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一个锻炼“小宇宙”的地方
2015/7/30 三联生活周刊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亲历火箭发射,在欧洲核子中心对大型强子对撞机顶礼膜拜,在爱因斯坦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深切缅怀巨人,在塔斯马尼亚亲见以“恶魔”著称的袋獾撕咬袋鼠腿?

    

     曹 玲

     毕业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6年在《Newton-科学世界》任编辑。2008年入职三联生活周刊,负责报道科技与健康领域的新知。现任主任记者。

     作为一个新记者,你经常被忽视,有时候又会得到莫名的重视。2009年,我应国际红十字会邀请,去采访他们在加沙和以色列的工作。当初苗师傅把这项重任交给我时让我欣喜若狂,每个新闻工作者心目中都有一个战地记者的梦想。当我把护照传真过去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的代表惊讶了,竟然是个27岁的姑娘。一般而言,这样的采访都会去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记者。去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没想到人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新闻机构依然不发给我去加沙的通行证。头三天我在宾馆里到处打电话,找红十字会驻中国办事处、驻耶路撒冷办事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并且在焦头烂额的间隙采访了能在以色列采访到的各种人。那些天,我稍有空闲就去哭墙祈祷一切顺利,祈祷完了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聊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幸运的是,在各方协助下,最终在计划日期内完成了加沙的采访,顺利归国。回家一称,我一星期瘦了8斤。

     事实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踏出国门,就独自一人去了以色列。周刊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把新记者扔出去的地方,而作为敢于迈出这一步的记者,这份不羁和勇气往往会带来惊喜。苗师傅看了稿件之后说:“我一口气读完,眼睛都湿润了。”主编把这篇报道放到了封面第一篇,但很不幸的是,因为涉及政治,话题敏感,因为某些机构的介入,文章中让人眼睛湿润的地方发刊前都被删掉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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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亲历火箭发射,在欧洲核子中心对大型强子对撞机顶礼膜拜,在爱因斯坦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深切缅怀巨人,在塔斯马尼亚亲见以“恶魔”著称的袋獾撕咬袋鼠腿?在我喜欢做梦的年龄,光顾了一些梦想中和梦想外的地方,这些经历将会成为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除了美好时光之外,我很羞于和别人谈论我在三联的工作。虽然曾经得到一些赞扬,但是很多时候,我只是穿梭在研究机构和医院之间,互联网和科技期刊之间,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科学事实,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中国的科学界寻找一个有趣、完整又重要的研究故事是很难的。一次次失败之后,仍然保持着一颗想讲故事、要叙述整个来龙去脉的恒心更加难得,这不仅需要你具有旺盛的好奇心、充分的知识储备,还要求你是科学界的一分子,而非一个外行。

     很遗憾,在科学的庞大分支面前,我总是一个外行。每做一个选题,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逼着你总是在不停地学习又学习。我记得2008年去兴隆天文台采访拉莫斯特望远镜,采访对象聊到高斯平面,我问,什么是高斯平面?采访对象愕然:“你不是理科生吗?你不是学过生物吗?生物系不学物理吗?”我说:“学大学物理啊,还学物理化学,但我不知道什么是高斯平面。”“难道现在大学物理都不教高斯平面了吗?还是你没有好好读书?”采访对象开始教导我,说有一对法国夫妻跑遍全世界拍摄关于各种各样望远镜的纪录片,他们也来拍过拉莫斯特,近乎半个专家,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记者。后来文章里我只字不提高斯平面,我觉得大部分读者也不懂什么是高斯平面,但是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型记者?

     最初我琢磨,我要不要去读一个博士呢,这样会不会才能够理解科学家到底怎么想?但是生物化学系毕业的我再也不想去读一个生物学博士了,否则我也不会转行去干写字的活儿。后来我想明白一个事实,纵使你读了个生物学博士,你会更懂机器人吗,会更懂时间旅行吗,会更懂蓝光LED吗?我对很多领域的科学知识都很感兴趣,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框架之内呢?

     后来我就成了一个“杂家”,向各领域的科学家学习各种知识,帮助公众向科学家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帮助科学家把他们的学识更通俗地告诉普通人。有时候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把复杂的科学研究说得通俗是一项大本领,需要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融会贯通才能行得通;说得有趣就是一项艺术了,需要智慧和俏皮的性格。不误解科学家的意思也需要一些功底,科学上的事情不像是别的,非专业出身的记者稍加发挥有时候意思就全变了,科学报道的第一要素是准确。后来,在参与采写年底美食专刊时,我充分体会到这一点,食物的各种触觉、味觉有很大的个人感受余地,和屏气凝神撰写科学文章是完全不同的气场。

     因为父亲生病,我写了一个关于癌症的封面。最初只是因为我总泡在医院里,想写点关于癌症治疗的最新动态,于是写了三篇文章,后来主编让我扩展成一个封面故事。这个封面得到了诸多人士的表扬,但是也凸显了一个事实,我想像《纽约客》、《纽约时报》的记者那样叙述一个完整的科学家、医生和病人互动的科学发现,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关于病人的故事很多,关于医生的研究很多,但通常缺乏顶尖的、有原创性的工作,有时候有了能够推动研究进展的病人,但是出于隐私问题,病人却不肯接受采访。在国内的期刊上,科学和健康栏目只是一个配菜,要把它做得风生水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4年,是我在周刊的第七个年头,一些优秀的前辈在经历这些时间或者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叱咤风云,成为某个领域最好的记者,而我挠破头皮连一篇可以称之为代表作的文章都没有。或许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太杂,或许是因为科学素养不够,或许是因为懈怠,我很想写的两个领域一直没有动笔,一是关于梦,二是关于疼痛。这是神经生物学领域特别难弄清楚、特别难写明白的两个方向,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我在周刊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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