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 苗炜:声音的编辑
2015/5/12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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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炜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1993年入职三联生活周刊,现任副主编。2013年任《新知》杂志执行主编。操作过大量封面故事、特别报道的策划和重要导言的撰写,主持“生活圆桌”、“声音”和“个人问题”栏目。

    

    声音的编辑

     苗炜

     1997年,王小波去世。生活周刊最后一页“晚生闲谈”空了出来。编辑部商量,搞一个“声音”,汇集新闻人物的发言,做一个言论归纳的栏目。起初几年,声音就是这样干的,新闻人物的发言之外,还会加上点儿佐料,比如体育界人士的互相攻击,带有低级趣味的笑话啥的。再后来,我把自己读书时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话放进去。比如,我看了印度的小说《白虎》,就引用了这样几句——

     我们的国家呢,虽然说没有饮用水,没有电,没有排污系统,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卫生观念,没有法纪,没有礼节,也不守时,但的的确确有企业家啊。有成千上万个,尤其在技术领域。

     我不知道谁看了这几句话,能去找《白虎》看看,那真是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小说。从里面单挑几句出来,实在管中窥豹。不过,声音这栏目也承担不了太大的功能,它大多数时候就是看完就完了。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关于爱沙尼亚作曲家阿尔沃·帕尔特(Arvo Part)的文章,这位有宗教情怀的老人说:“精神生活中有这样一条准则被我们逐渐淡忘,那就是常念自己的罪较他人为多。”这句话单独拿出来放到声音里没什么问题,可我觉得,如果能把那篇报道全部读下来才好,能找到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听一听才好。

     同样,我看过一本书《知性乃道德责任》,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的论文集,其中一句话放在哪里都是典型的名人名言味道——

     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嫌滞后,但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而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

     这句话铿锵有力。这本论文集中有一篇叫《懒惰的道德》,通篇并没有哪一句话适合摘录,但整个文章的立论和表述,却比这几句话有意思多了。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摘录了几句话,好像摘录了一点儿精髓,实际上,一个好作家的精髓是他的整个思路和通篇论述,摘几句名言,实在是最投机取巧的做法。

     当然,有时候,那些表明“姿态”或者“态度”的名言,能让我们快速认识一个人,对这个人产生兴趣,比如布克哈特,我摘录了他的几句话之后,对他的兴趣大增。才去认真读了他的著作——

     我们会盲目地给祖国送上赞歌,但我们每个人肩头都负载着另一个也是更沉重的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

     我对自由和国家都没什么感觉。国家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构成的。我会对人友善而有同情心。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个体,一个有感情的朋友,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对这一发展方向还是有一些天分,并且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不了什么,我对它的态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冷嘲热讽。

     不沉迷于今天的文字是很有益处的,这些文字对人们的神经具有直接的影响力。首先是不读报纸,属于今天的任何事情都易于和我们自身感兴趣的材料联系在一起,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更有可能与我们的精神本性相结合,与更高的情趣相结合。

     再比如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他说:“据说法兰克福的出租车司机不喜欢一年一度的书展,因为文人们不像其他职业的展会参与者那样要租车去找妓女,而是待在酒店房间里互相搞。”

     这句话可能非常好地表现出了巴恩斯小说中的某些特质——那种幽默感和尴尬状态。有些话说得非常绝对,摆明了是俏皮话,计算机专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说:“根据经验法则,一个国家的名字前形容词越多,它的统治者就越腐败。某某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Socialist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X),可能是地球上你最不想生活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总能找到好玩的俏皮话,朱迪思·马丁,一位礼仪专栏作家,她劝别人少说大话——

     我们的社会里满是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却几乎没有愿意大惊小怪的人。于是乎,故作惊人的言论逐渐没有市场,也越来越缺乏创意。

     声音栏目编了17年,后来的几年有了微博和推特,这也是我寻找声音的地方,有时候囫囵吞枣,看到什么有意思的话就抄录下来,没去查找出处,也没去核实,这是我工作失误的地方。我觉得,编辑这个栏目,最有收获的还是读书,从书中发现几句有意思的话,放到版面上去。

     比如有一次看——H.G.威尔斯,忽然发现这个科幻小说作家居然说了这样一段——

     对于必须面对工作的绝大多数年轻男女而言,出去工作是一种痛苦和悲剧。他们突然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清楚地限定为狭隘的和低级的,如此巨大的侮辱使他们甚至不能表达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痛苦。如果他们不能从嘲笑中获得慰藉,当代的经济生活将不可能继续下去。

     还有一次在一本侦探小说中发现这样一句——

     在一个挤满了芸芸众生的世界中,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人们过滥地引用格言,这已成为一种时尚,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才是一种社会需要。

     有时候,美妙的句子比较长,比如里尔克这段——

     对于诗歌来说,如果开始得太早,是写不出什么名堂的。应该耐心等待,终其一生收集意蕴与甜美,越长时间越好,到最后或许还能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情感(情感人们很早就有足够多的了)而是经验。为了一句诗,我们必须去看很多城市,很多人,很多事物;必须了解动物,必须感觉鸟儿如何飞翔;必须知道每朵小花在清晨绽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起那些在异乡走过的路,回想起那些不期的相遇和早已预见的离别。必须能够回想起那些懵懂的童年时光,回想起我们不得不惹其伤心的父母,他们带给我们一种欢乐,而我们却不理解这种欢乐。回想起童年的疾病,病症总是离奇地发作,带来那么多深刻而沉重的变化,必须能够回想起在安静沉闷的小屋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回想起海边的早晨,回想起海本身,回想起旅途中万籁寂静、繁星点点的夜晚。而就算是能够想起所有这些也还不够,还必须回想起许许多多爱情的夜晚,每一个夜晚都与另外一个不同,回想起女人临产时的叫喊和分娩后柔弱、苍白的熟睡。还必须陪伴过临死的人,必须曾经坐在死去的人身旁,在敞开的窗口边聆听一阵阵时有时无的嘈杂声。而仅有回忆也还是不够,如果回忆太多的话,我们还必须能够忘却,并且怀着极大的耐心,静静地等着它们再次到来。因为记忆本身并不真正地存在。直到它变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变成我们的眼神和神态,无名无状地和我们自身不可分离的时候,才会出现一种情形,就是在一个罕见的时刻里,一行诗的第一个词从它们中间浮现,而后脱颖而出。

     (本段文字出自里尔克《马尔特手记》,徐畅翻译,选自《里尔克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李永平编)

     前些日子我在读德国文学家阿尔特的两本书——《卡夫卡传》和《恶的美学历程》,这两本书都有五六百页,从这两本书里我实在很难挑出什么好玩的声音出来,但那种充沛的叙述,逻辑清晰的铺陈,才是真正值得读的。微博、推特或者声音这个栏目,都是太轻巧肤浅的东西。

     还是引用一句名言——我们越是浮皮潦草地讨论什么,我们其实越漠不关心。

     我们真正关心的,心心念念的,应该是很长很长的东西,而不是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就能说明的东西。

     ⊙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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