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五彩斑斓的手工业
2015/1/5 三联生活周刊
无论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还是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我们乐此不疲的拜访当地的手工作坊。那些耗时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身着传统服饰,在作坊里劳作的手工业者,则让人感到,丝路上的这些城市,不是一座座陈列的博物馆,而是一座座活着的古城;中古的时间依然流淌着,穹顶之下古老的砖墙与集市里蜿蜒幽深的通道,因而有了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寄居在清真寺与经院里的手工艺品店,就像大树枝上栖息的小鸟儿,让这些岁月洗礼的土墙黄砖变得热闹而有生气。在巴扎里穿行流连,有时恍然觉得踏入了另一条时间的河流:锻打一把刀的一招一式,绣一张挂毯的一针一线,刻一个彩色铜盘的一锤一凿……这分明不是现代时间的特质;这里的时间流动得太慢,若按理性计算,太昂贵。

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市一家丝制品厂的女工在绣花
费尔干纳的丝绸传奇
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绸业世界闻名,古老的传说则让它的美丽笼罩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费尔干纳盆地是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发源地和核心地带。有一个与丝绸相关的传说:已经有四个妻子的浩罕王决定迎娶第五位妻子。他爱上了一位当地艺术家年轻美貌的女儿,而这位艺术家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汗王。汗王非常敬重这位艺术家,也十分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于是他决定让这位艺术家用智慧来赢得自己的请求。汗王要求他在一夜之内创造出比他女儿更美丽、更迷人的东西。
这位艺术家苦思冥想了一整天,但直到天降破晓,仍然一无所获。佛晓,他坐在一条小溪旁,为即将失去女儿而悲伤。突然,透过蓝色的水面他看见了太阳升起的光芒,其间夹杂着云朵、彩虹。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观,激发了艺术家的灵感,使他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丝绸。艺术家拿着这样的丝绸去拜见汗王,汗王不得不同意重新考虑迎娶艺术家女儿的决定。从那以后,费尔干纳的丝绸有了一个名字,叫汗的“迪莱斯”或“国王的丝绸”。费尔干纳的手工艺人,至今仍因为织造丝绸、制陶、木雕等一些古老的手工艺术而著名。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绸作坊
在费尔干纳,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家丝绸作坊。它仍以最古老的方式手工生产,作坊也仍是前店后厂的格局。进入雕花木门的院落,土墙上装饰着很多当地繁复而鲜艳的图案的彩陶盘。进入到商店后面的作坊,也许是旅游业的刺激,也许是生产工序的必要,各个房间都有作坊工人正在从事不同工序的劳作。
第一个房间是剿丝间;石头水池中原来的热水早已凉了下来,漂浮着一些细如蜘蛛网蚕丝。水池边上摆着一个竹编簸箕,盛放着大大小小的蚕茧,有的已经破壳,只能做一些较粗糙的丝织品;旁边摆着卷绕着蚕丝的丝筺,那些稍微粗糙一些的,便再被拧成像马尾巴似的一股股。第二间作坊里,燃烧着蜂窝煤炉,炉上烧着水壶。两位工人,一老一少,正坐在像矮床一样的工作台边,给生丝分经纬。雪白的丝整齐地两头竖拉伸缠绕起来,他们再按间距,横向一股股用极其细的丝均匀缠绕上节;生织再经过炼染,就有了鲜艳的色彩。第三个房间,则是最大的一间,是一个丝绸地毯的大作坊。几十台织架并排在作坊里,每一台前都坐着两位费尔干纳的女工。这真是一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这些女工穿着鲜艳的当地服饰,并肩坐在挂满了染好色的丝或棉线的织架前,面前摆着花色的图样;织架上用无数条细棉线密密匝匝地排出了一道细百叶窗似的底板,毯子的图案正是通过这些密密的细格来找到方向的。她们用手中像把小锉刀的“针”,飞快地在底板上穿行,那些彩色的丝绸就在飞扬之中慢慢变成了细致华丽的线条。她们所织的图案,很多是费尔干纳的传统样式;也有一台织机上,半成的毯子出现了波斯书法——那是来自伊朗的订单。
这样一张手工丝绸地毯的制作,极其耗时,极其劳动力密集;在一个多小时里,我只能看到不断地重复劳作,却几乎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进展,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副不算大的全真丝毯。在伊朗的德黑兰、库姆和伊斯法罕,我也曾在大巴扎里见过全真丝毯,五彩斑斓,泛着丝绸细腻的光泽;那些针数最密集的精品,其线条也精致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你若用手指在柔软的真丝毯上画画,会顺滑地像在宣纸上写毛笔字,轻轻一抹,一切又平复为泛着光泽的柔滑。

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路途中的一个路边小巴扎
作坊的大师傅正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观察女工们工作。他叫阿克拉莫夫,从伊朗的德黑兰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他的爷爷是当时伊朗的一位大波斯毯商人,父亲则成了一位波斯毯的收藏家。
他告诉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是希望能借助这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振兴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绸地毯。“你知道,伊朗的波斯地毯非常昂贵,是伊斯兰乃至世界地毯中的宝矶手表”,他说,“为什么不在费尔干纳这个地方,生产出别的中产阶级地毯品牌,比如,卡地亚,或者浪琴呢。这里是极好的丝绸与棉产区,也有最好的熟练劳动工人”。因为阿克拉莫夫与伊朗的联系,他的手工作坊接到了许多来自伊朗的订单;在把波斯图样带入到费尔干纳的同时,他也在寻找和设计传统的、乌兹别克的图案。不久前,他最大的那副乌兹别克花纹的羊毛毯被一位德国人买走了。他还在寻找国际市场的价格定位。“一张两平米左右的高质地的波斯全真丝毯,在伊朗可能卖2万欧元;乌兹别克的真丝毯该定价多少,才能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呢”?

在费尔干纳盆地马尔吉兰市一家茶馆喝茶的乌兹别克人(摄于2006年)
历史上,费尔干纳在丝绸之路上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将连接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沿用至今。张骞通西域正式开通的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分为两路;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和犁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可见,起源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曾经在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从盆地穿过向西而去。其中,费尔干纳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的要道,也是通向南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埃及和罗马的纽带。

当地仍保留着雕刻彩色铜盘的技艺

布哈拉,一个刺绣家族的家中
在费尔干纳和马尔吉兰这两个重要的工业经济发展区,纺织业、丝绸印染、手工编织、瓷器制造、农产品等传统行业,依然是盆地的工业中心。经历了独立后十几年的改革,很多苏联时期的工业群落已经开始被新的工业企业所取代,其规模和经济效益受到太多制约,只能从那些残留的宏伟工业厂房架构中依稀可辨当时这里的经济发展在苏联中亚地区所具有的重要位置。也许,费尔干纳以独特的历史与传统为渊源的手工业若能复兴,还能为它赢得一次置身于全球化经济的机会。

布哈拉市一个绢绣家族的客厅。师傅坐在凳子上,一个学徒在请教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命运
在布哈拉的时间短暂,仅用来流连徘徊于它的大巴扎似乎都显得不够。我们住的旅舍离古城很近,由一座经院改造而来。推开雕花的厚重木门,便是一个三面围合的小院。两层的砖楼,每一层都有偌大的回廊,摆放着伊斯兰世界的人床,铺着手工的绣毯和靠背,阳光好的时候,就可以沏一壶茶,端上一盘糕点,盘腿坐在床上谈经论道。每天,从这里出发,步行不多远,就可以到达古城的大巴扎。也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使布哈拉赢得了旅游业的机会;这座大巴扎,有500多个摊位,不仅是纺织品、铁器、金银器皿、地毯等商品的集散交易地,也是手工作坊的聚集地,一些规模大的商店,同时也是已有名气的工匠做工的地方。一位布哈拉娟绣家族的女传人告诉我,大巴扎也有几进,正门入口的通道,过去是聚集着许多兑换货币的人的地方,手里拿着各种钱币,各国来的商人就在这儿兑换;再进,是卖小件商品的地方,帽子、丝巾、钱包等;出第一个拱,那条有顶的走廊两侧是卖挂毯和地毯的区域;出来,是街道,这是铁匠铺的区域……现在的大巴扎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布局,但基本也是行会似地聚集;穿行在大巴扎中,拱卷相连,拱顶错落,十字形平面集中组合,内部空间延展而又幽深,构成交叉的通行甬道,就如在曲径的山中行路,拐弯处或豁然开朗处总有惊喜相迎。


卡马洛夫兄弟俩的铁匠铺,哥哥作为长子,年事已高
卡马洛夫兄弟俩的铁匠铺吸引了我们。弟弟和哥哥的铁匠铺,分别开在巴扎的不同侧,相距甚远。哥哥作为长子,年事已高,似乎在布哈拉有着更高的声望,他的铁匠铺干脆是一座博物馆,进门中央是一座铸成壶状的炉子,侧门里的房间里展示着他们用新工艺锻造的大马士革刀、大弯刀和菜刀,现在已由他的长子在主要负责了。一面墙上是他们参加欧洲巡回展出的海报,还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的剪报。弟弟也已是中老年人,他的作坊也朴素很多,也因此更像是个干活的地方,不像是专门为了供人参观而设计的。
我们来的正是大冬天,布哈拉的淡季,没有什么游客;他就系上粗皮的黑围裙,取下墙上挂的斧头,点燃炭火,烧旺炉子,拿出几块厚厚钢条,锻打了一番。在叮叮咚咚的捶打声中,烧得通红透明的钢条被捶打得越来越薄;就这样,不断在水中冷却,又不断再炉中烧红,撒上钢粉,再不断捶打,真是一项耗费体力与时间的活儿。
这在今天,其劳动力当然是很昂贵的。而布哈拉的刀的技艺所在,则是要把这些打成薄片的钢,叠成7层,打在一起;在打的过程中,不断地让7层钢拧曲、融合,经过400至500次的翻转扭曲,最后的那张刀片上,就会呈现出流水似的花纹,每把刀的花纹都很独特,变幻无常,美丽绝伦,是锻造过程自然又随机的产物。这种铸刀法,呈现了古代大马士革刀的花纹;只是能使中世纪大马士革刀产生天然花纹的原料——乌兹钢据说已经枯竭了,古法锻刀也就不复留存。像这样劳动密集型的手工艺,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巴扎里每一个作坊,都有父子与学徒,父亲就是那个传授手艺秘诀的师傅,儿子负责经营,同时传承父亲的手艺,而那些学徒,既要干杂活,也要学手艺,然后才能出师去开自己的作坊。

卡马洛夫兄弟铁匠铺内,弟弟在加工刀具
大巴扎最有名的细密画家叫达佛龙?托谢夫有一栋两层的作坊,陈列着他的细密画作品,还有很多别的工艺品,比如把细密画镶嵌起来的首饰盒子,或者手绘的挂在墙上的盘子。托谢夫参加了很多巴黎的细密画展,说一口漂亮的法语;欧洲人对细密画有很浓厚的兴趣,《费加罗报》还曾专门来拜访过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的画的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波斯文的诗词和蒙古的史书。他拿出已经翻得起皱快掉页的海菲兹和鲁拜的诗集,告诉我,这是他很多细密画内容的来源。我是在伊朗之行中认识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与鲁拜的;正是他们热烈而浪漫的爱情诗句和对酒的赞美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精神层面下,另一个自由而奔放的世俗生活。
托谢夫的画有表现帖木儿征战的历史题材,也有宫廷生活与骑马、狩猎和打马球的蒙古贵族娱乐场景。但最吸引我的,大概也是其中那些表现男女之爱的细密画,尤其是年轻恋人身着传统华服,手牵着手,一起对饮葡萄酒的主题,在托谢夫的作品中反复的出现;有时,爱情的刻画微妙而含蓄,比如,牵住女人裙子一角挽留的男人,有时,又大胆而直率,比如,男人将女人搂紧怀里敬酒。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人隐秘的情感;在阿拉伯人给乌兹别克人带来伊斯兰文明前,他们与波斯人一样,曾经发展出丰厚的世俗文化。
托谢夫拿出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调好色彩,在他的画板前坐下,开始用细细的笔尖描画男人的胡子,在那根胡子上,他一点一点的描了很长时间,那根胡子就像他的整个宇宙,时间停滞了。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师们对细密画技巧孜孜以求;那些细密画的画法与技巧中,隐藏着对信仰的忠诚和派别的斗争,而细密画的精细,竟可以达到作为分析精神与心理活动的依据的程度,画中一匹马的鼻子上不易察觉的裂痕,就是证据。托谢夫又拿出一张经院内景的画,调好金粉,细致地描画起立面的墙砖来;这幅画,他估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告诉我,他是传统的细密画师,所有的花纹和样式,“都绝对严格的尊崇传统”,“我绝不吸收西方的画法,也不做任何‘变革’,我画的就是传统的,此地的,而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
他的固执,让我想起《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些认为西方透视画法是对神的亵渎的画师们。可惜的是,这些细密画的线条与色彩,与他们内心情感与信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粗浅探访者来说,依旧是隐秘而不被理解的。

布哈拉市的一位画家在创作细密画
也正是在托谢夫描绘细密画的那个时候,我开始理解了一些撒马尔罕与布哈拉。15-17世纪,作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重要社会阶层的手工业者,如此繁复而细密的工艺,在技术上又如此保守和虔诚的遵循传统,抗拒突破性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思想显得稳定又静止,而历史则不断循环往复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工匠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便于消费者比较价格与质量。撒马尔罕城手工业在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性发展,而手工业者的组织也同样是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即行业协会。15世纪晚期起,欧洲的行会精神在减弱,手工业者不再靠保密等手段来保护,16世纪,欧洲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纳入当时先进的手工工场。然而,16世纪撒马尔罕的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手工业生产仍然有封建性质,手工业者的组织也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行会师傅担任会长,会长具有特权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致富。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艺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是有价值的财产。
17-19世纪,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错过了主动进入近代文明的机遇,落后了。但到了21世纪,手工业就像是丝绸之路柳暗花明的历史馈赠: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渐渐把世界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卷入了进步的进程,沙漠绿洲中的布哈拉汗因其通道作用的衰退,成了封闭、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封闭,使它静静地在欧亚大陆深处,保留和发展了伊斯兰与中亚传统文化与技艺的精华;在工业时代的激进和对机械复制的流水线产品的热情消退后,这些手工业传统的价值又重新被发现,而且因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显得弥足珍贵。

布哈拉雅克古堡前的一对新人
我们根据大巴扎里的人的指引,来到做金线刺绣的人家中。师傅是一位白发慈祥的老人。这个作坊背后,就是他的家,这是一个三层楼房围合成的很阔绰的院落,三合院里住着他们三辈人。我猜想,他的身份,应该就是金线刺绣的行会会长吧。作坊里,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绣一朵牡丹花,右手执针上下进出,拿着线卷的左手则配合着不停松线。乌兹别克人在一些特别的时辰,喜欢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师傅告诉我,女孩儿第一次见未婚夫的家长时,就要穿一件无扣的丝绒长外套,门襟与袖口处常常绣着金线的花纹;去参加一些重要的聚会,他们也喜欢穿传统服装出席。老师傅告诉我,在回到这里成为一位作坊师傅之前,他年轻时,曾有10多年的时间,在俄国人的制鞋厂工作。他说,那个时候,所有的手工业者几乎都被改造成了工厂工人,被驱赶进厂里,“在流水线上,啪啪啪,钉鞋跟,生产样式一模一样的皮鞋”,“那个时候,这片大巴扎的作坊基本都关张了,很萧索。直到90年代,才重新聚集起来,重新回到手工业的本行去”。
查阅资料显示,苏联时期,撒马尔罕是共和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工业以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大的企业有磷酸钙厂和硫酸厂)为主,也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渗透到共和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了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份内衣,都需由中央调配的程度”,最终,“‘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导致了共和国经济的不合理结构,甚至演变成单一的畸形经济。二战期间,撒马尔罕的冶金工业增加了三倍半,而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却减少了一半”。老师傅的儿子英语很好,他向我解释说:“我们不喜欢那些一模一样的流水线东西,没有任何情感可言;回归到手工,也回归到我们过去与布哈拉当地人生活的关系中去——他们为某一次聚会来订制特别的服装,或者,如果付不起很高的费用,也可以来我们这里租一件衣服去”。这番话,在我这样一个来自被商业渗透的消费社会的人听来,真无法分辨是发自肺腑,还是陈词滥调了。


制作传统乐器的亚美尼亚兄弟
实际上,俄国人在给撒马尔罕带来近代文明,使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有了电报线和铁路,将其纳入近代社会的轨道时,也摧毁了这里的传统手工业。沙俄政府初期,布哈拉汗国统治生产的“马尔吉尔”布和一种七彩色布“奇特”曾闻名世界,还有一种名为“巴克赫马尔”或“马克赫马尔”的深红色天鹅绒光滑华丽,是俄国商人争先购买的布料。但沙俄统治中亚以后,为了本国纺织品产品的销路维护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厂主利益,限制了中亚纺织业的发展,中亚纺织业从中世纪的优势产业逐渐衰落终,中亚成为俄国纺织品的进口地区。
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随着铁路的开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传统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快速改变;俄国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和银行主涌入,在此开银行、办工厂、发放高利贷,建立棉花种植园和大农场。而当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沙皇俄国在中亚的统治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又取代了过去同一血统的观念,成吉思汗的血统在中亚失去了意义,古老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在错过了很多次全球潮流后,在苏联时期,开始了快速地工业化。大巴扎里手工作坊,也许,应该被视为现代的重生与复兴;每年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游客,则将这些曾经有过历史断裂的手工作坊,置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背景。当我再次走在大巴扎蜿蜒的曲径上时,我感到古老与现代的时空在这些交叉的通行甬道处,交织出某种我仍未完全理解的隐秘的传奇。
⊙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第8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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