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陪伴与成长：家有四男
2015/4/9 三联生活周刊

     “我假想自己是旅鼠，既不能离群独处，也不愿意盲从跟风。因此，理性的选择只有一个：跑得后些，跑得慢些。观察，反思，然后创新，或可以找条生路。”这是身在加拿大的华裔学者梁鹤年对中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考，也是他养育四个男孩的心得。

    

     四兄弟合影(摄于1983年)

     几年前，一个朋友给梁鹤年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梁家这些年寄给他的圣诞卡，他专门送还给他们做纪念。梁鹤年夫妇很是感慨：自年轻时出国求学、工作，认识很多朋友，每年买圣诞卡成本不菲。老二在三四岁的年纪开始和哥哥一起学画，他们想，不如从孩子们年内画的画中选出一幅有代表性的，复制上百幅，作为圣诞卡。是习惯也是纪律，就这么坚持了30多年。回头看，这就是梁家育儿的一个缩影——表面西方，内在东方。

     亲友们都鼓励刚刚从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的梁鹤年把四个男孩成长的独特经历写下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家有四男》便是由此而来的一份家庭记录。

     1973年，梁鹤年携新婚妻子离开香港去加拿大求学，第二年转美国麻省理工，之后去英国剑桥，直到1979年到加拿大女王大学教书，一家人才定居下来。四个孩子就在这样的辗转中接二连三地出生，而且四个都是男孩。

     梁鹤年认为，性格是天生的，人格是后天的，梁家是避重就轻，因材施教。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有一些动人的人格，出自他们独特的性格。老大的坚强来自倔强，老二的善良来自温文，老三的谦逊来自聪明，老四的慷慨来自热情。但倔强也可使人愤世，温文可使人懦弱，聪明可使人傲慢，热情可使人盲目。他们的做法是，为孩子们性格的正面发展创造空间，让每一种性格都可以成为动人的人格。

     老大有病。7岁那年，学校屡次投诉，说他在课堂不断打嗝、眨眼、抽膊，影响同学，甚至劝他退学。后来确诊他患了抽动症，而且这种病会和他终身相伴。梁鹤年夫妇去跟校长沟通：“小孩子有病值得同情，但它不可以利用这些同情去不守规矩。病是病，可以通融；操行是操行，绝不放过。”他和妻子也与校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扬善”，哪位老师好，就写信表扬他，感谢他。家庭的护佑、鼓励和爱让老大认识到，病症的事实不能改变，病症的心态一定要克服。他念化学，用试管的难度比一般人高很多，后来避重就轻念“干化学”，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大气化学。他整天扯自己的衣服，口袋、衣扣全是破的，但他会缝纫，后来还创办了一个时装网站，网站广告收入比他做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这种与抽动症一起过活的人生态度，使他从疾病的奴隶变成主人。

     老二不是家里最聪明的，但最被尊重。他慷慨而长情。老大患抽动症让孩子们害怕，老二人缘好，但朋友们想跟他玩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哥哥参加。他在“大三”就考上医学院，但却选择了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周围是贫民窟，因为这里最缺医生。他懂得放弃，明白自己要什么，有自己的原则和操守。

     老三聪明而专心。上学从来考第一，念完博士后到加拿大卑斯大学任教，被选为全校最佳老师。但聪明的他幼时却缺乏自信。梁鹤年说，才干高的人习惯了成功，反而变得害怕失败，往往不敢尝试。梁家是以“尽个人全力”来评价孩子的，对老三也是如此，要求他“求诸己”：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聪明的人还往往对别人不耐烦，父母总要他慢下来，把道理说明白，让大家都明白他思路的来龙去脉。聪明的老三，长大后是聪明加耐心的老三。他自知有点天分，但不是天才，所以很早就决定教学，去发掘和培养天才。

     老四热情。热情的人爱交朋友，但也容易交上损友。小学时男孩子喜欢捣蛋，但又怕老师罚，于是就唆使老四先做。梁家把品行放在学问之上，于是妈妈决定去学校图书馆做义工，从老四小学一年级做到中学二年级。老四知道母亲在学校，不敢胡来，别的孩子也不敢去惹他了。老四鲁莽，大学时选了不适合自己的工程数学，但他反弹力强，屡败屡战，终于有成。

     如今四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老二是第一个。在他的婚宴上，梁鹤年讲话，也是给男孩们的家训：我们家四个男孩要做四个好男人。好男人要慷慨、正派和有服务精神。慷慨是指金钱、时间、才智上的慷慨，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慷慨，也就是大方、量度。正派，尤其是在男女事上的正派，是男人的最高人格，尊重女性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是一切人格的开端。服务精神是丰盛人生的最佳保证，服务他人使你超越自己，超越自己才可以真正地做人类的一分子。

     梁鹤年远走欧美40多年，自思身处的背景，是文化混血儿：一半是半遗忘和半舍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半是没有根的西方文化。他联想到一种奇怪的动物——旅鼠，它们的行为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隐喻。旅鼠的繁殖率突然升高之时，就会大规模地迁徙。一旦上路，就方向不改，总有一天会走到水里，大多被淹死，只有极少数没有跟上迁徙的能够保存下来。梁鹤年假想自己是旅鼠，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他说，西方有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普世价值观，但在自由主义的大气候下，很难并行。而中国的大我、小我对等而不对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梁鹤年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这也许有较大的互存空间。

     梁鹤年说，养育四个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处理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关系，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选择，只不过他们的选择与大多数身在西方的中国家庭不太一样。梁家身边的朋友、儿媳妇大都是西方人，表面看非常西化，但内在却非常传统，特别是在家庭中选择了东方式的教育方法。

    

     《家有四男》

     西方把家庭看作社会的缩影，是培养孩子成长为未来社会一员的实验室。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要民主，要让孩子参与有关决定。父母与孩子是朋友，之间分工像合约。而梁鹤年夫妇一开始就决定：家庭不是社会的实验室。家庭不可以“民主”，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因此也是不平等的。让孩子“参与”是父母的权利、父母的选择。梁鹤年说，很多父母放弃这一权利，误导这一选择，主要是怕——怕社会的压力，怕孩子的不悦。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不怕。

     西方教育讲兴趣，重自由。家长、学校为孩子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不强迫，不坚持。但梁鹤年认为，孩子始终是孩子，大多数都是注意力分散，集中力不够，怎能发掘出真兴趣？兴趣是要靠纪律来培养的。梁家四个孩子都从小学钢琴，一直到皇家音乐协会的十级。孩子易闷，练琴是重复又重复，训练孩子耐性；孩子厌旧，弹新曲好玩，但转眼就是老调，训练孩子的坚持；孩子怕输，指头按错琴键，一次又一次，训练孩子尽力，不但是体力、智力，更是心力、意志力。

     梁家至今没有电视。有人非议，有人羡慕，有人赞赏，但人人惊愕。梁鹤年也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感到压力？老二12岁那年参加演讲比赛，题目就是《我家没有电视》，说小的时候，“人家问：‘你家为什么没有电视？’我会说爸爸妈妈等最好的电视才买。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如果人家再问我家为什么没有电视，我就会说看电视不好。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不看电视多好，家里交谈多了，兄弟玩耍多了，家更像家了”。那次比赛他拿了头奖。梁鹤年说，电视，包括后来的互联网、电子游戏，其实是不能阻挡的，它们无孔不入，只能替代，把好的东西先注满心灵，不好的东西便无孔可入。

     在加拿大，孩子动手做家务，父母要给钱。小时候收拾自己衣物、整理自己房间，长大了除草、铲雪都是按工论酬。孩子14岁开始，课余打工赚的钱全归自己。到了18岁，如果还住在家里，有些父母是要收取租金的。但梁鹤年不同意：为什么家庭关系要模仿雇员、房东和房客？为什么在孩子应该专心读书的时候让他打工赚钱？他认为，孩子不是雇员，家务人人有责。把钱看得太重反而会破坏家庭关系。

     梁鹤年说，这些与人不同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背后是他们着力培养的一种“精英精神”。精英不是追求高人一等，是敢于独立思想，也就是“求诸己”，原则就是梁家对好男人的标准——慷慨、正派与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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