些形式上的达达其实是他在测量与高剑父,徐悲鸿,吴作人,张梅荪、胡善馀,颜文良等前辈画家的关系。他说,这些人在80年代忽然就被认为根本不会画画,写实主义觉得他们的技术不好,当代新派觉得他们没有批判性。像历史的垃圾一样全都被扔一边了。至少对他来说,“如果对这些早期画家的工作不能形成感应,我所有的创作都没有上下文,就无法形成有意义的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600期封面 图片摄于1998年的净土胡同(当年周刊的办公地点)

     4.

     历史没有垃圾。余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整理我们的历史记忆。如果本雅明说得对,“意愿的记忆并不能帮助人建立起自我形象”,那什么样的记忆能建立关于我们的自我形象呢?在讨论有关“中国”、有关“南京”、有关我们的节日、有关经典如孔子、托尔斯泰、甚至有关前辈人严复、谢晋、鲁迅这些与形成我们的认识和态度有关的人和事时,虽然有大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也有很多哲人提供了尺度方法,但他们提供的方法并没那么容易掌握和运用,很多记述中到底有多少是言语的狂欢,有多少是愿望的分泌物,有多少是象征性地选择了牛逼文化,有多少是对一种文化内在品质的反应?都不好理清。

     即使自以为清楚了,还是脱不开戈达尔在《阿尔法城》开篇时就说的“真实过于费解”。即使真实摆在面前了,怎么理解这份真实,形成一个相对整体的感受?真实无不处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无不掺杂着各种观念想象的作用,无不充满了遮蔽与宣传的计谋,而这些又作为真实本身相互充盈着,在理解真实的时候,也必定交错着我们自己的记忆、愿望、观念的权衡,并会受困于知识和分析能力的限制。

     写这种题目真是战战兢兢的事。这些问题看似大而无解,如果落实到日常行状,又会变得好像空气中从来不缺乏启示。真理太多,意义会流失,不如“暂教泾渭各清浑”,不管读书、采访,首先做个倾听的人,尽最大可能分辨其中的动力来源,去分享他们的经验,因为谁也不是石头子蹦出来的,他们的经验与我们的经验处在一个共同的结构中,分享经验是纠正偏见、丰盈精神的一个好方法。而写作可以是一个再述的过程,不仅要寻找表面差异之下所能共享的东西,也要尽力为自己和他人的个体经验赋予意义,这是本雅明在分析故事和小说的区别时说的,讲故事就会带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听者都和故事的主角仍然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在整体的意义上与你有关。

     纪念达尔文200年时,有文章把《天演论》视为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误读”。是!《天演论》不够忠实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如果说他读岔了,我就有点怀疑,严复在国内福州船政学堂他已经学习了英文、数学、物理、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1877年到英国留学,在英国深造期间他已经了解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与他所学并无隔膜,并且1895年他就在《原强》中介绍了达尔文及《物种起源》。那他为什么要以那样的编译法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纠集在一起来说进化论?不去听他的故事,那才是对《天演论》的误读,而且也太小瞧了那些近代英豪。至于他这样做的后世影响如何,那是史家的事,我更想,尽量去转述他的故事,并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体会他的关切。

     不知道多少年了,我的电脑里一直存着布列松1944年拍摄的伊伦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的照片,看不够。在这种神色的注视下,自不敢妄言。一直觉得他们是天人,那种神色,分明就是天人偶尔路过我们这个世界才可能有的神色,他们的样子好像只是在此停留片段,就要转身而去,回到他们的世界?他们能看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也听不见他们怎样议论我们的世界。真想知道他们在我们这儿看到了什么。

     5.

     道不远人。生活周刊20年,也是我周刊生活的20年。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和大我好多的人成了同学,他们来自给种不同的职业,工人、军人、教师、生产队长,社会阅历复杂;到生活周刊来又和一群小我20岁、30岁的小朋友一起厮混,他们各有学科背景,历史、文学、科学、社会学,各有所专。两种环境不同,他们的声调不同,却都在我生活的不同阶段构成了珍贵而卓越的参照系,这种参照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扩大感知界面,在我少无见识的时候,他们讲“在那战斗的一年里”的故事,在我思维就要固化的时候,他们用最新的经验给思维以更大的空间。苗炜是我在这里遇到最早的哥们,在编辑部很多高质量的聊天都因为有他。现在他在主编《新知》,用另一种形式延续着三联传统中可珍视的精神品质。与他们相遇,是我的福气。

     我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中年被朱伟叫去的,并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份工作。到生活周刊不久后,我找了王铭铭做老师,他是人类学家,因为是朋友,他讲的很实在,都是他做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的一些例子,我学的很初级,即使如此,以他讲的方法去做一个题目的时候,会有和写点小评论不一样的天地。

     人类学最早是针对他者文化的,我觉着跟研究动物的出发点差不多,但人的生活不一样啊,不管什么人都有一套文化支持着他的言论和行为,倾听他者并且从他者的文化逻辑去理解是必要的。但毕竟是他者的生活,你可以当个足够好奇和冷静的观察者。当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用于针对自己的历史和社会时,事情就变得又有一层不一样,自己生活里的挫折、苦难、得意、情感、观念都在其中起作用,这很重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刊的工作也可以是过日子的一部分,不管是所得还是困难。因为在其中所形成的理解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确认,也时时在现实的参照系中校正着这种理解,这种动态的理解不仅让身心、习惯、语言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形成更真实的关系,而且也指向对未来的期待和指望,望儿女一辈人能生活得更真实健康、更通顺。

     更正:12月23日,微信《朱伟:主编这个岗位》一文中,“茅盾分裂的状态”应为“矛盾分裂的状态”;“《三联生活周刊》从2004年至今,每年人均利润超过15万”应为“《三联生活周刊》从2004年至今,每年人均利润超过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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