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布罗茨基诗歌的文化脚注
2015/1/4 三联生活周刊
“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而任何文人的思想，都是等级制的。在这个等级制内部，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尽管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这样说，但他依然承认，“某个爽朗的日子，一个诗人也许会无端地来了想用散文写点什么的冲动。”“有些题材是只能以散文来处理的。”“对历史主题，以及童年记忆的省思，在散文中更加自然。”
英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所喜欢的诗人大都书写散文，他评论过的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蒙塔莱、奥登等等，大部分散文写得都非常好。他也曾表示用英语写作散文首先是为了向奥登致敬。且不管怎样的创作原因或冲动，布罗茨基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散文集有两本，《小于一》(1986)和《论悲伤与理智》(1995)。
前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了《小于一》的中文全译本。在此前的中文读本中，我们始终只能窥其一角。1990年漓江出版社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以及199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文明的孩子》。这两本国内出版的布罗茨基作品集在发行之初，尤其是在诗圈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对于其散文集《小于一》中文章的译介都仅局限于相同的5篇。
因此，此次《小于一》以整本书的面貌发行时，出版方特别强调了“全译本”：书中的18篇文章全部保留，在内容上也没有作任何删减。用译者黄灿然的话说，全译本的意义就像是欣赏一幅画作时，原来我们只是窥见了一个局部，现在则是从摆在眼前的整幅画中欣赏细部。
《小于一》
“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布罗茨基所说的散文所受的裨益恰巧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其两本散文集都是非常出色且重要的作品，而《小于一》就更受推崇，作家J.M.库切在比较这两部作品时的评价是：“作为整体，《论悲伤与理智》没有《小于一》那么强有力。”
“随笔集《论悲伤与理智》尽管绝对是一流的，也是任何布罗茨基读者不能错过的，但其‘书体’不像《小于一》这样多元化和综合化，而更像一本标准的诗人批评家随笔集。”作为《小于一》的译者，黄灿然这样评价，“它不是一部纯粹的批评著作，也即不是纯粹的批评文章结集或专著，而是结合了自传成分，而由于布罗茨基的经历极具传奇性，因此这自传成分不仅包含了对诗歌的评论，还有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对集权制度的评论。”
构成《小于一》的18篇文章，以长篇幅为主，偶有短篇，拥有自传成分的文章有讲述自己成长的《小于一》、关于父母的《一个半房间》和回忆城市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等等。此外还包括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以及奥登等人的评论文章，其中，对于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以及茨维塔耶娃《新年贺信》两首诗的细读分别占有几十页的篇幅。
“即使我这样的布罗茨基迷，在初读《论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首诗的脚注》和《逃离拜占庭》时，还是会觉得冗长和烦琐。”黄灿然说，“很多朋友听到我这样讲，都说松了一口气。其实哪怕非常老练的读者都未见得能在三两个月间把这本书消化掉，两三个月读大部分文章，但好多东西需要回味三两年，这本书要不断地回去。”
他通常建议初读布罗茨基散文的人先从《论独裁》、《毕业典礼致词》和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力》三篇短文进入。“如果说布罗茨基在长篇文章中展示了其能力的话，《论独裁》和《毕业典礼致词》这两篇短文则证明他同样有过人的浓缩和压缩能力，也证明他在探讨诗歌、语言问题和顺便对社会制度略作评论之外，同样可以单刀直入地批评独裁政权和剖析善恶。”
布罗茨基的语调是迷人的。即便是有关政治的评论，他所使用的也并非是政治化、公共语言的表述。“他不屑于这样做，而仅仅是或常常是在谈论自己的成长和谈论诗歌或诗人时随便一提，略加评论，这反而使他的评论更具深度和洞察力。”黄灿然将布罗茨基的这种不屑形容为“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如此一来，布罗茨基根本不需要把自己当作公共知识分子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流亡美国的经历，使布罗茨基的散文常以英语写作，偶尔用俄语，这与他写诗时主要用俄语，偶尔用英语正好相反。《小于一》中，只有《诗人与散文》以及《一首诗的脚注》两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章写自俄语。一方面，布罗茨基是出于对奥登，这位被他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的敬意。另一方面，在布罗茨基流亡期间，他的父母反复向苏联当局提出申诉，却从未获准探亲。父母去世后，他选择英语，而不是被他说成是“邪恶的语言”的俄语，是为了以一种自由的语言去荣耀他们，他认为在永生的世界里便没有了语言的障碍，他愿意用一种新的语言与他们沟通。除此之外，黄灿然认为，布罗茨基的英语写作，这种在文学中一直被认为是禁忌的非母语写作，便只是玩票，但运用别人的语言反过来作为自己看待周围世界以及自身世界的能力和角度，又是值得尊敬的。
黄灿然
- 对话《小于一》译者黄灿然 -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本书的迷人之处首先是文体和所谓“书体”，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书中结合了作者的自传成分。除了讲述成长经历、父母、城市记忆的文章之外，这本书中，他对于其他诗人作品的评论等内容，是否也都可以看作有其自传成分在其中？
黄灿然：实际上，这本书里面不管是评论曼德尔施塔姆还是谈论独裁、善恶或者彼得堡，通过某个东西某个角度切入，都有自传的成分和成长的经验在其中。像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对他的影响都非常大，奥登、阿赫玛托娃包括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都是他非常喜欢，且有所交往的。谈论他们，布罗茨基等于是进一步讨论了自己的文学氛围。这些都和他的成长经历一样，只不过他不是用“我什么时候读过什么书”的格式来写，对于苏联生活的经验总结，他也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写。像《论独裁》、《毕业典礼致词》刚好就是用很短的文章把这些具体的经验抽象化地总结了。这样一看，大部分文章都是个人成长，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个文化背景方面的脚注。
三联生活周刊：这可以说是他散文的特别的成功之处？他对于评论对象的选择似乎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而他的论述也从来不是站在外围向里看的。
黄灿然：所有的诗，都是自传。散文还是带着非常深的“偏见”，他在《空中灾难》中就曾说自己，绝对是偏见。谈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包括奥登，都没有人写过比他更好的评论，这是因为他是“进去”之后再“出来”，他本身的成长，他的观点都来自他们作品的一部分，他的观念是熟读他们之后形成的。他的文章、诗歌都带着深深的奥登、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的深深的烙印，他并不是真空的状态看待这些作家。他所谈论的同代人，也都与他有着共同的背景，对欧洲文学有共同的爱好且都是比较边缘的。因此，哪怕是谈一个当代诗人，背后都有很复杂的原因能让他去欣赏这个诗人。每个人有不同的系统又都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像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包括奥登都身在其中。他本身产生自这个系统。
三联生活周刊：他所论述的语调、文体来自什么？是积累继承的文学传统或者是个人的修养？
黄灿然：他论述独裁时不是从政治评论家、社会学家或是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而是完全从诗人的角度进入，涉及很多的层面。这样的文体，我想跟他本身的人格力量有着很大的关联，或者说是天赋吧。他说话的语调非常能说服人，似乎不需要你去相信他，没有和你商量的余地，是一种很平静的权威，但这个权威又不是暴力，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可信性。
他在《毕业典礼致词》中所提到的“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完全出乎他人的意料，显示了他对别人的容忍。这种“过量”是一种人生经验，显示出他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把受伤害涉及更远的地方，你根本打不到他。因此，在后来说起自己坐牢时做的劳动，铲化肥、泥土，他都认为是非常好的经验。相反，很多经受政治苦难的人，回忆里往往全部是负面的东西，充满怨恨，恶言相对。布罗茨基的表述并不代表他不痛恨那个政权，而是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对于向他施加伤害的人，他反倒觉得他们可怜。在他这里，宽恕别人不是应该，而是起码的东西。
又比如谈论彼得堡时，尤其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他纯粹从一个本地人的角度感谢列宁，他认为彼得堡因为那场革命停顿，因此保留了很多该保留的东西，在否定一个政权时，他显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思维。就像我们看杜甫，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我们要去分析，就像是要去分析一个天才是怎样产生的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之间可以有所比较吗？
黄灿然：基本上诗和散文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写散文写得好的诗人有很多，但散文都是副产品，如果他的散文写得比他的诗好，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的诗歌批评家不是好诗人的。诗写得不怎样，但是诗论写得非常好，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就不写诗。这种情况也要发生在文学传统已经很丰富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和海伦·范德勒，谈诗都谈得很好，但是不写诗。相反，诗人如果写诗论，且写得非常好，那么他的诗也不会很差。我是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先例，就是诗写得不好，但是诗论写得非常好，能够有影响的。如果一个诗人诗写得不好，他的散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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