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绘本的人：种下第一颗种子
2015/4/10 三联生活周刊
安徒生曾说，孩子就是小不点，记不起自己最初是躺在哪朵花里，花儿发出怎样的香气。但是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身上却有某种品质，使他们说：“我最爱这朵花!”在中国尚不丰厚的绘本土壤上，原创者们就是为孩子种下第一颗种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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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皋
蔡皋：民间土壤的滋养文/ 贾冬婷
头发已灰白的蔡皋笑起来还像个孩子。她拿出一沓名片让我挑张喜欢的，有字的一面只有基本联系信息，丝毫未提及她国内绘本界权威的身份，无字的一面则印着趣致孩童形象的水彩小画，张张不同，追着喂小鸡的、趴在地上看书的、在妈妈怀里撒娇的……还有一张是背着书包、提着画箱去上学的小姑娘，她说“就像我小时候”。
蔡皋1946年出生在长沙，那是一个民间文化还没有退化的年代。“那时候长沙不像现在摊饼一样的那么大，还是个湘江边的小城，有水就有商埠，就有人家。独院落，小街巷，麻石路，这种格局还没有变。大家庭聚居在一个院子里，季节的变化和民间的民俗衔接得天衣无缝，过年不用说了，三月三采地菜，清明踏青祭祖，夏至外婆做夏历坨……”
《花木兰》内页(蔡皋绘)
蔡皋从小跟外婆长大，那时外婆经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她讲故事，故事的主角都是聪明女子，调侃的都是男性。比如有一个是说，家里要来客人，女的和男的说：“家里有客人，你吃相要好点。”但她还是不放心男的，就在他腿上拴了一个小绳儿，女的在厨房里拉一下，男的才可以动一下筷子。结果女的去上厕所了，小猫小狗不停地拉小绳儿玩，男的就不停地动筷子，最后肚子撑得要命。蔡皋说，外婆讲的这些故事带有她的色彩，她的体温，多半都加入了自己的诠释。女性在那个年代虽然没什么地位，但她们对生活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像外婆一样，她们都是家庭生活方面的高手，可以让生活充满她们的气息和情趣，这种来自民间的怡然自得也影响着蔡皋。
蔡皋自己已经做了外婆，但还常常怀念外婆带她去看戏的日子。“台上热热闹闹地唱，台下热热闹闹嗑瓜子、嗑花生、吃茶。小孩子还吃得到寸金糖、紫苏梅子一类。搞得一手一嘴蔑黑的时候跑堂子的伙计就有滚热的毛巾递过来，大人擦过一遍嘴巴，顺手把我拖过去，看也不看，将白毛衣往脸上一捂连鼻子带嘴巴就是一拖，拖完继续又吃又看，笑死人，哪是看戏，直叫是吃戏，吃得手指老是蔑黑的，戏是烂熟的。”蔡皋怀念看戏，由看到画，不由自主把这种戏院里的热闹氛围带入画里。“童年太干净了，你染什么就是什么，看了戏了就染上戏了。”
《孟姜女》内页(蔡皋绘)
上世纪80年代，尽管绘本并未引进，但图画书的创作蓬蓬勃勃。一大批人跟湖南少儿出版社的蔡皋一样，身兼双重身份，既是编辑，又是创作者。蔡皋说，他们这代人有民间生活体验，喜欢传统文化，又对现代艺术敏感，希望找到一条结合的路径。改编相对原创更容易，特别是经典民间故事，因此形成一股学民间的热潮。问题是，民间怎么学？创作进入到成熟期的时候，她问自己，民间内核的东西是什么？其实造型、色彩这些都是表层，民间精神骨子里皈依为一种精神，她总结为“对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欢天喜地的，都是喜剧。因为民间多凶险，多悲苦，需要化解，民间文化本身就带有祈福色彩。这种不屈不挠，这种积极态度，正是民间精神最宝贵的。
《晒龙袍的六月六》内页(蔡皋绘)
有一次，出版社要蔡皋画一本图画书，她想到小时候很喜欢的《聊斋》里的一个故事《贾儿》，说的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沉着地用计谋惩罚了迷惑母亲的狐狸。蔡皋说，她小时候就喜欢看《聊斋》，她觉得《聊斋》是有力量感的，一种朴素的、对美的生活的渴望，一种尊重与被尊重的精神渗透其中。她在《聊斋》里读出了戏曲，也读出了民间：“因为一切民间艺术形式的艳丽、丰富；变形、夸张；神秘、幽深，在《聊斋》里都有对应物。蒲松龄也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他说他的知心朋友都在那些幽微的地方，那也是民间。”
不过，蔡皋最初提出想画《贾儿》这个题材，很多人都反对，“狐狸迷惑母亲”这样复杂隐晦的故事，小孩子怎么会看明白？她的想法是，重点放在小孩子身上，不渲染妈妈怎么被狐狸迷惑上。她知道，将《聊斋》故事做成图画书给孩子看是有难度的，但就像她读《聊斋》，小时候是从听故事讲故事开始的，读原作则是长大以后的事。从中读出了一点意思，知道了一种况味，则是在有了一定阅历的时候。她想做的图画书也是这样一种超越年龄界限的东西。孩子小时候可以读故事层面，慢慢可以读出它的好处，最终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就像禅宗里面的“一指禅”，让孩子顺着这一指可以看到天边的月亮，比如古典的好诗歌、好的文学作品，作用无异于路标。蔡皋认为，对于成人来说，幻想的世界是不能存在的，他们只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可是有什么必要在儿童幻想的世界和真实的生活中设置一堵墙来呢？儿童们天生就有在幻想和现实中自由往来的本领。
《宝儿》内页(原《荒园狐精》，蔡皋绘)
黑色是这个后来改编为《荒园狐精》故事的底色，也是与《聊斋》故事内涵契合的颜色。蔡皋是怀有生命敬畏感的人，她说：“这个世界中幽微的事物，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一点我小时候就有体验，不信，请往颜色深沉的地方定睛一看，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你不知道的神秘的存在？你有没有感觉到在混沌和苍茫之中，每一种生命都在眨巴着一双眼睛？一切的可知都是从不可知而来。”因此，黑色成为一种氛围、一种结构、一种对比、一种冲突，甚至作为一种宽厚的形态而存在着。从黑色底蕴中奔走而出的，则是强烈的、有冲击力的红色。她认为，民间大红大紫呈现出的是一种大俗，这种大俗走向极致，即是一种大雅。凝重而丰富的灰色调是民间生活的基调，一切高昂的明艳都是从灰色调子里长出来的，它们不必谦虚，可以像小孩子那样锐声喊叫，表示它们的快乐。1993年《荒园狐精》在捷克拿下了“金苹果”插画大奖，但那时国内绘本还没有市场，很多都被当作废品卖掉。
《桃花源的故事》内页(蔡皋绘)
1995年，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到长沙办讲座，蔡皋听他谈到一个观点：“文加图是带图画的书，文乘图才是图画书。”这句话真正指引她走上了绘本创作的道路。后来，湖南少儿出版社社长张天明邀请松居直来湖南看武陵桃花源，她陪同一起去了。一到武陵，松居直就被那种翻过一座山不是一座山，而是别有洞天的风景深深吸引住了。《桃花源记》在古代便被翻译到日本，松居直从幼时记事起，就看到父亲每逢三月，在家中壁龛上挂起桃花盛开的山水画，画上一叶小舟逆流而上。他总是想象，这只小舟到底要去哪里呢？
“看着那幅画，仿佛听到画中人邀我到桃花源中去，于是想象自己走入深山。这梦幻的时刻犹如桃花的颜色温暖、柔和。我想，这种在画中神游的愉快感受，是和读幻想小说一样宝贵的体验。或许，我后来从事图画书工作，也与此画中感受到读故事的乐趣不无关联。”松居直提出想为《桃花源记》创作一本绘本，邀请蔡皋在长沙画，他在日本写。蔡皋很兴奋，因为《桃花源记》里表达的精神也正是她向往已久的，她想将她熟悉的乡村生活、将理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放进画里。
90年代的武陵源，让蔡皋回想起此前6年乡村教师的经历，她都带入《桃花源的故事》里：渔人进入的那条小溪上有石板桥，两侧有茅亭，里面总有为上山砍柴的樵夫预备的茶水，她每次去学校都要经过；渔人到桃源人家去，一个妈妈牵着孩子走进来，就地取材的竹木结构的房子，用竹筒引水、喝水，也是日常的生活场景……翻开这个故事，一条狭长的水路贯穿始终，这是松居直推崇的中国传统留白的处理，他认为画得太多、太满对儿童的想象展开不利。在故事的结尾，渔人要离开桃花源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件礼物，一件是花种子，另一件是拨浪鼓，这是蔡皋的一个隐喻，为他事后不守诺言埋下伏笔。
《桃花源的故事》内页(蔡皋绘)
为什么送渔人种子呢？蔡皋说，虽然渔人最后告官，但她不想把渔人写得很坏，她甚至觉得渔人很可爱。一开始，他“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说明他喜欢刨根问底，要去找源头。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湖南乡间那种明媚，如此吸引一个普通的渔夫。纵使洞口“仿佛若有光”，还是弃船而入，有一种探索精神。蔡皋告诉我，桃源人把土特产当作礼物送客人，这是湖南民间传统，叫作“打发”。给的是种子，其实蕴含了渔人对理想生活的盼望，他羡慕桃源那种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安详自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官，但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小国寡民的思想。蔡皋想告诉读者，桃花源故事本身要传播一种精神，渔人在播种的过程中，也把桃源的秘密泄露了。她希望也给看故事的小孩种下一颗桃源种子。
在绘本里，蔡皋也想告诉读者，小孩子比成人聪明。比如在《荒园狐精》故事里，她将商人儿子的眼睛画成了几种颜色，有时它是蓝色，有时又变成黑色。“在那双清澈得如同湖水一样的眼睛中，一切事物都能现出原形。那双眼睛在特定情况下是变化的，只是成年人一般不易发觉，因为成年人为闻见、知识所困，眼光早已不可能那样明澈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除非我们有意去除遮蔽，从孩子那里学得一种澄明。”
蔡皋将孩子称为“我的小先生”，她觉得，自己多少还有一份从繁复中陶冶出来的单纯和真诚，也是因为一直与孩子们结伴同行的缘故。她总是想找到童年时的感觉，虽然不可能还原成儿童，但和孩子接触，看他们怎么看世界，可以让自己的心境变得更单纯朴素一点。比如有一天，她抱着小孙子去楼顶看太阳，他就去伸手向上摸，成人是不会去做这个动作的。她也把手伸出去，接太阳。孙子看到了问：“奶奶、奶奶，你接到了没有？”“太阳太高了，我没把它带回来。”小孙子接着说：“那你把它量一量，搭个梯子。”
⊙ 本文节选自新刊 | 童年故事开启的异想世界：绘本，陪伴与成长，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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