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如心830亿遗产的去向背后
2015/5/19 三联生活周刊

     830亿港元的遗产,自2007年4月3日香港女富豪龚如心去世哪一天起,成了人们谈论她了最大焦点。龚如心死后将830亿港元遗产“全部拨归”华懋慈善基金,香港高等法院及上诉庭早前先后裁定基金只是遗产“信托人”并非“受益人”。基金不服判决上诉至终院,终院于今日颁下判辞,驳回基金上诉,裁定基金只是遗产“信托人”,这场持续8年的遗产案终于落下帷幕。

    

     2005年9月16日,香港终审法院判定,龚如心成为其夫王德辉的唯一遗产受益人

     | 重复上演的遗产之争 |

     2007年4月,龚如心去世的消息,使华懋集团员工们有的尖声怪叫,有的失声痛哭,这个有40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一向把龚如心看做是他们的最高长辈。

     龚如心不用名字称呼她的员工,而是你管什么就叫你什么,比如管水泥买进的员工叫“水泥”、而管玻璃采购的叫“玻璃”。最为员工称道的,是她数十年来没有主动辞退过员工,即使在香港不景气的前些年,虽然一直没有加薪,但是不裁员也使绝大部分员工对龚心怀感谢。

     虽然2002年以来,她有病后一直深居简出,不见外人,但是员工们还是经常看见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大声叫着这个那个,好有精神的样子”。只是去世前住院后,没有再露面。

     随之而来的,是对她遗产的极度关心。按照香港法律,遗嘱是最重要的遗产继承依据,哪怕是这张遗嘱写在“一张烂纸上”,就像是龚如心在曾经争夺遗产案件中拿出来的那4张不整齐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纸张上。律师黄英琦说,英文遗嘱需要两个独立的见证人,也需要注明承办人,“承办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好朋友,随意性很大”。但是承办人不会是受益人。

     而中文遗嘱则要求更低,不需要见证人,但是遗嘱上不能有夹子或者订书钉痕迹,“那样的话,别人就会提出遗嘱还有附件,日后可能有争执”。现在办理一般的遗嘱,律师收费只要1000元港币。而富豪阶层普遍订立有遗嘱,或者在生前就成立基金,由专业人员管理的基金一旦成立,就开始运作,等于早就办好遗产分配,避免他死后有冲突——因为基金不被列为遗产,所以不需要办理遗产申请,就可以将基金收益分配到各项指定用途中。

     2001年,在龚如心出席以自己为漫画原型的一次晚会上,对媒体宣布,她的遗嘱,所谓的“平安纸”已经写好,因为不想在她死后引发另一场争产案。她去世后,要把钱都留给慈善基金,用于慈善用途,自己家里人只会留下小部分钱和私人物品,当时在场的一个记者对她的表现印象深刻:“那时候她的争夺财产的官司还在进行中,而且是对她不利的阶段,她脸上有种奇特的神情,好像真觉得万事看透。”

     而龚如心临去世前,中联办的几名官员去医院探望的消息,更是将龚如心死后捐献的消息落到实处:“她临去世前,至少捐献给大陆的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10亿美元。”

    

     龚和心的葬礼与遗产纷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2007年4月7日,香港几家主要的媒体均报道,没有子女的龚如心,将把所有的遗产捐献给早于1988年就已成立的华懋慈善基金和另外几个新成立的基金会,由几家基金会掌握遗产的所有去向,基本上用于慈善事业,而基金会会掌握在她的亲人——三个弟弟妹妹手中。

     最早报道此新闻的香港记者黄伟骏说:“我们的报道是有根据的:华懋的办公会议上,已经是基金管理者的她弟弟龚仁心,宣布了基金的用途,将集中在慈善事业上——慈善基金是只能专款专用的;她是香港富豪中极少有的没有亲生儿女的,唯一的亲人就是弟弟、妹妹,可是弟弟也没有孩子。早已断绝关系的夫家人不是她的考虑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判断她遗嘱内容的依据。”

     1982年才从上海来到香港的龚仁心非常低调,来香港已经若干年的他穿着打扮还像一个“大陆人”,黄伟骏说:“他穿着普通,所开的小诊所只有几平方米大。”诊所就开在华懋的一个楼盘中,“就是一个社区诊所”。

     龚仁心来香港已经这么多年,姐姐又是香港顶级富豪,他自己也有华懋的部分股份,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老婆坐着公交车去市中心的书店买书。“他对媒体很不客气,每次大家追到他都是因为龚如心的事情,上次是因为官司,这次是因为姐姐去世,他都是用手挡开镜头,说不要拍我。”他和龚如心感情很好,在王德辉被绑架后,他去福建、广东等地寻找绑架者的踪迹,时间长达两年。

    

     龚如心胞弟龚仁心

     就在大家为这巨额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感叹不已的同一天,香港的主要媒体收到了Haldanes律师行麦至理律师的书面函件,表示,所谓遗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说法不成立,他的委托人手中另外有遗嘱,遗嘱既不是捐献给慈善机构,也不是留给龚家亲属,而是留给了自己的委托人,委托人是龚的生前好友。

     律师黄英琦说:“整个香港都在看戏。”Haldanes律师行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律师行,香港分行提出的手中的遗嘱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而麦至理也并不是和龚如心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在龚如心因涉嫌伪造遗嘱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时候,他是她的刑控方面的辩护律师,因此很多人也把他看成为龚的“御用律师”——当年遗产争夺案中,香港30%的名律师都为龚如心所用,所以他当年尚没有这么引人瞩目——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不挑选委托人的小律师。

     按照香港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了两份遗嘱,则以后立案的遗嘱为准,而麦至理的神秘委托人所持的遗嘱在日期上晚于前份遗嘱,由英文书写,确实是由她签署,并且有见证人见证,黄伟骏说:“麦至理一直说要等葬礼结束后,他的委托人才会现身。理由是不干扰葬礼的进行,这更增加了大家的好奇。”

     这份后立的遗嘱当时带有临时文件的性质,大概是立于2002年11月份,当时龚如心被判败诉,加上香港警方正在追查她的刑事责任,她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极不稳定——于是又立下一份遗嘱,将全部财产都委托给好朋友托管,以备不时之需,该遗嘱一直被存档,后来她反败为胜,这份遗嘱也没有销毁,据说甚至连继承者都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黄伟骏说:“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有律师检查了这份文件,认为这文件完全可以当遗嘱使用。”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这份遗嘱的持有者既然已经高调宣称自己手中的遗嘱效力,那么肯定会出现财产的争夺,而龚如心的财产目前都由其弟弟掌握的基金会在管理,也不会白白把遗产交出来,唯一的可能是双方再次进入法律程序。

     两份遗嘱,两个对立分明的阵营,“尽管一边还没有亮相,但是整个香港都已经在等待两边的较量了”。

     | 私人继承的猜想 |

     谁是龚如心最后几年最亲近的人?这是所有关心龚如心遗产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传说中的“神秘人”、“好朋友”可能就在里面。

    

     1972年,龚如心与丈夫王德辉出席新闻发布会

     但是,龚如心晚年的孤独状态,让种种猜想都显得缺乏依据。一位在华懋工作了近10年的员工还记得龚如心在丈夫失踪后的状态:“她虽然工作起来精神很好,但她的寂寞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他刚进华懋时候,龚如心已经搬到了华懋的顶层,完全放弃了自己在半山的豪宅。在顶层,她和先生王德辉的房间相邻,虽然法律上已经确认了王德辉的死亡讯息,但是龚始终不承认这是真的,清洁工人每天打扫完她的房间后,就要打扫她先生的房间,一切东西保持原来样子,好像主人还在里面生活着。而她,要求华懋所有的员工叫她“王太太”,这也是她在外面时最喜欢的称呼。“刚开始看见这些会很奇怪,后来觉得,这是她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而已,渐渐习以为常了。”

     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她常在顶层的楼堂里吃斋念佛,有报纸报道过,争夺遗产的官司最紧张时,她在自己设的佛堂里失声痛哭,满腹心事没有办法和人说。华懋的这位员工经常看见龚如心的妹妹把做好的斋饭给她拿上去,“很简单,很多顿就是白粥加咸豆豉,外界也许觉得是她小气,我们却觉得这是她的胃口不好,对食物基本上没要求”。在他看来,每到新年就发“利是”,以及一袋白米给他们庆祝的老板龚如心是个尽责任的好女人,并非外界传说的那般吝啬,“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不裁人就是证据”。

     “有时候她工作结束,就从顶楼下到楼下连看两场电影,她不爱看中文电影,全部看西片。因为在黑暗里,很多在华懋看电影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座可能就是这位传奇的女富豪。”她就这样打发掉自己的大量时间。香港学者陶杰说:“香港的富豪阶层都有种特殊的孤独感,一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多的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是一般都有家庭和后代,像龚这种没有自己家庭的人就更加突出。”

     得病后,龚如心变得更加深居简出,除了去医院看病,外界几乎看不见她的踪影,即使是多年的朋友也和她近乎“绝交”。香港船王赵从衍的儿子赵世普和龚如心是多年朋友,他的女儿赵式芝更是龚如心的干女儿,但是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和龚见面,他印象中,自从龚如心的丈夫失踪,她就一直不开心,她的知心朋友很少,也不爱应酬,“我们一年总归见一两次面,见面的时候,她会有说有笑,很亲近我们,很Sweet,但是我们平时是不联系的,尤其不通电话,她不爱和人打电话闲聊,40年来我们就没通过电话”。

     龚如心晚年最亲近的人也屈指可数了。因为没有亲生子女,加上麦至理律师宣布,另一份遗嘱的继承人肯定不是亲属中的一员,结果关于龚如心把遗产传给“契仔”、“契女”的传说甚嚣尘上。

     其实即使是这些“契仔”、“契女”,和龚如心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干女儿赵式芝很尊敬她,和父亲一样,每年会拜见她一两次,但是她和龚如心最密切的一次接触,“就是从伦敦返回香港的飞机上遇见她,她很高兴,把我拉到头等舱,坐在她身边,一直喊空姐拿雪糕给我们吃”。至于继承遗产,她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家里的钱足够了”。

    

     龚如心的干女儿赵式芝(左)和徐文玠

     另一个干女儿徐文玠,是个完全西化的女孩子,12岁就去伦敦留学,几乎不会讲广东话。黄英琦律师是她的朋友,她说:“徐文的兴趣在艺术上,她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她的宏愿是收藏亚洲当代的艺术品。”徐文的艺术收藏也得到了龚如心的支持,她的收藏场所大约为2500平方尺(注:10平方尺等于1平方米),就是龚无偿给她使用的,“11岁时候她见到龚,因为她很安静,所以龚如心很喜欢她,觉得她懂事,结果把她收为干女儿”。按照黄英琦的观察,徐文完全不是那种对钱财有争夺可能的人,“她自己的家世也非常好,继父夏佳理也是香港名流”。

     而另一个干儿子张雁坤,在一开始被当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张雁坤的叔叔是香港80年代最著名的大律师,也是所谓“英皇大律师”——属于香港政府特聘的律师,张雁坤本人和龚关系很好,在上次的遗产争夺案中,他一直是龚的见证人,也曾去越南寻找被绑架的王德辉。但即使这样,“他也不太会是遗产的争夺者”。陶杰说,“在香港的富豪阶层中,认干儿女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很多时候是一个阶层的在寻找利益平衡点,大家互相把对方的后代认做是干儿女,为的是生意上的往来更方便——并不表示大家有多密切的关系。像龚如心没有自己的子女,可能和她的干儿女感情更好一点,所以她的干儿子、干女儿才被猜测为继承遗产的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她还有自己的亲兄弟,而且她的亲属关系并不坏”。

     至于传说中的可能继承财产的几员得力助手,则被华懋公司的员工否认,龚如心的4个得力助手一直跟着她打天下,但是“他们既不是一派,也各自掌握了各自的一块事业,最多继续为华懋打工,怎么可能会继承财产?”陶杰也觉得,龚如心对待自己下属,就像对待几个“家臣”,“这种传统型的企业很容易形成这样忠心耿耿的上下级关系,但是不太可能把家产全部留给家臣”。

     这个“神秘人”,也就是这个好朋友,继续在众人的猜测下保持沉默。“不过这也是他的权利,他完全可以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继承遗产。”华懋的那名员工说,“他肯定不是大家所知的知名人士。”

     | 慈善基金还是私人继承:龚如心的慈善观和不安全感 |

     在香港的富豪群中,龚如心肯定不是捐款榜上的风流人物,但她的慈善捐款却有和别人不同的选择。比如在美国哈佛大学设立的“龚如心学者奖”,每年资助25名大陆军官去哈佛学习;再比如和农业部合作设立的“如心农业奖励金”,每周颁发1万元奖励1名农民,一年52万元人民币,她明确要求发给普通农民,“种菜的,或者养鱼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必须奖励农民”。

    

     1955年,龚如心与王德辉结婚

     至于总的捐款数额,不要说和她同等级的李嘉诚比她捐款多得多(根据不完全统计,李嘉诚捐给医疗、教育机构的经费已经有几百亿元港币),就是许多不如她有钱的富豪,在捐款上表现得也比她要高调和积极。所以,当传出她要把遗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时,大家第一反应是不尽相信。

     按照香港媒体刚刚列出的慈善捐款列表,从1987年开始筹划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后,龚如心开始有了较大数额的捐款,比较典型的有1993年为华东地区水灾捐款2300万元港币,1995年捐献给农业部100万元港币,1997年捐款给北方教育基金会和航空航天大学2000万元港币,1999年捐献给台湾地区地震灾民128万元港币等等。龚如心对慈善捐款有自己的明确做法,一位华懋的员工评论:“她的捐款比较细水长流,加上很多捐往大陆,大家不太知道。”

     香港学者陶杰对香港富豪的慈善有自己的看法,“香港的富豪阶层的慈善观念是英国人殖民时期留下的”。按照他的看法,香港是个没有经历完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地区,也就缺乏基督教伦理的熏陶,结果香港富豪的许多捐款还是在佛教的行善积德的观念下进行。

     另一个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觉得,香港的富豪在慈善上没有文化传统,“大家即使是捐款给学校,也要做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并且各个慈善基金会的绝对掌握权都还在自己手中,并不像国外的富豪,捐款目的是注重长期的社会发展,而捐助的款项也有相对专业的专家来管理”。

     这种不完备的慈善文化下的龚如心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梁文道说:“如果她真的把遗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那么就会是一个香港神话的诞生。”

     在龚如心的晚年,除了慈善观念可能对她的遗产分配有所影响,另外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她的不安全感。本来在富豪阶层,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就很突出,而龚如心的特殊性,加重了不安全感。王失踪后,她没有了自己的家庭,夫家全部是她的敌人,而在自己的阶层找到真心朋友很不容易。陶杰说:“在香港富豪的代系里,她属于和哪一代都不沾边的特殊人,也因此格外孤独。”

    

     上世纪90年代,龚如心出价55亿元港币,抢下浅水湾道地皮,建成今日形如百合花的大厦

     香港的首批富豪是英国洋行的买办,像被封爵位的何东等人;第二批是上海帮,龚如心本来也属于这批人行列,陶杰说:“但是她和王德辉又不被上海帮认可,因为上海帮是做实业的,而他们是做地产的,加上王祖籍温州,所以,我认识的上海帮富豪一直觉得他俩出身不正,和潮汕帮一样,属于靠地产起家的那批。”

     上海帮的商人讲气派,讲排场,而王德辉和龚如心在生活习惯上也不是这样的人,梁文道的父亲认识这对夫妻,他在拜访王德辉的时候发现,王甚至和下属分享一罐可乐,“他们不被上海富豪认为是自己人,而被认为是温州人”。也被认为是底层爬上来的人,“所以他们的小气故事才那么广泛地流传”。

     以潮汕商人为主的地产商群体,也迟迟没有接纳这对夫妻,梁文道说:“华懋虽然盖了很多房子,但是其地产是以低档而闻名的,其房型基本是同样结构,材料也偏差,地点又都在新市镇——所以龚如心在地产商人中也不算主流。”

     这样的哪边都不靠的身份决定了龚如心在商界很难找到依赖的群体。陶杰说:“她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在丈夫被绑架后,她的精神紧张了,完全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小女人,可是在那种时候,她又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安慰她的人。”“她的形象很脆弱,和外界所说的女强人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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