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像侠客也像古人
2015/8/27 三联生活周刊
侯孝贤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在台北金瓜石开拍，那是一处老式的理发厅。拍摄的镜头是梁朝伟扮演的老四在修理底片，八角形的屋子，前面还在理发、洗头，后厅改装成了照相馆，这就是侯孝贤在资金困扰的情况下开拍电影的一个标准状况。很多年来，台湾媒体和舆论一直指责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新电影把台湾观众弄跑了，也把台湾市场弄死了，多年来，侯孝贤一直在努力地争辩，包括朱天文也一直在写文章澄清这一点，现在隔了多年的时间回头看，显然是台湾电影工业有自己的失败轨迹，和侯并无关系。
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剧照
不过他还是愿意分析。“台湾的电影工业早就解体了，现在是残破的，未来也不可知。最开始是香港电影进攻台湾，香港哪个电影卖座，台湾片商就去抢，抢来一堆同类型电影，慢慢香港电影没人看了，可是这时候台湾电影也不行了，一年只有几部或者十几部，慢慢就变成了好莱坞独大，整个电影工业彻底瓦解。”
侯孝贤电影《戏梦人生》剧照
他解释自己的电影也是如此，早先还有外国片商感兴趣，比如日本市场就很喜欢他的电影，可是到了后来，慢慢拍的电影日本人也看不懂了。比如《戏梦人生》，看不懂就沦为小众电影了。那么小众电影如何拍摄？朱天文说，就这么拍，因为小众电影是没法艺术和商业都兼顾的，侯孝贤要是还有一点赚钱的希望，就是因为他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商业。“慢慢寻找自己的观众，电影的寿命因为对品质的要求而可以延长，甚至十年二十年还在有进账。”
台湾作家朱天文
侯孝贤是自己慢慢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早年的电影卖座非常好，在影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短暂的推销员，推销电脑，有时候名片被人扔在地上，他也只能捡起来。后来从场记做起，当编剧、副导演，包括制片，那个时期，他所有参与的电影都能卖到台湾最好的纪录。“可是和我没关系，我不参与分红，十几部城市喜剧都很卖座，可是那未必是我想拍的电影。”
他自己当导演后，《风柜来的人》一出来，坦白地说，当时的台湾评论界完全看不懂，观众也不懂，就觉得是一种成长的感觉，但是没有故事线。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电影票房就一路下坡，一直到《悲情城市》，但是那是例外，因为那个是话题之作，正赶上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让他有机会拍摄敏感的题材。因为是这个话题而卖得疯狂，之后又是一路下坡路，没有人看，总有人问他：你拍艺术电影，不怕没有观众？其实在侯孝贤看来，是整个形式和观影的观众之间，存在越来越宽的距离。
“但是我慢慢做到彻底不管了。因为我觉悟了。”所谓觉悟，是明白自己走到哪条路上了，而且也知道这条路不能回头了。他开始拍自己的电影，不再应酬票房。
廖桑是年轻时候和侯孝贤的老相识。他们当时都在台湾的“中影”集团拍摄纪录片。“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拍电影不八股。当时台湾电影都是三厅电影，就是客厅、餐厅和舞厅，可是他不一样，哪怕是他早期当副导演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东西了，而且是上来就有，不是后天的。他那些城市喜剧也很清新，不落俗套，里面还很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他像是泥土中长出来的导演，和新浪潮那批导演，杨德昌、万仁他们很不一样。”
等到有机会拍自己电影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们是台湾最早用同步拍摄的导演，很少拍短镜头，长拍，努力争取同期录音，这样一来就比较真实。有时候分几台摄像机在那里拍，中间一点不打断，就像拍纪录片一样。拍几套回来扔给我，拍《小毕的故事》、拍《儿子的大玩偶》都是那样，让我去慢慢剪。那时候我总是把剪辑室地板打扫干净，因为还是胶片，害怕弄到地上弄脏了，他一来就说话，使劲说，我们俩从20岁说到50多岁，话才慢慢少下来，觉得什么都说过了。”
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剧照
侯孝贤特别重视的是前期，他觉得剧本压力最大，想清楚就好了，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会设想出很多画面，找到朱天文、吴念真这些作家一起编剧，对他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他自己是真实的自然主义，而作家们帮助他把这些真实画面约束到某个框架里。但是侯孝贤又不受这些框架的约束。“拍《悲情城市》的时候，本来有300多条，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拍，觉得繁琐，整个故事太清晰了，他不喜欢，他不要那种结构，一边拍一边抱怨，最后只拍了200条，缺好多没有拍完。怎么办？我没法剪辑，好多人都说看不懂。后来我一看，每段都很有意境，充满了唐诗的感觉，简直像杜甫的诗歌，那我也就照着七律的节奏去剪辑吧，用了很多倒装，把缺乏的地方都剪辑出来了，中国诗不是靠意境吗？他正好也把诗化的意境拍出来了。抽掉了那么多，可是看起来不觉得缺乏什么，后来我觉得他还是聪明，去掉的东西是对的。不啰唆。”
侯孝贤执导的影片《咖啡时光》剧照
去参加威尼斯影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预测这部电影要得奖。“侯导装酷，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也很高兴，那天晚上开心地喝酒、跳舞一直到天亮。”那次回来后，侯孝贤觉得自己有资源了，做了很多庞大的电影计划，可是随着台湾电影业的崩盘，他的计划都没有实现。“好在他不着急。最缺钱的时候他会去拍广告，可是一旦电影有投资，找他做什么他都不做，哪怕随便拍个广告就有几百万收入，他也不接。他说自己要读书。比如我们都知道纪念小津100周年的时候找他去拍致敬片《咖啡时光》，其实纪念黑泽明的时候也找了他，对于一个亚洲导演，这可是特殊的光荣，毕竟两个伟大导演的致敬片都找到你，可是那时候他在筹备《刺客聂隐娘》，所以不去，每天在看《资治通鉴》。”他告诉廖桑，他不缺那个钱，拍电影缺钱的时候抵押房子，或者帮朋友忙抵押房子的事情他做过几次，但是这次拍《刺客聂隐娘》的钱已经找到了，他就安静编剧看书，光剧本就弄了好多年。
侯孝贤工作照
“他生活太简单，坐捷运也坐公交车，没有排场。基本上心灵单纯，结果聂隐娘吸引他的也是心灵单纯，那种孤寂的状态，一个杀手被描绘成这种形象，和他近年的心思也有关系。”
在廖桑看来，侯孝贤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包括受佛、道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往往是与市面上流行的观念冲突的。“很多电影讲究情节、结构，他喜欢不规则，讨厌直接的线性叙事，直追19世纪的无情节影片，突出自己的个性、气氛和意念。像拍《海上花》的时候，本来有很多妓院的冲突故事、各种骗局，包括疯狂的厮打，李嘉欣演的黄翠凤心思颇多，有各种装疯卖傻欺骗男人的情节，可是拍好了后全部被侯导要求剪辑掉了，他喜欢平淡的故事里隐藏的人性。”
侯孝贤电影《海上花》剧照
同样是合作《海上花》，黄文英也学会了很多。“那部电影最早是阿城帮忙，收来了很多古董家具，我们后来在扬州、上海，包括苏州买了几个集装箱的古董家具，包括给他们抽的大烟工具都是古董，好在那时候还比较便宜，质量非常好，侯孝贤基本是手工作坊模式，不着急，也不催促，就是慢慢让我们来。开始让我研究剧本，研究透了剧本的氛围，再让我和演员交流，最少也有半年时间筹备，这种筹备，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和他们一起工作，像亲人，俗话说，见类则明，我只有和他工作，才觉得自己心性舒展，不急迫。他讲道理，不会骂我们，但是越这样，自己越会尽力。”
这次拍摄《刺客聂隐娘》，她走了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看了无数资料，真正动手的时候，知道要帮导演省钱。“很多布幔，在市场上购买不到，我就自己去世界各地买布，回来自己动手做。”反之，很多找她的好莱坞团队就要求行活。“那就尽快做了给他们。”
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拍摄现场
与侯导干活，一定是争取面面俱到的。“我除了做那些准备，还和主角聊天。比如舒淇，看她手磨破了，我就给她增加手套和护腰，让她行动起来更自如。手套和护腰都是按照唐代壁画里的样子做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她演起来，就像那些本来是应该有的一样。”
这种拍摄方法，看似奢侈，可是真拍摄出来的东西，却都是实在的，有质感的。
虽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拍电影，不过与侯孝贤私交甚好的大陆学者戴锦华觉得，侯孝贤绝对不是对投资人不负责任的导演。她拿《刺客聂隐娘》举例，其中一般的经费来自小投资人，所以侯孝贤会去替他们考虑，这些钱怎么回收，怎么样通过海外版权回收。“他是面面俱到的照顾人，不会虚情假意。”
这又说回侯孝贤的性格了。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照顾人的。他喜欢去卡拉OK唱歌，顺便说一句，他是有名的卡拉OK歌王，年轻时还出过台语唱片，名叫“太阳”，现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可是他一边自己唱歌，一边特别会照顾人，所有人的心事都在他眼里，走也是最后走，有人掉什么东西，他都会替他们捡回去；喝酒也是如此，送完所有人回家，他自己再回家，哪怕醉死也这样。我说：“我觉得这是大哥的行径。”戴锦华说，这不是大哥，大哥做不到这么细心，他就是天生要罩着大家，真性情，让所有跟随他的人放心——像侠客，像古人。
⊙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49期《
侯孝贤：一个导演的诞生》一文，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 回复以下 关键词 查看过往精彩内容 |
释永信 | 侯孝贤 | 美食阅读 | 孤独之书 | 天津爆炸 | 下午茶 | 宁泽涛 | 黄渤 | 邪教杀人案 | 一人食
三联生活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长按二维码 即刻关注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三联生活周刊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