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密使”曹聚仁
2015/5/4 三联生活周刊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图自中新网)

     十年前,胡锦涛与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在北京会谈,被外界视为“破冰”之举,国共两党一甲子的对峙与对立也终于结束。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习朱会”登场。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认为,“习朱会”是朱立伦全面系统阐述两岸关系主张的机会。

     从1949年海峡两岸对立开始,已经披露出来的史料表明,双方的接触,按前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的说法是,“两岸的根从未割断过”。从最早的张治中(大陆)与李次白(台湾),到后来的李宜山(台湾)、曹聚仁(大陆)、章士钊(大陆)……双方不仅维系着沟通的管道,还不断努力尝试达成一些共识,而这些,见证三代领导人对台决策过程的杨斯德说,“仅仅是公开了的”。

     曹聚仁:浮出水面的“密使”文/ 李菁

     有关著名报人曹聚仁在两岸穿梭斡旋的传闻在他生前就若隐若现、或明或暗地存在,但与另一位已被大量披露诸多细节的斡旋者章士钊相比,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曹的角色及工作一直没有系统而完整的资料,这也使得曹聚仁的身份一度可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

     随着诸如《周恩来年谱》等出版物的正式公布以及重要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很多涉及曹聚仁的内容也已公诸天下,虽然这些材料依然零散,但已可依稀拼出曹聚仁为两岸充当密使的大体形象。

    

     曹聚仁

     ┃ 香港来客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这是1998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的一段,“曹聚仁”名字第一次出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接见曹之事,可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据曹聚仁的女儿曹雷回忆,周恩来在开会商讨之时,曹聚仁已经到了北京。1950年,曹聚仁从上海到达香港工作,“大约在1956年夏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她转交给邵力子先生。后来可能是邵力子向上头做了汇报,让他不妨来接触一下。”曹雷说。

    

     曹聚仁的女儿曹雷

     据《周恩来年谱》,1956年7月13、16、19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后来也在回忆里提及,周恩来于16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聚仁时,进一步阐明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8月14日,曹聚仁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将这次会面做了报道,向外传递了中共方面认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

     那时,已6年未同丈夫见面的夫人邓珂云立即带着小儿子曹景行赴北京。对这次北京之行,如今已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的曹景行至今还有印象。“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大人们在谈话,邵力子陪着曹景行母子游览颐和园,后来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请曹聚仁吃饭,大家谦让着都不肯坐主座,小曹景行最后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个位子。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也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曹聚仁夫妇抗战联骑采访的老照片

     曹聚仁夫人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可以推断,自1956年起,曹聚仁便与北京建立起稳定而畅通的交流管道。1958年8月,毛泽东再一次接见曹聚仁,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曹聚仁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中共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提及这段历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毛主席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主席讲政治性‘试探气球’。”“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曹聚仁与邵力子在北京

     ┃为什么是曹聚仁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21岁时到了上海,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复旦、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并为《申报》、《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改变了曹聚仁的人生方向,他“持”笔从戎,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发回了大量报道,1947年,这些战地报道被整理成《中国抗战画史》结集出版,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资料。

     曹聚仁的“密使”角色,多多少少与他和蒋经国的渊源有关。曹聚仁女儿曹雷回忆,母亲在去世前几天拉着她的手说:“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来到这世界上,改变了你爸爸和我的一生。”1940年,为了小曹雷的出世,同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夫妇决定在相对安宁的赣州安家。没多久,蒋经国找上门来,以“老师”相称邀曹帮助自己主持赣南的《正气日报》。“我出生后,蒋经国和蒋方良专门找了一个士兵挑了鸡蛋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说,蒋方良还抱过我。”

     “蒋经国从俄国回来后,缺乏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后来找到了我父亲,父亲不是他的幕僚,只是帮助他办过报纸。”曹景行这样分析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曹与小蒋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

     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做记者、文人的经历,曹聚仁交了很多朋友,有国有共,民主人士邵力子又是曹聚仁的老师,这一点与章士钊颇为类似,这或许是他们充当中间人最大的优势。

     “近些年来出了不少关于我父亲的文章,有的文章像写电影剧本一样,把当时的神态、对话写得活灵活现。父亲所做的事情当时属于绝对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那些文章大多是不负责任地猜测或编造。”曹雷坦率地表达了她的不满。

     “我妈妈一再关照不许多问多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国家的事,我们也一直保密。”曹雷说,关于父亲的身份,多少年来外界一直沸沸扬扬,但作为家人他们很少发言,直到1996年看到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和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她才感觉“必须得说出一些东西来”。1998年,曹雷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父亲原来是“密使”》,首次以家人或亲历者的身份披露了许多细节,在两岸引起轰动。

     1956年的北京之行应该是曹聚仁近十年为国共牵线的起点。

     在曹聚仁北京之行前的一期《TIME》上提到,“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文章说,“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因而,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据曹雷的个人回忆,其母亲在去世前告诉家人,“两岸建立联系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于是后来有了曹聚仁托妻子转交给邵力子的那封信,从而建立起另一条与台湾沟通的渠道。

     1999年,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简单地提及,“曹聚仁是通过费彝民(注:香港《大公报》社长)介绍来大陆采访的”。

    

     1959年全家福。左起:曹雷、邓珂云、曹景仲、曹聚仁、曹景行。

     等待打开谜底

     曹聚仁为两岸充当“密使”,这一事实基本已得到确认。但对于很多细节,仍然笼罩在一片朦胧当中。争议主要集中在曹聚仁是否到过台湾、是否与蒋经国见面以及是否存在国共之间“六项协议”这几点上。

     关于曹聚仁到台湾去的秘闻,有两个说法,一是“蒋经国在极秘密情况下,派了一条小船,专程来港接曹聚仁先生前去台湾”(曹的老朋友王方语);二是“蒋经国移樽就教,坐了一艘军舰,开到香港海外,接他上去商谈”(香港报人罗孚语)。其间,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内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之句,道出了毛“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的报告,形成了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据曹聚仁的朋友王方回忆。

     对此,曹雷的态度是可以提供个人回忆,但是否符合史实,只能等到有关档案公开的那一天。曹雷回忆说,父亲在澳门病重时,经常告知母亲自己做噩梦,梦见自己坐小船在海上漂,“我父亲以前从未出过海”,曹雷说,父亲当年告诉母亲,蒋经国是派一艘小船来将他接到大船上,与蒋家父子见面。此外,作家叶永烈后来在参观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时,发现了曹聚仁到达此馆的准确日期——1965年7月20日。

     “我爸病重时,我妈妈专门到澳门照顾他。妈妈后来转告我,父亲清醒的时候跟他讲起与蒋经国会面的情况,说他向蒋经国汇报了几个孩子的事,而蒋经国告诉他自己的孩子不争气。”曹聚仁生前的很多资料都是夫人珂云帮助抄写、整理的,曹雷回忆:“我以前在家里看到过写有‘六条’的复写底稿。”曹聚仁去世后,因为觉得“家人不适合保存”,他的1000多封信都被交到组织保存;还有一些文件被曹聚仁的弟弟带走,当这些老人都去世后,很多重要资料的去处就无从查起了。

     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周恩来亲自关照曹雷与曹景行奔丧一事。周总理亲自拟定了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算是为曹聚仁的一生做了定论。

     “曹聚仁先生的一些资料,出于保密原因,还被存放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档案馆中。”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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