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一场皆大欢喜的真人秀
2015/4/3 三联生活周刊
围绕着“我是歌手”的悬念、情绪和话题，我们就像追逐自己尾巴的小动物，在自我表达的喜悦和认同里，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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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王的悬念
“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
“这是一部连续剧。”当我还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来描摹对“我是歌手”的感受时，山河老师已经把它说了出来。他是三季“我是歌手”中都能看到的熟面孔点评专家，也是跟湖南卫视合作长达10年的幕后音乐人。从“超级女声”到“我是歌手”，亲历了两轮收视传奇。
故事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形式，却始终是一种最有生命力的载体。就像沃顿商学院的乔顿·博格教授论述的那样，“情节叙述从本质上讲比基本事实来得更加生动”，“故事就像血管中的血液一样，能够有效地承载信息，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下一个个体”。套用到“社交货币”理论里，一个好故事，当然是传播的起点。三季的“我是歌手”，在这一点上从未改变。从一开始，在如同纪录片一般的镜头视角下，故事已经开始。不管参加比赛的7位成名歌手，因为什么原因站上这个舞台，他们首先要接受的，就是这种叙述方式。
除了最后的直播决赛，“我是歌手”每一期只有90分钟，一人一首歌不超过35分钟，主持人和观众的镜头加起来不超过10分钟，剩下来的接近半小时都是真人秀。歌唱竞技是每一集故事里的悬念，剩下的真人秀部分，要完成的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陈和气氛的烘托。故事里最吸引人的，永远是悬念。“我是歌手”这个成名歌手同台竞技的故事，关键的悬念，只有两个：第一，谁会来？第二，谁会赢。第一个悬念，在节目的第一期就将被揭开，而第二个悬念，才是要贯穿这一季始终的核心。
如何打好悬念这张牌，从“我是歌手”的第一季第一集就已经开始。严格说起来，这个从韩国复制过来的歌唱真人秀节目，并不被内地市场看好，因为韩国与中国演艺市场的不同生态。在韩国，年轻偶像团体抢走了绝大部分市场，实力派机会寥寥，所以对于这种节目态度积极，而中国呢，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生态，决定了商演市场的多层次和丰富性，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可以分到一杯羹，差别只在于出场费的高低。
比赛中的李健
虽然湖南卫视和洪涛的团队，这么多年经营下来，在音乐圈里有一定的资源和人脉，但是在第一季里，他们能请来的嘉宾，却并没有真正的当红大牌。所以，在第一季里，第一集连出场顺序，都是精心设置的。作为主持的羽泉最先出场，而齐秦被留在了最后。这当然不是一个抽签顺序，而是导演组的故事叙述顺序。它营造的情境，就像一个猜谜游戏。这也是目前国产纪录片最爱用的手法，就是恨不得30秒暂停一下，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是歌手”没有这么笨拙。当导演组内心的潜台词，这个人为的悬念，通过每个参赛选手的眼神、表情、惊呼得到一步步推进，就不再是生硬的设问，而是情节。
“谁会赢”的悬念，贯穿了每一场比赛。问题是，如何在录播节目里，依旧保持这种悬念？仔细回忆一下，在每周“我是歌手”播出的时候，是不是几乎很难看到剧透？不要以为这一切都归功于保密协议，其实不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连参加录播的大众评审和观众，其实都不知道答案。500名大众评审，在投完票之后就得全部退场，他们并不会比电视机前的观众，更早知道结果。连返场表演这个环节，在节目录播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谁已经被踢走”的完美掩护。
在现场录制的时候，返场歌手和比赛选手一样正常出场，全部表演结束之后，主持人才会补录一句“下面有请返场歌手”。然后一切戛然而止，谜底要到下一周，坐到电视机前才会揭晓。因为是提前一周的周四来录制，所以500名评审的投票，也是在完全不知道谁是返场歌手的情形下完成的。这也会造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如果返场歌手表现得足够好，就可以分走现在足够多的票数，对新来的补位歌手或者是踢馆歌手造成极大的威胁。第一季里的尚雯婕、第二季的杨宗纬、第三季的张靓颖，都在返场表演的环节上非常出彩。
在绝对的票数公正和悬念之间，导演组显然选择了后者。在明白了这个逻辑之后，就不必再惊讶三季里变来变去的赛制，和永恒不变的洪涛导演宣布结果的方式。不管是补位还踢馆，“我是歌手”一直在寻找的，都是悬念的设置方式。只有把谜底留到最后，才能一直牵引住观众的情绪和注意力。
●“心跳”的过程
故事从选择歌手已经开始了。歌手们愿不愿来是一回事，但请谁不请谁，是另一回事。
“我是歌手”第三季中A-Lin和“经纪人”沈凌在休息室吃汤圆
按照韩国的“我是歌手”原版，7名歌手所代表的音乐元素，必须是不同类型的，山河老师告诉我们，“要有民族标签的声音，要有年代标签的声音，要有摇滚，要有行业风格和个性标签的声音”。所以，在节目的筹备前期，洪涛团队和专家组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山河说，“就是请谁，不请谁”。最后列出来的名单，要符合原版的基本构架，又要符合我们音乐市场的特殊性，“有一类音乐标签特别明确的歌手，是不能邀请的，我们要保护他们”。这个说法，多少令人有些惊诧。他解释说：“比如郑钧、许巍这样的歌手，就属于音乐标签特别明显的，那种律动就是他们的符号，你让他站上这样一个舞台，改变风格去唱别人的歌，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这样的歌手，我们是要特别保护的。”
“我是歌手”的版权，湖南卫视2011年就买下了，正式筹备节目，却是2013年。其中的缘由，已经是被大家熟知的标准版本，“限娱令”之后，“超男超女”选秀等于上了黑名单，紧接着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出来，通过新的节目形式，一下子把选秀这个事情，从草根娱乐拔高到了艺术的程度。这意味着，为了收视率，湖南卫视必须拿出更新的节目形态。被搁置的“我是歌手”，是一种冒险，也是一个机会。
最初去韩国考察“我是歌手”的，甚至都不是洪涛团队，按照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他的团队是在台里节目竞标的最后一刻，连夜写好竞标方案冲上去的，对于能不能中选，心里并没有底。这种说法相当谦虚。虽然在“我是歌手”之前，他一直只在幕后，全国的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是谁，但在湖南台里，洪涛的团队，早就鼎鼎大名了。就算你没有听说过“音乐不断”这个节目，你肯定也听说过2005年的“超级女声”，和接下来的跨年晚会。洪涛的强项就是音乐节目，从电台DJ到电视音乐节目制作人，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最初是扎扎实实通过8万多盒磁带累积下来的。
洪涛赶上的，算是中国内地音乐行业的好时光，从禁锢到突然开放，消费者是一种饥渴的参与，用真金白银的购买，来表达他们的喜爱。可是，接下来，唱片行业却并没有等来真正的春天，脍炙人口的歌曲和专辑，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没有几个歌手，能够纯粹靠演唱会荣耀体面地生活，大部分人都是活在商演市场里，曝光率和商演机会，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闭合循环。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的音乐选秀，为什么一直有足够的土壤。用山河老师的话说：“这个行业需要动静。”
这种选择，已经是一个基调。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共谋”，但它不是阴谋，而是光明正大的“阳谋”。“我是歌手”不是对乐坛的颠覆和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决定跟音乐市场共舞的节目，用山河老师的说法，这个节目里，把成名歌手“拉下神坛”，从一开始就不是贬义，只是悬念的设置，一个“心跳的过程”。用采访中一位音乐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能量节目”。它舍弃了人性里那些冲突和阴暗的部分，它需要的真人秀戏剧性冲突，完全要建立在“真善美”之上。这也是山河老师并不避讳的部分，观众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他的点评，全部是夸赞，是他不懂得批评吗？当然不是。“挑刺是最简单的事情，但这个节目不需要。”山河说，“导演组给我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夸赞，必须要陪着歌手，把他们作品中的含金量提炼出来……提升观众的对音乐的关注和收看习惯。”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恰恰也是乔顿·博格教授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情绪唤醒”。那些积极的情绪，让人敬畏的、兴奋的信息，可以实现生理上的“高唤醒”，让人积极地参与，心甘情愿地去分享和传播信息。不管洪涛团队的设计初衷是怎样的，他们在三季节目里，在这种情绪唤醒上，方向始终没有变过。除了比赛现场，观众们能够看到的真人秀部分，30多分钟的内容，是从1000多分钟的素材里剪辑出来的，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全部是积极、敬业、温馨、相亲相爱的画面？
●决赛之夜
与前两季一样，“我是歌手”的第三季，也只有最后一场决赛是直播，把酝酿了三个月的悬念，推到气氛的最顶点。这一晚，通常也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连再不好的肥皂剧，比如某新版的《神雕侠侣》，在大结局的时候，收视指数依旧可以创下新高，何况一路成为大众话题的娱乐节目。
在决赛之前的一周，我们刚好去天津音乐学院采访了山河老师，在临告别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山河老师沉吟了一下，给了我一个他心中的预测：孙楠和韩红之间的一个。为什么不是大热的李健？他的答案非常简单：他觉得冠军一定是一个有本国特色的、标签式的好声音。电视机里与现场里的效果差异，已经被很多人论述过了，山河老师也肯定这种差异的存在，在现场，韩红和孙楠的高音，就是天生的温暖、宽厚又有穿透力的好声音，由不得你不感动。
2014年4月12日，邓超在第一季“我是歌手”总决赛中助阵羽泉
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孙楠退赛之后，冠军果然就是韩红。不要误会，这不是一个阴谋论的故事，而是和前两季一样，是光明正大的“阳谋”。在这个成名歌手的竞技舞台上，胜出的规则只有一个，打动现场有投票权的500人评审，获得更多的票数。这个歌唱真人秀节目里，真人秀的部分，只是提供给电视机前观众的，现场录制和直播，观众能看到的很简单，就是一人一首歌。
如果把赢得观众喜爱，转化为赢得500人的支持，问题就简单多了。这是一场声音的比拼，也是一场堂堂正正的谋略之战。第一季的冠军羽泉，堪称代表。还记得他们的决赛吗？帮帮唱环节，出场的嘉宾是邓超。羽泉的经纪人赵亚默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的帮帮唱嘉宾，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定下来的，为此，还被导演组团队催促了好几次。羽泉不是请不来嘉宾，恰恰相反，他们出道这些年，在江湖上积攒的人缘实在太好了，想请谁都能请来，多大牌都不是问题。关于羽泉的人缘，山河老师跟我们说了另一个故事，羽泉刚出道，是在北京一个叫五月花的酒吧，后来酒吧的老板娘出了意外只能关闭，羽泉自己出钱，支撑这个酒吧又开了5年，只是为了纪念和感恩。这种点滴不忘，贯穿着羽泉的整个演艺生涯。以至于我们这次的采访，问到音乐圈里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羽泉的第一个评价，就是“人缘好”。
帮唱嘉宾请谁？在羽泉的团队这里，成为一个制胜策略问题。就像他们这么多年，对于羽泉这个品牌和形象的经营，也是一个定位和策略问题。赵亚默说，他们意识到，这个环节，并不是用来凸显羽泉的，一轮一轮地唱下来，观众对于羽泉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这个决赛的机会，是用来给观众新的惊喜的，应该凸显帮唱嘉宾。在这种考量下，羽泉团队放弃了那些大牌的选择，找了他们的好哥们儿邓超。邓超会唱歌这件事，在圈里其实也不是秘密，有一年在南昌的金鸡百花奖，主题歌就是邓超唱的，负责录制的，正是羽泉。刚好，那时候邓超的新电影《中国合伙人》也要上映，剧组其实已经找过“我是歌手”，寻找某种宣传形式。
决赛的歌曲，和以往一样，是羽泉团队内部投票产生的，赵亚默说，这也是他们的策略，因为羽泉从出道的定位，就是“国民歌手”，所以他们选择的歌曲，一定是可以唤起大众记忆和共鸣的。而歌曲中的舞蹈和动作，像一着险棋，是邓超设计的。邓超不仅能唱，作为演员和话剧导演，他还善于设计动作。就算不记得羽泉是冠军，相信你们也会记得他们三人的火爆舞蹈吧？因为在比赛之后，网络社交圈里刷屏的，就是这一段舞蹈。比赛之前，羽泉跟着邓超在湖南广电的草坪上练习了一下午，然后就上台了。用赵亚默的话来说，“其实羽泉一直都不觉得能赢，但是跟邓超一起表演完这一场，听到观众的现场反应，他们才觉得，冠军有戏了”。
到了第二季决赛，逻辑也是似曾相识的。山河老师回忆说，其实第一季，歌手们大都没有什么准备就来了，所以，在选歌方面，导演组和专家观察团，有很多参与建议的机会，但到了第二季，歌手们就全部是“有备而来”，比如邓紫棋，每一场唱什么，公司和团队，已经有了清晰的策略和计划。相对更放松的反而是韩磊，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一种非常好的自娱自乐的心态，他不缺钱，也不缺名气，又有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底气和嗓音天赋，他的确就跟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一样，就是来尝试不同的表达形式，“玩音乐”的。每一场比赛，韩磊都会准备三四首歌，重新编曲，跟乐队磨合，挑选出最合适的那一首。所以，每一场比赛，观众们能听到的韩磊唱的歌，都是不一样的表达，是惊喜。这就是一种期待。韩磊的最后胜出，是他的实力，也是这种期待的胜利。
2015年1月3日，湖南卫视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录制现场
回忆一下，这两季决赛之后的传播热潮，是不是跟他们的选择策略完全相符？
只是，没有人想到，第三季的决赛现场，孙楠会突然选择退赛，而汪涵的临危不乱，稳定控场，让整个节目的后续传播，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网络的二次传播里，大家根本再也不关心冠军是谁，不关心李健落选是不是有黑幕，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了汪涵的身上。他的出身、成长、情感、经历，被一遍一遍地重温着。为什么？因为他的救场，实在太符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社交货币”原理，积极、正面、睿智，人们积极地表达着对他的欣赏，潜台词的意思，是对自己判断和品位的肯定。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交货币”永远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希望通过它，照射出最理想的自己。
⊙ 本文选自新刊 | 流行叙事的歌手创造：超级社交货币，有所删减，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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