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马克斯·韦伯?
2015/4/14 三联生活周刊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于100多年前,“它大部分谈论的都是17世纪的神学,这让人很难读下去,但它绝不只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的一些论证跟史实不符合,但重要的是韦伯论证的逻辑”。

    

     马克斯·韦伯(右)和她的妻子桥

     学术界的百年战争

     2004年,《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出版100周年时,《纽约客》专职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撰文说,《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篇幅不大,但信息量大、别具一格。韦伯问,人类对黄金的贪慕跟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为何现代资本主义会在17世纪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诞生于北欧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人,但回答可能是最有悖常理的。所以它在出版后马上就成了批评的目标,委屈、愤怒的韦伯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答复这些批评。1920年,在他去世前再版这本书时,他添加的注释已经比原文还长。100年来,这本书中关于宗教史和经济史的几乎每一个论断都受到了挑战,一位研究韦伯的学者称之为学术界的百年战争。

     科尔伯特说:“韦伯这部著作之所以充满争议又如此吸引人,是因为它不是一部关于过去的著作,而是一个关于现在的寓言。任何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不管他是做汉堡包的,写代码的,还是做杂志的,时而都会觉得他干的活带有一种苦行的性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它还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韦伯也曾感到他有劳作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毫无根由。他就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发明了一个神话来解释他以及我们的这一困惑。”

     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最神秘的地方,不是它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确立起来,而是它居然诞生了,因为人类的本性不是想着尽可能多挣钱,而是维持已有的生活水平、挣的够花的就行了。比如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收割2亩半地,每收完1亩能挣到1马克,这样一天他能挣2.5马克;如果把报酬给他提高到每亩1.25马克,他并不会想着多收半亩,而是想着只要收2亩,就能跟原来挣的一样多。所以资本主义要想成功,就得让所有人相信,多挣钱是好事。这时加尔文教开始起作用了。早期的新教徒相信,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拯救是上帝预定好了的,个人无法影响也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选定了可以进入天堂,因此教徒要假装自己像是被上帝选定了一样生活。从事商业、积累财富能够显示自己被选中的地位。由此新教创造了一种工作伦理:工作的价值在于其本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从而破除了亚里士多德和天主教认为的人只应该获得生活必需的财富的观点。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马克斯·戈什认为,韦伯的著作现在仍很重要,它绝不只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是要告诉读者现代生活是怎样的,只不过采取了历史的道路。重要的是韦伯论证的逻辑,而不是它是否符合史实。韦伯发现,传统道德观在解体,比如在德国,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但俾斯麦会说他讨厌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尼采攻击传统价值观。对于这种价值观上的无政府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危机,韦伯则认为这是一种人类要接受的现实,他是价值冲突的代言人。

     韦伯跟他父亲都不信仰上帝,接受过人文教育的资产阶级大部分都不信仰上帝,但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过关键的作用。所以,韦伯对宗教感兴趣,但不是对神学感兴趣,而是对伦理感兴趣。传统的宗教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框架。但是在现代国家,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信仰了,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它的神学说俗世的人无法知道上帝的意思。这种神学是对现代人很好的训练,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身边充满非人格力量的世界,比如官僚制和资本主义,我们不知道这些力量从哪里来,也控制不了它们。这种神学带来了现代的伦理。比如传统宗教的伦理会给你明确的道德命令,比如爱你的邻人,韦伯说加尔文教派不是这样,它并没有放弃这种道德,但对它做了全新的解读:爱你的邻人就是要通过工作为社群服务。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1967年,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说:“马克斯·韦伯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首先是因为他著作浩瀚,内容丰富。每一代人都在阅读、思考这些著作,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哲学著作。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还因为他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也许是过时的,但目前还有意义的东西。”

     2005年,福山给《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撰文说,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出版100年之后,值得更仔细地思考韦伯对现代世界的看法。韦伯的论文发表后就引发了争议。学者们纷纷指出,新教徒在经济上的表现并不比天主教徒强;天主教群体早在新教改革前就开始发展现代资本主义了。有经济学家声称在犹太教中发现了跟新教伦理类似的东西。

     韦伯认为,在现代世界,工作伦理已经跟孕育它的宗教激情分离了,现在它成了理性、科学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也不会采取韦伯的假说,或任何对于经济增长的文化理论。许多人认为,社会科学家在提不出更缜密的理论时才会用文化范畴来摆脱困境。在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和政治上的结果时,确实要谨慎。韦伯关于其他宗教对现代化的影响就是一个教训。他1916年出版的《儒教和道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很悲观,认为中国的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障碍。但我们现在明白了,妨碍传统中国发展的不是文化,而是沉闷的机构、错误的政策。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它就能腾飞。文化只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成功的因素之一。

     福山写道:“传统价值观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源于宗教激发的创造力。它们最终的源头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而在现代世界,这种类型的权威让位给了官僚-理性的形式,它窒息了人类的精神,造成了他所说的钢铁牢笼,虽然它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繁荣。在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经扔掉了其宗教和伦理内涵,往往是纯粹的世俗激情。它在很多方面的论述都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以理性、科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已经传遍全球,为世界大部分地方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把它焊进了全球化的铁笼。但宗教和宗教激情并没有死。印度教在印度中产阶级的复兴,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苏,宗教在美国的持续活跃,都表明世俗化和理性主义并非必然跟现代化相伴而来。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成功地激发了人们思考文化价值和现代性的关系。但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记述,或者作为社会预测,它不是那么准确。这本书出版后充满暴力的一个世纪并不缺少超凡魅力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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