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申冬奥
2015/8/3 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念出这并不标准的读音时，意味着北京击败阿拉木图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同时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魏纪中
测不准的“同情票”
44∶40，北京险胜阿拉木图，这个结果在魏纪中的预料之中。“我估计有五六票的差距，如果没把握好，差距可能在一两票。”这位79岁的老人虽已白发苍苍，却依然腰杆笔直，声如洪钟。从沙发上站起来时，排球运动员的瘦高个头便立即显了出来。
到今年申办冬奥会，老人已经先后三次与“奥运”结缘。1993年，他是奥申委秘书长，全盘负责申办工作。2001年，他负责“申奥”财务和市场开发，以及英法文字稿的修改与校订。而这一次，他是负责陈述文稿审核与校订的特聘专家。
魏纪中把“险胜”归结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同情票”倾向。“所谓的‘同情票’，并不是说要让弱者赢，而是不能让弱者输得太惨。如果输得太惨，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眼里，赢1票和赢50票结果都是一样的。”老人伸出手指强调，“只差4票并不等于委员们就认为阿拉木图比北京好，这点我们必须要分得清楚。”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源自魏纪中多年来的经验和对国际奥委会的熟悉。早在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结果就是以两票之差落选。“那时候亚非拉国家的委员给我们投了很多‘同情票’，一如今天的阿拉木图。”
等到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时，魏纪中又遇到了“同情票”，不过这次却是干扰。“当时伊斯坦布尔已经第四次‘申奥’，前三次都输得很惨。”为了打探消息，魏纪中特意在投票前去了一趟伊斯坦布尔。“对方很实在地告诉我，他们第一轮不能下，否则想再申办就很困难了。所以第一轮会有一些‘同情票’在他这里，但第二轮这些票的去向就不知道了。”
魏纪中将这个情况告诉其他同伴，但几乎没人相信。“大家觉得北京在第一轮就能当选，如果第一轮过不了，北京的机会就很小了。但我的判断是，北京会在第二轮投票中通过。”后来的结果确如他所料。
出于对“同情票”的预判，在申冬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魏纪中就表明了“有希望，无把握”的态度。“当时大家都很反感，怎么能这么说呢？”魏纪中却明白，“没把握并不是说委员们不认同北京，而是一旦‘同情票’没把握好，就容易弄巧成拙，这叫测不准原则。”
作为前苏联的冬季运动基地，哈萨克斯坦在冰雪上是有优势的。“但具体到阿拉木图，它的优势是雪，冰却是它的劣势。”早在2011年，魏纪中就协助阿拉木图举办过亚洲冬季运动会，去过那里十几回。“阿拉木图至少要再盖两个大型室内冰球场，否则根本不够用。”魏纪中说，哈萨克斯坦世界级水准的冰上设施在阿斯塔纳。“但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要坐两小时飞机，且没有铁路连接。”
自从20年前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依靠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富裕国家。但国际形象仍停留在“未知”和“波拉特家乡”之间。如果阿拉木图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就像哈萨克斯坦媒体调侃的那样，“就不用再解释哈萨克斯坦是什么以及在哪里了”。此举是提升哈萨克斯坦国家形象的重要策略。
“相较于阿拉木图，北京的优势在于经验，办2008年奥运会的人现在还能干。比如印尼1962年办过奥运会，但现在如果再办，人员就是全新的。”魏纪中强调，“不是办过奥运会就有经验，而是办过奥运会的那些人，还能传承。”在经济整体实力上，北京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甚至很难有可比性。
事实上，阿拉木图很清楚这种差距，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差距。“悲情牌”是阿拉木图一以贯之的申请策略，目的就是要争取“同情票”。7月31日在吉隆坡召开的128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花滑名将丹尼斯·谭在阿拉木图的最后陈述中，如此说道：“17年前，我第一次在阿拉木图商场里的冰场开始训练，那个时候阿拉木图的冰上设施都是在商场里。比起十几年前，如今阿拉木图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冬季设施，都非常完善。”
但在魏纪中看来，光打感情牌不够，要打动人还要有真正实际的东西。“在陈述结束后的评估团汇报中，说到北京时并没有补充什么，但说到阿拉木图时，却提及新收到的饭店保证，大概有4万间客房提供，但评估团主席又加了一句，说其中90%还没有建起来。”这让魏纪中诧异，“这不是给人印象，建这些旅馆纯粹是为了2022年冬奥会，会后不会形成遗产，反而造成包袱？”
但由于“同情票”的测不准原则，加之国际奥委会凡“冬奥”就倾向小城市的做法，尽管魏纪中笃定“北京一定能拿到”，但最终的结果仍然增添了变数。
陈述之战
“顶峰!”对于7月31日中国冬奥申委在吉隆坡的最后陈述，说话一向直接的魏纪中这次却不吝赞美，“最好的一次，比所有演练都要好”。作为专家团的成员，魏纪中已经前前后后参加了11次陈述演练，绝对有资格做出这般评价。
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申办城市可以派10名代表团成员参与陈述，但每个城市的陈述时间不能超过55分钟。事实上，除去开场和衔接，每个陈述人平均可用的时间只有4分钟左右。但对于所有陈述人来说，这4分钟，却意味着一场没有硝烟之战。
陈述稿从最初成形到最终定稿，先后经历了8个大版本的调整，其中小改动无数。“区别主要在于材料的取舍。”但取舍的标准是什么？魏纪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106页《国际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137页《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评估报告》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下来。他指着手中厚厚的英文原稿说：“我们更多只注重最后的结论，而不详细研究完整的内容，这是通病。”
在此之前，让陈述专家团反复琢磨的是对雪的表述。“北京缺雪，我们该怎么表达？”通读之后，魏纪中豁然开朗，“我们老说在雪的问题上对我们不利，其实不然，评估团报告明确说了，北京延庆造雪有有利条件。只不过这句话‘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由此，陈述词从过多的解释，调整成实事求是承认短板，然后提出具体措施来补齐短板。
经过数轮打磨修改的陈述稿力争每一处表述都精准到位。“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字，实。”在魏纪中看来，“通过具体的数据和陈述性语言，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做了什么，我还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这才让人信服。”
光有落在实处的内容还不够，如何用流畅的语言和拉近距离的方式传递给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更是挑战。
首先面临的便是语言关。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在陈述人中英语相对薄弱，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英语口语，北京冬奥申委专门为她配备了英文专家。“张大嘴巴，每一个音节，都要清晰地发出来。”一对一教学的英语“教练”要求李妮娜反复练习，直至每一句中的每个单词都发准为止，“甚至包括加重语气应该放在哪几个单词上，每句话要用什么样的状态说出来”。
语种的选择本身也是重要的姿态。刘延东副总理在6月初的洛桑陈述上还是全中文陈述，这次的最终陈述却是中英文双语。之所以如此安排，正是为了显示对国际奥委会的尊重，也让世界看到中国交流的诚意。在魏纪中看来，虽然实际上给刘副总理的练习时间不长，但她却真正下了工夫。“她请杨澜帮她录好音，然后对照着杨澜的发音反复地练习，还请专家组里英文好的帮她纠正发音。”
由于国际奥委会的官方用语是英语和法语，如果陈述人中有人能用法语陈述，无疑将拉近陈述人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距离。“但陈述人中恰恰没有专门学过法语的人，大家就说，那杨澜你来承担这个挑战吧。”杨澜无奈笑道。实际上，6月的洛桑陈述中杨澜就是用的法语，但最终陈述与洛桑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训练时间也仅仅只有3周。
一向以英语流利著称的杨澜，这次也遇到了新挑战。“因为没有学过法语，所以只有反复练习。到后来晚上做梦都在说法语，据说这就离成功不远了。”杨澜笑着说。在已经被她裁成若干张小纸条的讲稿上，画满了各种记号。她还特地请教了北京大学的董强教授和冬奥申委的魏纪中、孙维嘉两位先生。包括回家后，曾在法国留学的丈夫也常常督促她练习。
除了流畅的语言之外，性格色彩鲜明的表达方式也很重要。已经怀孕6个月的杨扬，是陈述人中与众不同的一位。作为曾经的冬奥会冠军、如今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她并不是作为一个“新人”站在陈述台上。“面对台下的同事，我要尽可能地做回自己，用大家熟悉的那个我来讲述中国的申冬奥梦想。”
这反而让杨扬放松很多。陈述中与姚明的互动，也成为她的经典片段。“是的，我确实是站着的，可是姚明实在是太高了!”风趣的语言逗得台下的观众会心一笑。“运动员应该个性化一点，我们没必要太严肃。”杨扬想让委员们看到一个性格色彩鲜明的中国代表团，“因此设计了互动环节，用玩笑的方式诠释出来。”
“体育正在越来越深地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中会有严肃的时候，也有轻松的时候。这是我们的陈述想表达的情绪和状态。”姚明也在陈述词中用幽默的方式拉近距离。“你们可能不认为篮球是冬季项目，因为它不在冰上或雪上比赛，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篮球赛季都是在冬天进行的，所以你也可以把篮球看成是冬季项目。”
事实上，这些“包袱”并不是陈述现场的即兴发挥，而是不断演练的成果。7月25日北京冬奥申委抵达吉隆坡后，就在4天内连续进行了6次演练。在此之前，所有陈述人早已经在北京会议中心里秘密演练过不下10次。每次演练后，魏纪中等多位中外专家会对陈述人的稿件、措辞、语气、姿态甚至表情提出意见，严格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经常为了斟酌一个字而争论不休。
直到北京冬奥申委飞赴吉隆坡的前两天，陈述团的演练还在继续。然而也许是过度的疲劳，陈述人的整体状态都出现了起伏。作为陈述人之一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直言：“这天下午的演练是不成功的。”所幸到达吉隆坡后，演练越来越顺利，在7月29日最后一次演练结束后，整个陈述团终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互有所求
事实上，吉隆坡的最后陈述是对此前洛桑陈述的补充。6月9日上午11点，北京冬奥申委在位于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与国际奥委会委员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陈述交流，这是吉隆坡陈述前的最后一次陈述。“如果说吉隆坡陈述更需要付诸情感和打动人，那么洛桑陈述就更注重技术层面的解释，注重实实在在的数字和详细措施。”在魏纪中看来，很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洛桑陈述中就基本有自己的倾向了。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有能力办好一届奥运会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国际奥委会在《国际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改变了申办办法，由以前的公开申办变成邀请。早在2012年10月3日，这次冬奥会的申办工作就开始了。一共有6个城市入选，分别是中国的北京、波兰的克拉科夫、挪威的奥斯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乌克兰的利沃夫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但在接下来的申冬奥过程中，欧洲国家却一个接一个相继退出了。由于市议会投票反对，斯德哥尔摩退出；70%市民投票反对，克拉科夫退出；持续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利沃夫退出；政府拒绝提供财政支持，奥斯陆也退出了。这使得北京和阿拉木图成为仅剩的两个竞争对手。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由于仅剩两座城市申办，因此投票只进行一轮，只要得票为简单多数，即可胜出。如果双方票数相同，则重新投票。若最终仍未分出高下，那么原本不参与投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投出自己具有决定性的一票。
“我们的申办本身就是对国际奥委会的支持。”在魏纪中看来，过去是有求于人，现在却是互有所求。“1993年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我们不利，我们实际上想通过参与‘申奥’来实现突破。2001年第二次申办时，我们想通过奥运会来促进改革发展的期待。而这次的申办，却是我们对自己的改革开放很有信心，请你来分享我们的改革红利。”
在三种不同的申办基调下，自然而然，相应的心态也完全不一样。杨澜对此感触颇深，1993年她以央视记者的身份见证了北京第一次“申奥”。“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存在巨大鸿沟，这给我带来了很大冲击，也正是这件事促使我做出出国留学的决定。”
到2001年，杨澜作为“申奥”形象大使站在了陈述台上。“当时我们面对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那时的心情是很急切的，特别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可。”在那次陈述中，杨澜特意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结尾，邀请全世界到中国来看一看。“几百年前，当人们问马可·波罗的游记内容是否真实时，马可·波罗回答：我告诉你们的还不足我看到的一半。”
但这一次，杨澜明显感觉到了心态上的变化。“一个更加成熟更有实力的中国，让我们在面对申冬奥时变得更加成熟与平和。在2001年之前我们说到奥运，更多想到的是为国争光，这是运动员的事。而今天，奥运更可能带动体育产业和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体育正在变成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奥运带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正如魏纪中在最终的投票环节中所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好消息。”
⊙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48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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