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报道中国33年
2015/2/2 三联生活周刊
吉米曾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他既满怀着浪漫的革命情怀，也经历过物质匮乏与精神禁锢时期。他当过“洋知青”、渔民，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吉米更愿意历史的、全面的，甚至是采用“理解”的立场报道中国。
吉米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
退休
坐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吉米·弗洛·克鲁兹(Jaime A Flor Cruz)盘算着什么时候去一趟宁夏。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3年，只有宁夏没去过。“我要抓紧把这个空白补上，那就圆满了，哈哈。”吉米摊开手说。他今年63岁，身材不高，穿着妥帖的西服，看起来很年轻。像很多老派人物一样，衬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
就在两个星期前，2014年的最后一天，吉米宣布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北京首席记者的职位上退休。吉米是菲律宾人，自从1971年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他只有一年不在中国。从1981年开始，他在中国做了33年记者，先后供职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CNN。在中国，他是资历最老的外国记者，先后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5届领导人，参与报道了中国一系列重要时刻。
不久，他就要离开这间有些局促的办公室。房间四周摆满了资料和书籍，背后书架上是一摞摞的名片，墙上挂衣钩上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的证件和卡片，五彩斑斓，足有上百张。在担任记者30余年中，他参与报道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两会”和党代会。“对外国记者来说，‘两会’非常重要，能采访到很多重要人物，能够在发布会上提问。”吉米说。2013年，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主持人傅莹点名说：“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问，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随后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他。
他还记得在90年代初去上海参加一次新闻活动，市委书记朱镕基宣布了浦东开发的宏伟计划。他和其他几名外国记者专门跑到浦东考察。站在一片农田中，吉米想，这怎么可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浦东速度不过是现代中国的缩影。记录这种急遽的变化，则成为他30多年记者生涯的主旋律。
吉米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年轻时代，他因政治事件而滞留中国，随后在中国的乡村劳动，在恢复高考的时候进入了北京大学读书，李克强与薄熙来都是那一届的同学。1981年，进入《新闻周刊》担任助理和实习记者，由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
吉米的夫人也是菲律宾人，他们在北京相识，一年后在菲律宾结婚。结婚不久就一起回到北京，她在中国也待了25年。孩子们是“北京制造”，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到美国上大学。男孩在洛杉矶的一个医学机构工作，女儿则在纽约当记者。
退休对他而言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在当“随行家属”的同时，他希望能够写写东西，整理材料，更重要的是整理脑子里的材料。他最想写的，还是自己70年代末的大学生活。那是中国刚刚开放的时期，也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想采访一些老同学，写下他们的故事。”吉米说，“他们是真正的精英，成长于那个思想特别开放的时期，影响着现代中国。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有理想，爱国，真正想把中国带到更高、更好、更富裕的位置。”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吉米还曾两次担任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他告诉我，外国记者在中国的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700多人。这主要在于中国地位已经举足轻重，经常会发生大事件、采访到大人物。
由于丰富的中国基层经历，吉米与其他外国记者的视角有着明显不同。他喜欢将中国比作半杯水。“我会说，看，中国已经有了半杯水了。另外一些国外同行会说，看，中国还缺半杯水。”吉米说，“那些纯粹西方背景的同行，可以写出精彩的报道。但就我而言，则更能体会中国人的心理。因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历程。”
他还打算最近去湖南衡阳的农村走走，因为那是他70年代“插队”的地方。“我跟湖南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北京都会找我。”吉米说。
1971年，吉米与菲律宾访问团同学一起游览长城
浪漫与现实
吉米还保留着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71年8月底。他披着一件绿军衣，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戴着军帽，仰起头，阳光洒在脸上。满脸稚气，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那是在北京的长城上，他和朋友们正畅想着回国后如何继续“革命”，改造世界。
然而几天后，他被告知暂时不要回国。因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逮捕了一批反对派，包括企业家、政治家、教授和学生领袖。吉米就在“黑名单”上。那一年他20岁，还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吉米出生于菲律宾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他的父母都是技术官员，为政府工作。吉米的家庭条件不错，很早家里就有汽车和电视。中学毕业后，吉米进入了菲律宾最好的大学读书，那是一家私立的教会学校，接收国内最富裕阶层的孩子，而且只收男生，学费很高。他们大多是企业家、政治家的孩子，从小都在贵族学校长大。与同学们相比，吉米的条件则逊色很多。于是他参加了大量社团活动——合唱团、长跑队等，也当了学报记者，就是为了能够跻身高级的阶层。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成绩不好，第二年就转到了国立菲律宾工业大学，读广告专业。
在新的大学，穷孩子为主，很多人都要半工半读。吉米的思想也开始转变，逐渐“左”倾而激进，他说：“我开始更多考虑贫富分化、政府腐败等问题，思考社会矛盾的原因。”他参加了话剧团，自己编写话剧针砭时弊。作为大学学报的总编辑，吉米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大学编辑协会，并担任主席，以这样的身份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
裹挟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与青年运动中，吉米也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们走上街头，反对越战、反对独裁、反对腐败，要求政治民主。就在学运的顶峰时期，他收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希望他能组织一个15人的青年代表团，来中国学习访问三个星期。“我当时对‘红色中国’一窍不通，只是看过几篇介绍性的文章，翻过几页毛主席语录，听过一两场曾经去过中国的记者的讲座。但我并不懂汉语。在我心中，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文化大革命’又充满了浪漫色彩。”吉米回忆说。
他很快联络了一批革命青年，组成了15人的访问团，在1971年的8月21日，坐飞机前往香港。去机场之前，吉米还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在香港休息两天后，他们由深圳进入中国内地，然后在广州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他们参观了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访问了北京大学，并与红卫兵代表座谈，还去参观了协和医院，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上百人的国宴招待会。在天津访问了部队，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与下乡知青聊天，还见到了大寨农民代表郭凤莲。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耿飚都接见了他们。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乌托邦，没有贫富差异，没有犯罪，警察都很少，汽车更没有几辆，官员也骑着自行车上班。在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人人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吉米说，“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国家。当时我把中国浪漫化了。带着这种浪漫的感受，我天真地思考着菲律宾能否也走上这条道路。想三个星期后回国，还要大干一番，继续革命。”
然而就在访问的尾声，吉米听说了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一些人失踪了，回国之路命运叵测。吉米陷入了彷徨犹豫。他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想着女朋友，还惦念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最后，他决定先留下来，等待消息，寻找回国的时机。“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我也会被捕，甚至不知生死。实际上，我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恰当的地方，用英文说是‘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是我的避难所。”吉米说。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2年。他与家人的通信不得不通过在美国的姐姐中转，一来一回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最初吉米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政府告诉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食宿都不用他操心。但吉米觉得这不啻于一场苦行。“我才20岁，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革命，根本待不住啊。”他想继续上学，去学习汉语，但当时北大等高校刚刚恢复教学，还没有招收外国人。然后，吉米就申请去工作。当时，中国城市年轻人都在农村战天斗地。于是，在1971年底，吉米成为一名“洋知青”，被安排到了湖南衡阳的湘江农场劳动。他白天和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挖水渠、挑土、采茶，晚上要学习两个小时的中文，陪同的翻译兼任汉语老师。
在湖南工作了一年后，吉米又被安排到了山东烟台渔业公司。每次出海要在海上工作五六天，他负责开船、拉网、捡鱼。“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用汉语和大家交流了，不需要翻译。工作虽不是很辛苦，但我却感到很寂寞。每天晚上下锚后，船停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更加想念家乡和亲人。”吉米说。每次出海前，他都会带上一大摞《人民日报》。一方面可以学中文，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研究政治。“在照片上谁离毛主席近，谁的照片大，琢磨谁会上去谁会下来。”为了学好中文，吉米向朋友借了一本汉英政治词典，厚厚的三大本。他一页一页地抄，足足抄了一大半。看他这么辛苦，朋友最后把这套词典送给了他。
这时的吉米，不再是参观访问团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基层现状，他交了许多朋友，因而也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始深入地思考，向浪漫告别。
“那时候，我们聊天都会交流一些‘小道消息’。我已经意识到表面与实际有许多差距。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又被打倒，但我们都相信邓小平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我下决心要独立思考，不能只听主流的宣传，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肤浅到深入，从天真转入了现实。”吉米说。
在烟台当了一年半“渔民”后，到了1974年的夏天，他便得知北京语言学院可以招收外国学生，于是他便申请进入学校，正式学中文，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此时，吉米已经离开大学四年了。1977年，他通过北京大学的中文考试，进入了历史系读书。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他在学校等了半年，和工农兵学员上了一些必修课。直到1978年春才和“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一起，重新走入课堂。李克强和他是同一届的学生，薄熙来则和他同一个班。
1977至1978年，正是中国的转折时代。年轻人们思想开放，关心国家的未来。“课堂内外充满了辩论，争论都是大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人民公社要不要改变？‘文革’的错误在哪里？如何评价毛泽东？一分为二还是三七开？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们。”
北大的四年生活，是吉米在中国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他和中国的精英们在一起度过。“77、78届的学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很多人曾经下过乡，或在工厂、部队工作过，社会经验丰富，了解国家现实情况，又保持了良好的学习能力。他们年轻，有理想，真正想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吉米说。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他将“一二·九运动”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他还亲自采访了十几位历史的参与者。
就在1983年，吉米的父母从菲律宾转道美国来北京看望他。这是一家人分别12年后再度相见。父母带了一个大大的旅行箱，给他带了一双鞋、一条皮带、一件夹克和洗澡用的香皂。“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可怜吧。”吉米说。这时吉米看起来和中国年轻人没什么差别了，穿着中山装，理着很短的发型。姐姐和父母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所以希望他也去美国。但吉米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已经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吉米在为采访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做准备
改革年代
1981年，吉米上“大四”，必修课都学完了，有许多业余时间。他有一位朋友在《纽约时报》北京办公室做新闻助理。他问吉米，是否对新闻工作感兴趣。
中美建交后，一批西方媒体开始在北京派驻记者，撰写中国的报道。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成为美国《新闻周刊》的新闻助理，负责剪报，每天搜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信息，把重要内容翻译成英文。办公室在前门饭店，总共四个人，除吉米外，还有一名记者、一名中文秘书和一名司机。其他外国媒体的规模都不大，都是在饭店租个房间做办公室。
1981年底，“审判四人帮”这一重大新闻给吉米带来了机遇。当时，《新闻周刊》记者回国去过圣诞节。杂志不得不给吉米发电报，要他负责这篇报道。吉米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法庭内部的一些情况，又通过电视台播放的长篇视频，花了两周完成了一篇不错的报道。“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新闻周刊》上，编辑才知道有一个叫吉米的人在北京。我的老板也意识到，我会讲中文，外面有很多朋友，便鼓励我自己找选题，独立做报道。”于是吉米从一个剪报资料员，成为一名记者。
到了1982年大学毕业前，吉米希望获得一份媒体的工作。由于《新闻周刊》更换领导，要他等待6个月。吉米于是去敲开了竞争对手《时代》周刊的门。他在《时代》周刊一共工作了18年，并在1990至2000年期间担任北京分社的社长。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的重要性并不高。“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孤立时代，刚刚打开大门，与国际交往、贸易、经济往来并不多，来访问的大人物也少。一些对于中国重要的新闻，外国人并不理解其价值，认为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他们更多的是好奇——这个国家到底什么样子。”吉米说。
处于改革年代，除了报道时政要闻外，吉米还细致观察中国社会生活的点滴变迁，捕捉时代的风向。他对上海青年的喇叭裤和北京街头的气功热都做了详尽报道。他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公社的解体。作为一个曾经的左翼青年，他曾认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体现。但他发现分田到户后，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开始富裕起来。“我的思想也和中国人一样不断改变。”吉米说。
80年代中期，他在做一篇中国大城市的报道时，采访了刚刚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吉米和摄影师特意要求采访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内，这样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江泽民。吉米对那次采访印象深刻，江泽民考虑最多的是“bread and butter”(面包与黄油)，也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难题。“他最头痛的是上海住房的紧张状况，很多家庭都挤在狭小的亭子间里。”吉米说，“当时是夏天，他还为如何处理西瓜皮的问题而发愁，因为很多人习惯把西瓜皮随便扔到街上。”
1999年，江泽民访美前期，吉米和高级编辑一起去钓鱼台再次采访了作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采访结束后，吉米拿出当年在上海拍的照片请他签名。江泽民回想起来说：“你是我的小弟弟，这么多年，你没怎么变啊。”
1991年，吉米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得知了“江青自杀”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他犹豫是否要把这条消息发布出来——“如果属实，则抢到了一个大新闻；如果不实，则很丢脸。”最后他还是决定先发布一条小报道，使用了“据说”这样的表达方式。然后，他便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外办”的抗议电话。但连续几天都风平浪静。一星期后，新华社发布了“江青自杀”的消息。
很多年后，吉米再度向我们回顾这条“独家”新闻时，却并不觉得骄傲。“重要的是我们每天、每周的报道是否准确及时。我们能否为新闻提供背景和角度，特别是给国外读者一个能够理解的写作方式和价值判断。这才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吉米说。
1998年，朱镕基担任国家总理。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吉米获得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他的问题是：“中国未来能否推广和普及直接选举？”当时他刚刚考察了几个地方村委会的直接选举，他想知道这种形式是否能够扩大到省级以上，甚至选举国家总理。“那几届的记者见面会都没有事先安排，朱镕基根本不知道记者会问什么问题。可能是我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认识，他们选择我第一个提问。我非常佩服朱镕基的口才和智慧，他很含蓄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吉米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通过直播全世界能够看到。它代表了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兴趣焦点。外国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兴趣始终很大。”
吉米为《时代》周刊工作时期，邓小平再度成为杂志年度封面人物。1986年1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认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更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吉米回忆说：“我陪同《时代》总编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考察，并为他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对中国的变化感到震动，便亲自选择了邓小平作为年度人物，因为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10亿人的生活状况。”吉米参加了后来的报道，他去了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采访了企业家、官员，以及从改革中获益的农民。
从1976、1979到1986年，10年间邓小平三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这在杂志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2014年，从CNN北京首席记者的职位上退休的吉米在CNN香港办公室接受同事的送别
“崛起”与“崛起”之后的故事
2000年时，吉米申请到了Edward R.Murrow Press Fellow奖学金。基金会通过外交协会资助一名美国驻外记者，提供办公室和工作助理，帮助记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为期一年。2000至2001年，吉米搬到了纽约，那是他的记者生涯中唯一离开中国的一年。
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在纽约的吉米成为热门电视评论员，频频出镜。在奖学金即将到期前，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希望聘请吉米，担任驻中国首席记者。最初他有些犹豫，毕竟要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而自己又没接受过相关训练。最后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他喜欢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能回到他所熟悉的中国。
就在2001年夏天，吉米离开了供职快20年的《时代》周刊，加盟了CNN。他参与报道了SARS、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要事件。还有一些报道让吉米至今难忘。他曾去河南采访艾滋病孤儿，很多观众看到节目后写信给他，愿意为孤儿捐款或者资助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外国记者的采访曾经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如果离开北京去外地采访，需要提前10天去“外办”申请。这条规定后来只存在形式上的意义，在北京奥运会前便被彻底取消了。“我想这就是奥运会众多好处之一，它让中国更加开放，尊重国际准则。”吉米说。
吉米希望通过报道告诉观众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和社会。“在这30多年中，中国老百姓享受了相对自由、幸福和富裕。他们可以自由地找工作、辞职、选择生活的城市、寻找恋爱对象、自由地结婚或者离婚、选择穿什么衣服、是否化妆。习近平在‘十八大’讲话中明确了中国梦，他希望中国人有工作、房子、很好的环境，孩子们有好的未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吉米说，“我希望国外观众也能理解，实现这种变化的重要性，以及艰难性。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中国，则付出了很多艰苦努力。”
吉米已经退休了。在报道中国33年中，他不断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崛起的故事。接下来，则是一个大国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许多强国100年走过的路径。不管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她必须迅速成熟起来，按大国的原则行事，承担大国的责任。中国的身材已经到了姚明那么高，智慧与决心也必须有同样的高度。”吉米说。
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不卑不亢”。吉米说：“我希望中国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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