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玛格丽特·杜拉斯：三个写作之地
2015/4/4 三联生活周刊
在杜拉斯一百零一年诞辰的日子去寻找一些她的历史踪迹，并非因为她是可供崇拜的文坛偶像。正如杜拉斯的传记作者所说：“杜拉斯的影响和光芒属于另一种性质。其间最重要的东西是种深藏在她的书中，尤其是在那种不限于每年出版一本书的文学历险中的人性。”
在生活中，在写作中，她都是一个不曾服从他律的对抗者和冒险者。
?圣伯努瓦路5号
从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到玛格丽特·杜拉斯
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Saint-Benoit)5号。大门上方嵌有一块纪念牌，是巴黎市政府2011年才安放的，上面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1942～1996年曾在此楼居住。
四楼左边，木质白色百叶窗紧闭。这个见证过无数事件和人物的房间早就不再属于杜拉斯。在她去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出租的这套房被房东要求收了回去。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罗曾想保留，把它变成一个纪念场所，因难度太大而放弃。1999年，他创立了“伯努瓦-雅各布”出版社，名字就取自公寓下面两条相交的小路的名字。这个出版社几乎只守护着杜拉斯的文字和电影，也包括少数她最亲近的人的作品。
里普啤酒屋
圣伯努瓦路短促而细窄，在南面路口和圣日耳曼大街相接，附近有个圣日耳曼-德普雷老教堂，那个三角地带就是巴黎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圈”：花神咖啡(Flore)，双偶咖啡(Deux Magots)，大街对面还有老酒馆里普(Lipp)——在20世纪中期，左岸此地曾是巴黎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杜拉斯有时也去萨特和波伏瓦的地盘“花神”见朋友，但她自己的老地方还是“里普”，门口靠墙角处有她一个常占据的座位，侍者虽不热心讲述，也还愿意指给我们看：杜拉斯以前总是坐在那里和人聊天。
花神咖啡馆
在她家楼下，街对面有个小馆“小圣伯努瓦”(Petit Saint Benoit)，据说是她平时最爱的餐馆。家常味道，百年老店，墙上写着开业于1901年。餐馆里面挂了各种老照片，当然也有杜拉斯的，不过现在侍应生都是在她去世后才进店，并未见过真身。倒是有张老照片，是拍过市政厅前著名一“吻”的摄影大师罗伯特·杜瓦诺在门口为店家拍的30年代全家欢，真正见了岁月长短。
1943年，就在这个房间，名叫玛格丽特·多纳迪厄、从法国海外领地“印度支那”回到巴黎读完法学院的女孩终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她在封页署下一个笔名，成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Duras)，是她父亲的家乡洛特-加龙省一个小镇的名字，父亲去世后，她随母亲及两个哥哥曾回杜拉斯住过两年，那个名叫普拉提耶的旧庄园当时还是她父亲的产业。她厌弃了以父之名，却对那个和父系家族相联结的遥远之地怀有温情记忆。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里(初稿原名《塔内朗一家》)，她以女主人公莫德的视角反复描摹了庄园周围的风物，还有那趟途经波尔多的小火车。成名后，她曾几次想要买回普拉提耶的老房子，虽然房子已经在一场火灾中破败为废墟。
年轻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这一时期的杜拉斯仍十分漂亮迷人，就像她在大学时一样，是朋友圈里的磁石。在圣伯努瓦5号四楼的这个窗栏前，她留下许多照片，都是那时还未“备受摧残”的面容。她的大学同学乔治·博尚曾回忆她年轻时的美貌：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师一看到她，就对她十分着迷，她希望什么就满足她什么。她确确实实太迷人了。
从1942到1996年，一直和这个房间同在的只有杜拉斯一个人。当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激情时代消逝，三人乌托邦不再像从前紧密——昂泰尔姆再婚了，杜拉斯也和马斯科罗分手了——杜拉斯的写作空间也逐渐漂移到了诺弗勒堡或黑岩公寓。这个房间成为她和朋友们的纪念物，一个革命浪漫主义标本。
但在生命最后两年，杜拉斯又彻底回到圣伯努瓦路5号这个最初的居所，写作的起点。她坐在四楼窗前，扬·安德烈亚记下她每一句话。她说：我是野蛮而绝望的作家。
?诺弗勒堡(Neauphle-le-Chateau)孤独的写作之所
诺弗勒堡属巴黎大区伊夫林省，是那种郊镇常见的只有一条主马路的小城。开车出巴黎，走A12公路凡尔赛方向，一路苹果花树和油菜花田把我们带到这里，路程不过一个多小时。
在路口有两个1号大屋，我犹疑着，有老人从他家低矮的窗户里探出身来指点：左边。我们闲聊了几句，老人在杜拉斯生前就与她为邻，在他谨慎的描述中，只知道杜拉斯很少露面，只要回到这栋屋里，那扇大门就是紧闭的，“白天从来没见她在这条街上散步，深夜有时会看到她出来”。
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住所
杜拉斯400平方米的大屋在这片街区显得最老旧，最初是当地农庄，带有一个上百年的池塘。大屋有一面正对通向巴黎的那条主路，密植的藤蔓——常青藤和葡萄树干攀附了每一扇门窗，虽当路口，因了这些藤蔓，老屋仍显得沉静而隐秘，和外面世界有了布景一般的隔绝感。
她在走进大门的第一秒钟就决定买下它，并支付了现金。至于价格，据她自己在书中透露，和购买屋里那架钢琴相差无几。
“这所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杜拉斯在书中写道。
1988年4月26日，罗兰·杜马(左)、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吉鲁共同参加一场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法国总统的集会
眼前景物和她当年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她家对面是小广场，有座老水塔和一个当地战争牺牲者纪念碑，是小城里最易辨认的标识。广场后面还是那所学校，中午放学时候，朝向马路的小侧门被打开，孩子们安静地、奇异地像是从一堵墙里鱼贯而出，有个老警察站在对街指挥孩子过完马路然后就消失了，带着《虎口脱险》里的喜感，时间好像倒流。
“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她大概不断回想起家人为拥有一栋大屋和土地所受过的痛苦：1924年，她母亲玛丽·多纳迪厄在柬埔寨波雷诺从安南人手中买下300公顷终将消失的田产，她带家人反反复复修筑堤坝，抵挡不断侵袭家园的海水，终至倾家荡产。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写到母亲这段失败经历。这本小说为她带来了诺弗勒堡这个安宁的写作之地，也成全了她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横冲直撞无视他律。
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儿子(摄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
杜拉斯悉心照管这所抚慰她的屋子。她甚至连摆放的花也从不扔弃，就让它们永远干枯在花瓶里。很多年里，她都对这栋屋保有爱人一般的好奇，她总想知道关于“前任”的一切，比如，从前这里有没有住过像她一样的作家。她为此经常打电话到附近凡尔赛城里向地产中介询问，她也成功地找全了记录在册的过往拥有者：前房主是巴黎的大公证人，再前面的那些房主都是当地人，总之没有作家。她大约因此而满足，因为终于确认这屋里有她一写再写的孤独。
“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
“写书的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
?特鲁维尔黑岩公寓里的爱情
“扬·安德烈亚-斯坦纳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的面前的。难以忘却。”
在《80年夏》出版时——这是那个特殊夏季，杜拉斯住在特鲁维尔(Trouville)为《解放报》撰写专栏的结集——她在扉页上题写：献给扬·安德烈亚。那个年轻恋人。作为杜拉斯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写作之地，特鲁维尔被这段暮年之恋填满了。
离开巴黎4小时之后，我们在薄薄的黄昏里驶进诺曼底的海滨小城。隔着图尔克河，对岸的赌城多维尔(Deauville)十分鲜亮，巴黎名流大都将度假屋安在那一边，每到夏日满城衣香鬓影。相形之下，特鲁维尔虽然也有赌场，城市的调子却老旧了许多。市政大厅周围是城市中心，有一条傍海的长街，几家老牌餐厅、咖啡馆和一个海鲜市场。再往前十数米，就见到平整宽阔的特鲁维尔海滩，高坡在一侧陡然拔起，老屋和窄巷码在坡地上，俯瞰海面。
杜拉斯入住的黑岩公寓——曾经的黑岩旅馆(les Roches Noires)就在海滩东北角的陡坡半腰，经数十级宽大台阶和海滩相连，现在台阶旁边已被立了牌，命名“杜拉斯之梯”。她买下的是2楼最右侧一个临海的大套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无边无际的沙滩”，“在不断变化的光线中走来走去的人”。六七十年代，杜拉斯还是更喜欢待在诺弗勒堡那座大屋里写作，夏季才来海滨，但在1980年后她来特鲁维尔时日渐多，铺开那段暮年之恋，“可怕而崇高的爱情”。
杜拉斯(左)和扬·安德烈亚-斯坦纳(摄于1993年)
“写《爱》的时候，她想起了黑岩，想起了自己居住的旧豪华公馆，她现在去那里更勤了。‘在那座建在海上的公寓里’(过去也许是套房)，她从平台上望出去，看那个‘由风，由沙’构成的地方。在死气沉沉的背景下，游客、疯子、流浪的女人相继而过……时间、白天和夜晚似乎都在这屋子里消失了。”阿兰·维尔贡德莱在传记里这样写有杜拉斯气息的黑岩。
还有“通过”扬·安德烈亚的眼睛，写他在1980年7月29日初入黑岩时看到的神秘大厅：“装饰艺术风格的宽大客厅有个巨大的圆形玻璃窗，朝着沙滩和大海。远处，靠右边的地方，可以看见勒阿弗尔港的炼油厂，正冒着烟。玛格丽特·杜拉斯后来将提到它们的丑陋和对人们的威胁……扬·安德烈亚的心怦怦直跳，环视了大厅一眼，电梯很旧，他上去以后到达杜拉斯住的那个楼层。那是在二楼，走廊与《印度之歌》中的走廊很像，铺着红地毯，有镜子，这种庄严的感觉让人想起宫殿矫揉造作的气氛，也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气场。杜拉斯给他开门，让他走进了她的套间，里面的家具和装饰很简单，看起来像是‘沙滩’，藤椅、褪色的窗帘、图画、照片、图像，邀请函钉在墙上，她在巴黎也习惯这样。他们喝着酒，交谈着印象。谈话持续到很晚，已经23点了，没有车回卡宴了。杜拉斯建议他留下，住在她儿子让的房间里。扬·安德烈亚同意了。他直到她去世才离开她，十五年半以后……”
1981年，杜拉斯开始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拍摄《大西洋人》——几年前《恒河女子》也是在这个场地拍的，她认为这里无人知晓。这次她用了扬做主角。但其实影片在银幕上播放时一片漆黑，只有个声音在指挥着扬“扮演”的男人，描述他缓慢的变化，讲述不久前也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人物的出走，杜拉斯的恐惧，一切都混淆在一起。现实中，扬也不断出走。他向杜拉斯坦白了，自己没有可能从物理层面爱一个女人。杜拉斯迷信自己的改造能力，想再挑战一次现实，但她失败了，扬逃跑，彻夜不归，去海边酒吧和漂亮男孩约会。她只能转而决定把扬创造为“作品”，变成她众多小说人物中的一个。
她在发表于1992年的《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一书中对这段关系做了“拉辛式的坦白”：1976年在卡宴，年轻的大学生如何鼓足勇气说想给她写信，寄到出版社。而她回答：不，寄到圣伯努瓦路5号。他坚持了5年，往往没有回音，但在1980年那个夏天，年轻的通信者终于被邀请从卡宴来到特鲁维尔喝一杯，他走进黑岩公寓神秘的大厅，从那一刻起再也没有离开过——“我65岁的时候，与同性恋者Y.A发生了这个故事。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阶段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最可怕、最重要的事情。就像在《痛苦》中发生的事情一样。”杜拉斯在那本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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