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 朱伟：安贞大厦的日子
2015/5/5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
廿年
“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1926年，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的发刊词中如是说。1995年恢复出版《三联生活周刊》，至今整二十年。20年，有太多故事可说，我们将它们集结成册，推出《三联生活周刊廿年》，希望呈现三联的媒体态度，也希望这些有趣的编辑部故事能让“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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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16岁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小说写作；1978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记者、编辑；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小说编辑部副主任；1993年创办三联书店《爱乐》杂志，任主编；1995年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安贞大厦的日子文/ 朱伟
安贞大厦是《三联生活周刊》第二个家。
我们被国利阜康公司从净土胡同赶出来的时候是狼狈的。国康公司从1995年8月起投资《三联生活周刊》，与三联书店有过一段合作关系。与国康公司从合作到决裂，背后有一堆的故事。以我自己的理解，《三联生活周刊》1995?2001年的创业史不能不记录国康公司。当然，其中有些事我是亲历者，有些事则涉及上层关系，我没有发言权。但从道义上，以我自己的理解，三联书店最终确实是亏欠了国康公司的。
但有很多事，确实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当时与国康公司的关系不破裂，周刊能否从一本编辑出版周期需要三周的半月刊顺利转为周刊？我想，可能要困难得多。
反正，在当时，2001年3月，国康公司与三联书店的关系破裂，将三联生活周刊赶出净土胡同时，是监视着我们“净身出户的”——除了被认可的个人用品，不能带走所有本属于周刊的东西，包括文件与资料。这致使初创时期很多编辑部记录都丢失了，包括早期的刊物都少有存留。现在回头看，真的非常可惜。
《三联生活周刊》600期封面 图片摄于1998年的净土胡同(当年周刊的办公地点)
那时我们刚从半月刊转周刊，国康公司方面以为，这样的“净身出户”会导致刊物无法正常出刊，形成事件。所以，我们临时搬到位于美术馆东街的韬奋书店二楼东侧黑洞洞用布帘隔开的一块地方，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正常出刊。那一期的排版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的家里完成的。
我们于是急需马上有一个新家。我记得，第二天就让司机小胡拉着我去找这个“家”。我说，我们就顺着安定门往北，一家家写字楼找，看哪里合适。因为我们对安定门已经有感情了。从安定门外大街走到安贞大厦，楼顶的复式公寓立刻吸引了我：实木地板，楼上楼下，在楼下本是餐厅的空间里挤一挤，就可以成为会议室；楼上开门出去就是顶层平台，晒太阳，喝茶喝酒都可。我太喜欢这样家庭气氛的办公环境了，它很像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收获》编辑部那种环境。在我的意识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刊物的编辑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那个下午，我没向董秀玉总经理请示，只给主管我们的潘振平打了个电话，就通知编辑部所有骨干17点钟到这里来看房子了。
我与潘振平在《三联生活周刊》合作了19年，作为我的领导，他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一直是作为我的保障——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扮演绝对支持我的角色，即使对我的判断提出异议，也是婉转温和的。他会倾听各种人对我的意见，但他会像海绵一样，将这些意见都吸收起来，绝不影响我往前跑。他其实比我小一岁，我俩都曾在黑龙江下乡，只不过我在兵团，他在农场。他真就是我身后的那一堵墙。
夕阳西下时候，骨干们从四面八方都赶到了。大家楼上楼下串串，跑到顶层平台四面看看，一个个都喜形于色。我说，那就这里吧，马上就让高媛按各部门的想法，置办办公用具。刚好，那时管理安贞大厦的老总也曾当过知青，给了我们最低的租金。租赁合同是必须董秀玉来签的，说实在的，第二天上午，当我直接拿着合同去找她时，心中是忐忑的——没有请示汇报，自己贸然就决定了，要是换一个领导，大约都无法容忍我这样不按规矩做事。
董先生当然是非常了解我的品性的。她听我简单地说完情况，连看都没看合同，就一本一本地签了字。董秀玉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我的请示汇报是最少的，记得我认真向社委会做汇报大约只有从半月刊转周刊的一次。也许，更多的时候，潘振平早已经帮我做好了沟通。他们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刚开始在安贞大厦只租了两个复式套房，我的办公室所在那一套，原来的餐厅就是发行部，推开办公室门就能与发行部沟通。上楼，一边是舒可文领导的文化部，另一边是吴晓东领导的国际部。另一套，那间大办公室给了苗炜，一楼是李鸿谷领导的社会部，二楼是高昱与陆新之领导的经济部，还有财务与《爱乐》。潘振平只在楼上用了很小的一间办公室。
在我记忆中，每个部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安排办公室，因为我本能地反感那种把每个人都隔在一个个小隔断里的公司化环境，觉得那是压抑人个性的生产线，所以本能地认为，办公室应该反其道行之，能让人舒展，甚至可以是通过涣散来消解紧张的。安贞大厦的好处是楼顶的平台，有太阳的日子，可以搬把椅子晒太阳看书；夏天夕阳西下后，可以吹着凉风喝啤酒。
我记得清楚，那时舒可文所布置的文化部办公空间里没有正经的办公桌，我还记得她说话的语气：“不要那样的桌子!”她带了一帮时尚女生：小于、邢慧敏、钟和晏、徐浅吟，只有王小峰一个算是“党代表”。她们的办公桌就是在宜家买的一张大桌子。舒可文领导下的文化部一直是周刊最松散的单位，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大约是由舒可文疏散因我而构成的紧张，所以，小于习惯叫舒可文“菩萨姐姐”，大约是指她宽松的管理与不跟任何人较劲的态度吧。
楼上另一头的国际部，吴晓东斜叼着烟，在眼镜片后笑眯着眼，总是说，他们部是学历最高的——甄芳洁，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王星与她的同学蔡伟，北京外语学院；鲁伊，北大法学院；邱海旭，北大新闻学院，硕士；而坐在里间的两位，陆丁与朱步冲，一个北大哲学系硕士，一个是北大历史系硕士。这两位当时是写稿最费劲的，经常是，我早上到编辑部，楼上楼下转一圈，陆丁在里屋，熬了一夜，桌上乱糟糟，几易其稿，还未写完。朱步冲的稿子，行文疙疙瘩瘩，也是拿在手里最头痛之一。我因而就有了北大的专业生适应能力差的印象。后来，陆丁没熬过我的压迫，离开了，我曾与舒可文讨论，能否让他回来？他还是心有余悸，不敢答应。朱步冲则熬过来，在历史方面后来成了独挡一面的人才，一写到历史就用上他了。
吴晓东是心高气傲的，可惜贪玩，写文章因此往往虎头蛇尾。我喜欢他那叼着烟坏坏地笑的模样，笑起来还有酒窝呢。聚会时候，他常常喝多酒，喝多了就赖叽叽地坐到舒可文的腿上去了，他口口声声叫舒可文“舒姐姐”。
安贞大厦大约是周刊人丁最兴旺的时期，后来我们扩展到把安贞大厦顶楼的四套复式公寓都租了下来。那是生活周刊创业史中最宽松自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董先生并不急于求成，她宽容《三联生活周刊》以它自己的方式慢慢成长，我们亏损，但没有经营的压力，她知道经营压力对一本刊物意味着什么。从半月刊改周刊，三联书店当时批准我计划的一线记者编制是65人，其实这个编制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当初让李鸿谷负责社会部，让本来管社会的高昱转向社会经济，高昱当时热衷于做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的系列考察，做了他家乡河南洛阳后，又做了沈阳与汕头。经济部当时另一个主笔是邹剑宇引进的陆新之，肥敦敦的也是一脸笑模样，我喜欢他笑呵呵拿腔拿调的广东腔。他那时已经有了加拿大籍，因为原来在证券公司做过，就偏重纯财经分析。每次开会，轮到他发言都是滔滔不绝。经济部还有一个黄河，名字气势磅礴，在办公室却非常安静，我每次转到经济部，看到他都在安静地独自看书。但聚会时，又特别能喝酒。
那时年终聚会最好玩的，一是吴晓东，二就是李三与高昱这一对。那时李三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还一口一个“这个事要在德国呢”，高昱被大家称为“高日立”，则鼓着嘴一脸严肃地与他辩论的样子。聚会时大家起哄他们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最终常常以李三喝得不省人事，吐得乱七八糟结尾。那时我在这个集体中，还一点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年纪呢，难忘有一年的年会，高昱把烟花放倒了，那花满地跑，一干人在火光中惊慌地乱窜。难忘我们到坝上的孤石军马场度假，我说我要一匹能跑的马，那马驮着我就上了山，后面一帮人追我?那是生活周刊的青春时代。
在安贞大厦的第一年，“9·11”事件发生，夜里22点，大家就都到了编辑部。那一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就编完了整整一本刊物，我们是对这次事件反应最快的。因为这一期刊物，推动周刊真正完成了从半月刊向周刊的转型。
在安贞大厦，有关周刊是否应该更偏向于新闻，更少文化分析，在骨干层面曾有过争论。那时方向明的精力已经转向主编《竞争力》，但他还是参加了讨论。我坚持要更多转向社会新闻突破，他支持了我，于是确定了李鸿谷在周刊的地位。
安贞大厦期间，周刊的广告还比较可怜。但我记得，我们在建国饭店开了第一次编者、读者与广告客户的见面会。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一起赶来主持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与广告客户见面，很多客户都表示，虽然你们的发行量与影响力还有限，但我们一直都在关心并尽最大努力支持你们。那次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洞天抽到了一个大奖——一台大电视。
而2002年我们在天伦王朝酒店举办200期答谢活动，三楼的中庭广场则是人满为患，那晚的主持还是敬一丹与白岩松，我与董先生一起切了蛋糕。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大型活动，我记得那次的赞助者有空客、西门子与安利，这次活动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个中庭太热了，它挤了太多的人。这也是我在生活周刊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以后的300期、400期，直至700期、800期，不是我自己不愿意，就是广告公司想办的计划流产。也可能，从主观上，后来也越来越没有当年那种想轰轰烈烈的心气了。
其实，作为第二个办公地点，周刊在安贞大厦这个安乐窝里只停留了两年时间。我们搬进去是2001年3月，搬离是2003年4月。等到再有属于自己的宽敞的办公室，是2007年10月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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