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褪色的英国王冠——英国需要王室
2015/5/2 三联生活周刊

    

     英国威廉王子通过办公室发布的他和未婚妻凯特·米德尔顿在圣詹姆斯宫拍摄的订婚照

     “还有哪个王室产子能引起英国王室这样的轰动性?这背后是一种奇妙的影响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软实力。”肯辛顿宫刚刚宣布,英国时间8点34分,英国凯特王妃产下一个女儿,这个孩子是英国王室第四顺位继承人,位列她的爷爷查尔斯王储、爸爸威廉王子和哥哥乔治王子之后。

     不论是凯特王妃产子、还是威廉与凯特大婚,这些关于王室的消息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那是完全按传统进行的仪式,其中的繁文缛节已成了活化石。英国人需要王室,它代表一种不被中断的历史和传统。如王尔德所说,王室的存在不关乎法理而关乎情感,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感知。

     英国王室历经近千年依然魅力不减,正是得益于他们智慧地调整了与政治的关系。王室越是放下权力,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它的存在使得英国人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反对国家,政治家可以不被人喜欢,但是代表英国传统美德的王室,却历经时代变迁,依旧保持着某种庄重神圣。

    

     威廉和凯特带着乔治小王子

     了解大不列颠人内心对君主制的感情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查阅萨塞克斯大学的《观察档案汇编》,该校从1937年起就将普通大不列颠人的意见和评论归档。法国人贝特朗·梅耶-斯塔布莱在《伊丽莎白二世时期白金汉宫的生活》一书中提到,从这本汇编可以看出,在90%涉及公众舆论的事件中,王室都无所作为;拥护共和制度的人在大不列颠正在增加。按照安东尼·简的说法,大约有10名王室成员,“他们毕生的言行都在维护他们受拥戴的地位,另外还有约20名成员则是在不折不扣地损害王室形象”。

     但英国人需要王室,因为它代表一种不被中断的历史和传统。王太后出生于大英帝国的辉煌时代,曾经与人们共同经历过立宪危机(爱德华八世退位)、“二战”,她象征着一种稳定和延续的力量,而作为国家稳定、统一和延续,正是王室在英国政治中得以生存的基础。在如今的英国人看来,伊丽莎白女王的从容不迫,使她像耸立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巨石。女王一辈子都在恪守她的誓言:“我的整个生命——无论它是长是短,都将奉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

     有意思的是,女王的御用传记作者罗伯特·莱西小心翼翼地写道:“可能人们夸大了女王对于工作的付出,她在伦敦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很好,她可以长时间地中断一切官方活动。尽管国家通信处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她,她还是常常能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带来的无上乐趣。”

     她圣诞节前后将有6周时间不问政事,复活节时有4周,夏末和秋末有10周,还有20周的半休假。伊丽莎白一年中有5个月不用戴王冠,让她完全成为自己。

    

     伊丽莎白二世

     ┃王室的柔性

     1976年,女王同丈夫应邀参加美国独立200周年纪念活动。伊丽莎白踏上美国领土费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作为乔治三世的直系后代对你们讲话。乔治三世是统治你们国家的最后一位英王。”

     面对昔日殖民地变成今日的世界头号强国,在盛大典礼上,女王没有半分惆怅:“英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庆祝独立日。我们对伟大共和国的前驱们怀有诚挚的态度,因为他们给英国上了一堂宝贵的课。我们缺乏治国之才,不识时务,企图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此,失掉了美国殖民地。在那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懂得了紧紧维护‘大宪章’原则的重要性。”

     昔日的英帝国虽然早已日落斜阳,但是曾经代表封建王权的英国王室表现出少有的顺应时局的能力,英国这种在历史变化中的渐进性,成为它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就像乔治三世丧失美殖民地时,在战争期间组织武装中立同盟的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说:“与其像英国乔治三世那样允许美洲独立,我不如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可是乔治三世顺从于世界格局,并接受了英、美两国的新关系,在1785年他对首任美国驻不列颠部长亚当斯说道:“我是最后一位同意(英、美)分开的,但我将是第一位去迎接美国作为独立政权的友谊呢。”

     这种顺应局势的巨大柔性,使得君主制和英国的民主制度并存了下来。“国王是个很奇怪的部分,按理说它和民主制度是很难相融的。但是英国君主制不仅保存下来,而且与英国宪政似乎不可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告诉本刊记者,现代君主制的关键是立宪。君主制在英国能够安然无恙,是因为国王已绝对放弃了一切实权。

    

     1215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执笔,和贵族共同起草《自由大宪章》

     自古以来,英国政体就由三部分组成:国王、上院和下院。在英国历史上,这三部分曾先后成为权力的重心。比如在专制时期,国王是权力的重心;专制制度消灭后,上院成为权力重心。19世纪开始,重心明显向下院转移,到了20世纪,只有下院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其他两部分已经沦为陪衬了。然而从形式上,这三个部分却始终存在着,而且似乎保留着它们传统的作用。

     奇妙的是,英国并没有成文的宪法,英国的“宪政”是由许多先例、律令和司法案例组成的不定型体,其中“习惯”起决定的作用。有人把英国宪法叫做“柔性宪法”,这种宪法的特点是无定型、易变、多变。1707年安妮女王最后一次行使国王否决权,否决了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这以后,国王再也没有行驶过这种权力。没有哪条成文的法律规定国王不可以行使否决权,也没有规定可以行使。英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有权解释宪法的“最高法院”,因此当出现宪法争议时,没有一个可以做出最终裁决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就成为最高的判决者了,哪一种做法能够取得多数民众的认可,它就取得了宪法的合法性。

     英国政治制度有着让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矛盾性”。根据法律、传统,伊丽莎白女王是国家最高元首,拥有绝对权威。她体现了公正,并以她的名义在整个王国中施行;她有军事力量统帅的头衔;她还是国教的领导人。首相和政府成员都是她的“仆人”。

     但是,英国让人奇怪的制度是,女王并没有掌握任何直接或者绝对的权力,甚至如果国会哪天想让女王退位,由于女王自己不得篡改法律,她没有任何拒绝的可能。钱乘旦分析说:“但激烈的变动在英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按照英国的传统,创新也要以‘先例’为依据,得不到传统支持的创新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

     女王只是国家精神上的纽带,对于外界的象征物。她的角色职责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动词:建议、鼓励、体系。这就需要君王对权力的高度克制和自我认知。

     正如作家安东尼·布格斯写的那样,女王坚持她的知情权和精神上的感召力。自从议会成立以来,女王每周都在白金汉宫接见政府首脑,以便他向自己汇报他的决定和计划。会见往往持续1个小时,女王已经精确掌握了资料内容,首相也需要回报精心准备。女王既不能为某种政策辩护也不对它加以否决,但是她可以发表她在政党之上的意见。伊丽莎白女王前后曾与11位首相共事。1952年,年轻的女王登基时,首相丘吉尔已经78岁。首相哈罗德·威尔森评价女王:“她对每个人都相当真诚,但是又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私人朋友。”“她对事情当然有超群的预感,对政治也十分感兴趣,但是对具体政策却非常淡漠。”

     另一位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描述女王:“她所有的阅历都来源于外界提供的信息。她很少有‘直接’的体验,只有一点除外:饲养马匹和赛马。她经常把别人告诉她的某件事情讲给你听,那是她的评判方式。她不能有自己的个人观点。”

    

     威廉王子夫妇

     英国人的政治智慧

     在研究英国历史的专家看来,近代英国的强大与建立君主立宪制密切相关。“英国为何最早成为世界霸主,进入工业革命,从一个文明边缘的小国走向了世界的中心,并开创一种新的文明?这与它最早确立了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北京大学钱乘旦说,在近代欧洲,当民族的要求和王权的私立不相容时,人们就要求变革。英国和法国曾在某个时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两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王室能否跟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1688年的“光荣革命”,被看做是英国人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根据“光荣革命”,专制的国王詹姆士二世丢掉了王位,由它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继承王位。王室的血统并没有丢失,专制的国王却被推翻了。威廉和玛丽在继位时签署了《权利法案》,承认了议会的合法权利。由于国王是议会选定的,而不是天然的继承权决定的,因此“光荣革命”实际上确立了一个原则,即议会的地位高于国王。这样,就把国王置于议会及议会法律的控制之下,“光荣革命”消灭了专制,同时又保留了王位及王室的正统性。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方法,用这个方法,既延续了传统,又完成了根深蒂固的变革。”钱乘旦向本刊记者感慨,“‘光荣革命’建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现代英国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以后英国的君主都是立宪的君主,国王遵从法律,服从议会的立法。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就是法高于人,法治代替人治。”

     如果把“光荣革命”看做是一次制度变迁,即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那就可以看出,制度变迁不一定要用革命的手段。对比于法国大革命的轰轰烈烈,革命的手段虽然更彻底、更干脆,但革命的成果也可能很快消失。“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和平和渐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到“光荣革命”为止,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已经在英国形成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英国率先走向工业革命。

     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长陆建德看来,多年来为了渲染“苦大仇深”,我们喜爱夸大权力的绝对性和任意性。他告诉本刊记者,从英国的例子看,习惯使权力收敛,这似乎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18世纪的英国,践踏或不尊重习惯所赋予的权利可能会导致政权的动摇。E.P.汤普森在《共有的习惯》一书中提到的例子让人印象深刻。伦敦的王家园林圣詹姆斯公园历史悠久,长期对民众开放,英王乔治二世的王后卡罗琳试图收回王室独用权,为此她问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安抚民众需要多少费用?沃尔浦尔冷冷地回答:“只要一顶王冠。”

     自从大宪章(1215年)签署以后,英国国王也需服从法律,“朕即国家”之类的语言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沃尔浦尔上述的警告也说明,英国普通百姓不会轻易放弃习惯上得到认可的权利。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出台的《济贫法》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创新意义的法令之一。以行政法律的手段保护贫民从此成了政府的当然职责。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亦即15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政府在饥荒之年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市场、管理市场。例如,当时人们将粮价昂贵归因于小麦种植者的贪婪和垄断商囤积居奇,于是政府禁止为牟利而购买谷物,并将大量谷物投向市场,平抑价格。地方行政长官甚至还握有调查产粮区谷物库存和市场需求的大权。这是一种家长制的模式:市场受到监控,消费者得到保护,农夫直接把小麦送到当地集市卖给消费者:没有谷物的“期货”买卖,市场不受中间商操控。查理一世时颁发的《政令汇编》中不少法令都是针对谷物贸易的,有的规定应“按照便宜和厚道的价格向贫民提供小麦”,有的训斥商人,称他们“从不满足于任何有节制的收益,而是谋求保持高价,以压迫贫民”。

     E.P.汤普森将18世纪的英格兰社会比为戏台与反戏台的互相映照。戏台上表演的当然是贵族和乡绅,而反戏台则是平民借以表明态度的场所。两个戏台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智的妥协和良性互动。如果戏台上的贵族缺少自检自律,迫害平民过甚,那么反戏台上就会出现激烈的情绪和极端的举动。要是贵族和乡绅为反戏台上的某种危险端倪所震惊,他们会调节自己的举动,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反戏台上的平民回避过激手段。汤普森称这种现象为“家长制-服从的均衡”:“存在着一种统治者和群众的相互需要,互相监视,在彼此的观众席前面履行戏台和反戏台的作用,缓和着彼此的政治行为。英国统治者尽管不能容忍自由劳动者的反抗,但在实践中却对民众的狂暴表现出使人感到意外的认可。”

     陆建德对本刊记者提到,史学家屈维廉在《英格兰社会史》中追溯板球运动的起源时描绘了18世纪英格兰的贵族、乡绅和普通百姓在乡村的草地上一同参与比赛的场景,他接着感叹:“如果法国贵族能与农民一同游戏,那么他们的庄园就不会(在大革命期间)被焚毁了。”

     这种顺应潮流的体现,英国王室一直没有中断。钱乘旦说,英国在20世纪失去帝国,不过这也是世界潮流,英国只是顺应潮流而已。但当其他帝国都消失时,英帝国却留下一个影子,即英联邦。英联邦体现着英国文化的智慧:一切变化都是逐步的,能分成两步走,决不走成一步。

     或许正如詹姆斯·凯布尔总结的:“英国君主制的尊严之增长,恰与其实在的政治权利之下跌相对应。”对英国的政治家而言,自己的君主是不可收买的。国王既超脱于党派斗争之上,他的存在就使英国人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反对国家,从而成为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英国人来说,政府可能会变,但是国家不会。

     即使一些政治家在英国人民心中的威望,特别是青年人心中的威望相当低,人们很自然便把他们的信赖转移到王室身上,这也使得王室得以扮演民族团结的象征,民族尊严的化身。英国19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巴齐霍德曾说过一句很风趣的话:英国需要用王室“来保持人民群众的虔诚”。

    

     玛格丽特·泰勒,是英国收藏王室题材纪念品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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