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邓波儿:童真的幻想
2015/2/10 三联生活周刊

     去年的今天,秀兰·邓波儿以84岁的高龄病逝。她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关于童真的一切美好幻想。

    

     “秀兰·邓波儿”娃娃玩具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孩子们的最爱

     1935年,7岁的秀兰·邓波儿已是好莱坞最有票房吸金魅力的宠儿。那一年,福克斯与二十世纪两家电影公司合并的盛大典礼上,她是特邀嘉宾。电影历史学家珍妮·巴辛格(Jeanine Basinger)记录到,当一位嘉宾邀邓波儿跳一曲舞时,“整个大厅陷入了令人恐怖的安静”,“在场的所有银行家、公司总裁、电影制片人和放贷人都意识到,那位绅士正把公司所有的资产捧在他的两手间”。幸运的是,“他没把她摔在地上”。

     从她1934年第一次在加州圣塔莫妮卡的剧院台阶上蹦蹦跳跳,被正在写《起立欢呼》歌词的贾伊·格尼看中,她的星运便像命中注定似的,毫不犹豫地立马进入鼎盛时代。从《亮眼睛》、《涟漪》、《小叛逆》、《小上校》到《卷毛头》、《百老汇小姐》,那个小人儿用稚嫩的声音歌唱洋溢着暖意的曲子,婴儿肥的嘟嘟小脸露出两道浅浅的酒窝,胖乎乎的小腿小脚一本正经地踏着精准的节奏利落干净地跳舞,无忧无虑的清澈眼睛和无拘无束、天然去雕饰的一举一动,融化了成年人的心,所有的烦恼和焦虑在这个稚嫩的小生命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为她量身打造的影片里,她总是在逆境中把儿童那种天真的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的角色总是允许她自然而然地打破一些既定规则,让她对一些沉闷的势利小人说出一些孩子气的大实话——她嘴馋地望着别人家的巧克力蛋糕,大口大口地吃,还请求带一块回家;在那个民权运动还未到来、种族隔离尚未消除的时代,她拉着黑人的手欢快地跳舞;她时常以孤儿或半孤儿的身份生活在下层阶级中,与他们打成一片,又有种天生的高贵和纯真,总能脱颖而出;她轻信大人,也无所顾忌地戳穿大人;她唱着“棒棒糖在哪里玩,在薄荷湾的阳光沙滩”,轻而易举地带走了成人生活的沉重与叹息;最终,无论是冷漠的养父母、刻薄的守财奴,还是感情疏离的情侣,都被她蓬勃的生命力所打动,悔过自新、慷慨解囊抑或破镜重圆。

     对正值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来说,她的笑容让人们忘记了贫困与失业所带来的痛苦,她毫无世故的乐观,鼓舞着这个力量尚在壮大、身处困境却朝气蓬勃的年轻国家的精神,以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说,“只要我们还有秀兰·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没有问题”。而福克斯深谙票房之道,在邓波儿的电影里,她的父母总是被安排死于车祸、灾难或自杀,然后这个荧屏孤儿总能以她的孤独与不幸俘获人们的同情心与钱包。她不需要成年明星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探索角色本质的深刻的能力,而只需要充沛的、本色的情感,便可以愉悦数量最多的大众。正是有了秀兰·邓波儿,尽管口袋拮据,每周仍有70%多的美国人去电影院掏钱买票,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二十世纪福克斯,邓波儿也因此与福克斯电影史上最璀璨的名字——贝蒂·嘉宝、玛丽莲·梦露、亨利·方达、吉恩·蒂尔尼、简·曼斯菲尔德并列。与好莱坞嫁接的商业链条让她的风靡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时尚:从通用电气、力士香皂到帕卡德汽车的广告,到穿着她在影片中戏装裙子的“秀兰·邓波儿”娃娃,再到混合着姜汁与酸果蔓的“秀兰·邓波儿”鸡尾酒和印着她头像的Wheaties麦片盒子、麦片蓝碗,甚至连她每年过生日时的场景都会被拍成短片卖票出售。

    

     1939年,秀兰·邓波儿和她的父母出席电影《小公主》首映式

     7岁到10岁,全盛期的秀兰·邓波儿把纯真童年留在了荧幕上,献给了观众。她不断拍片,拍片之余则被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老板达瑞尔·扎努克宠爱地圈养起来。她的院子里有自己的小屋,笼子里养着兔子,树上安放着秋千。她有保镖和秘书,这位秘书每周要回复4000多封影迷的来信,在邓波儿8岁生日那天,她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13.5万件礼物。为了保持她“美国小甜心”无忧无虑的形象和性格,公司和妈妈都不许她随便结交朋友,她有独立的教室、独立的家庭教师。她拥有最好的一切——最好的化妆师、最好的导演、最好的编剧和最好的摄像师……她被片厂里的大朋友捧着、宠着,奥逊·威尔斯与她玩槌球,加里·库珀陪她给图画上色,摄制组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和蔼,她经常被强壮的大手像抱洋娃娃那样抱起来,放在柔软的大腿上。她对金钱从来都没有过概念。1935年,她每周的薪酬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她的父母为她打理财务,每个月给她13美元的零花钱。

     邓波儿踏入好莱坞之前,卓别林所成就的童星前辈杰基·库根(JackieCoogan)已经在如何处理与父母的监护关系上为邓波儿铺好了路——当他在20世纪30年代长大成熟,库根要求母亲和继父把他在电影生涯中挣得的400万美元归还于他,他的父母拒绝了,他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可借助,只好告诫所有后辈童星,“离妈妈们远点”。对邓波儿来说幸运的是,1935年,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库根法案》,要求为童星设立信托基金。在法律框架的庇护下,即便日后邓波儿的父亲在信托基金中损失惨重,却并未从情感上打击过邓波儿,她很坦然地接受了财富蒸发的现实。扎努克维护她,一旦发现有别的小朋友风头威胁到邓波儿,就立马掐掉新星的胚胎,有一位叫玛西娅·琼斯的小女孩在一场与邓波儿合演的戏中赢得了一些好感,就再也没出现在她的电影中。

     真实、残酷的世界,特别是那个大萧条的世界,被蓄意或无意地阻挡在了她的世界之外,只有美好的东西被过滤进去,保持着童真不被侵蚀。在这个意义上,邓波儿成名后,她所表现出的一如既往的天然的纯真和乐观,却又是人为刻意设计和制造的产物。据说她从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有不开心的事,她也就像天上来的快乐精灵一般,用似乎超然的乐观化解人世的烦恼。1935年,她获得了第七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她日后回忆道:“不知是谁的可爱馊主意,为我的身高量身定做了一个缩水的奥斯卡小金人。如果我的工作真的是出色的,为什么不给我一尊与别人同样大小的奥斯卡?”罗斯福总统请她去白宫做客,她调皮地掏出弹弓,将一颗石头射到第一夫人背上,笑道:“瞧,我可射得很准!”连普通孩子对圣诞老人的想象在她那里也被轻微地扭曲了,当她在商场看到圣诞老人时,装扮圣诞老人的演员却追上来要她签名。

    

     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涟漪》剧照

     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直到半个世纪后,年过半百、在美国政坛已成为受人瞩目的外交人物的秀兰·邓波儿,才在她1988年出版的自传里,讲述了童星光环下被存封多年的阴影。公众第一次知道,4岁时,只要她拍戏时不合作,就会被关进只有一张冰椅子的暗室里禁闭;排练时,她与和她年龄相仿的童星都被要求背诵成年人的台词,模仿成年人的调情和打斗,这在今天看来,很难不被视为恋童癖;在好莱坞,她有时会被片场的各色人背着她的家长欺负,甚至殴打;她风头太盛,几乎每个成年演员与她演戏,心情都很复杂,在这个小小人的光芒里,只有沦为配角,男演员排斥与她搭档,女演员则心存嫉妒,有时故意在镜头前遮住她,戏外根本不愿意搭理她;10岁那年,她曾面临过被暗杀的威胁;12岁演艺生涯跌入低谷后,她与母亲一起受到过福克斯公司高层的性骚扰……秀兰·邓波儿的童真形象,实则经过了福克斯精心而微妙的经营。

     她非常擅长模仿玛琳·黛德丽和梅·韦斯特,有时还会穿着低胸的上装,那充满诱惑力的眼神和挑逗性的对话,透着一种令人炫目的性感。萨尔瓦多·达利就曾在他的一幅题为《秀兰·邓波儿,那个时代最圣洁的影院恶魔》的画中,把她的娃娃脸嫁接在胸部丰满的斯芬克斯母狮身上,头上则栖息着一只蝙蝠。

     1937年,英国作家格雷汉姆·格林在他的一篇影评中写道,邓波儿的“崇拜者——中年男人和牧师——响应着她令人起疑的妩媚和充满巨大活力的小身体,仅仅因为故事与对话的帷幕安全地落在他们的智商与欲望之间”。福克斯为此起诉了格林,为了逃避审讯,格林逃到了墨西哥写小说。童真之外,小小的邓波儿同时又具备着讨好人、逗人喜欢、洞明世事的练达本领,表面上看,就像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一样。据说她懂得钩住演对手戏的成年男性演员的脖子,安抚他们不情愿的心情,甚至会趴在他们的背上,一句句在耳边为他们提醒台词。就连她自传面世的时间,或许也并非邓波儿率性为之。这一年,她最后一次作为明星出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唤起了公众对于她声望的回忆。

    

     秀兰·邓波儿与一双儿女在家中(摄于1957年)

     1939年后,秀兰·邓波儿的演艺生涯急转直下。童年终将离去,她终将长大,终将不再是肉乎乎、圆滚滚、奶声奶气、天真无邪的孩童。她出落成了美丽的少女,有雅致娇俏的轮廓和忧郁的眼神。可是,就像所有童星的命运一样,长大成熟的形象,无论是否更美,都难以再具票房号召力,除非有一部幸运的影片、提供一个幸运的角色、幸运地成功塑造转型的少年形象。遗憾的是,邓波儿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个角色。留驻在人们心目中的邓波儿,已经定格成了那个小小人儿,当已发育的身体曲线出现在屏幕上时,所有人都不情愿地想,“这不是秀兰·邓波儿!”她出演了票房低迷的《小公主》和《都是黛西惹的祸》,制片人在预审影片时想的是:“天哪,她是不是早已过时了?”邓波儿于是去读了书。

     许多童星在青春期都遭遇过人格分裂,比如贾斯汀·比伯,但邓波儿没有,或者说没有关于她青春期烦恼的记载,她对一切好像都接受得很坦然。她在17岁时遇到了第一段爱情与婚姻,丈夫是与她在亨利·方达的《阿帕奇要塞》中搭档的男演员约翰·阿加。她开始像普通女人那样,退回到命运的既定安排中,成家育女。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4年。1950年,她带着两岁的女儿离婚,完全退出了影坛。9天后,她与商人查尔斯·布莱克结婚。据说,她还曾动用过政府高层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调查过查尔斯·布莱克的背景,得到的答复是,“他像苹果酱一样纯洁”,完全没有看过她的电影,对她过去了解是一片空白。这段婚姻维持了55年,直到2006年布莱克去世。

    

     1969年,秀兰·邓波儿以美国代表身份出席第24届联合国大会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已成巨大产业的好莱坞从经济与文化生活中崛起,并开始将影响力投射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查理·卓别林、乔治·墨菲、路易斯·梅尔、简·方达到施瓦辛格,好莱坞为美国政坛输出了不少议员、州长,乃至代表着好莱坞最高政治成就的总统罗纳德·里根。秀兰·邓波儿与政治人物的交集也曾被人们津津乐道。除了深受富兰克林·罗斯福夫妇的喜爱,她还曾在1947年出演了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电影《That Hagen Girl》。而与她搭戏的就是罗纳德·里根,据说,邓波儿在成年后的银幕初吻,就是在这部戏中献给了里根。虽说这部片子票房惨淡,却对邓波儿多年后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

     1967年,邓波儿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国会议员,但在选举中失利了。福特总统后来笑话她说,她胆敢通过议会的道路进军华盛顿,但命运并未遂她的愿,后来她通过外交事务的道路到达了华盛顿。此后,她在外交事务领域的仕途的确一帆风顺。她在里根时期的国务院工作了8年,一直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先后担任了共和党发言人、尼克松的驻联合国代表,福特的美国驻加纳大使,之后成为第一个担任总统礼宾司司长的女性。1989年,她被老布什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这是她政治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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