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孙仲旭:再见,麦田
2015/8/28 三联生活周刊

     “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年前的今天,年仅41岁的孙仲旭因抑郁症去世,消息在网上传开后,表达哀思的文字逐渐充满了他的微博、豆瓣主页,它们来自天南海北。他曾与伟大的世界分享其真诚。今天推出此文,来纪念那个因文字被我们熟知却从未谋面的译者——孙仲旭先生。

    

     孙仲旭(插图/ 张曦)

     告别

     邓若虚特别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见到孙仲旭的那天,正是塞林格去世的日子,2010年1月27日。在广州并不算寒冷的冬天里,孙仲旭看上去比她想象中更年轻、更亲切,只是神情里有一些难过。“见面后孙老师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塞林格去世了。’然后他告诉我《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最心爱的书。”这也是孙仲旭最为人熟知的译作。彼时,孙仲旭从自己的译本中选出了最喜欢的14个段落,贴到博客上,并在末尾还特别增加了一段:“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这是他对塞林格的纪念,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4年多后,这段话却成了友人对他的纪念。2014年8月28日,年仅41岁的孙仲旭因抑郁症去世,消息在网上传开后,表达哀思的文字逐渐充满了他的微博、豆瓣主页,它们来自天南海北。

     因为孙仲旭喜欢在网上记载自己读书、看电影的心得,分享自己的译作,与人讨论关于翻译和文学的各种问题,他的许多朋友都结识于网络,邓若虚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北京上大学的邓若虚对文学和翻译很感兴趣,在豆瓣网上关注了孙仲旭。看到孙仲旭在转让自己的译作《有人喜欢冷冰冰》,而她正好很喜欢这本书,便私下发信息说自己想买。“孙老师看了我的豆瓣主页,知道我喜欢翻译,而且和他一样家在广州。他回复我说,不必买了,等你春节从北京回广州的时候见一面,把书直接送给你。”见面后,孙仲旭还送给她一本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鼓励她翻译其中的一篇叫《内华达》的小说。“那天见面我本来以为就是去拿本书,没想到他很健谈,我们就这么聊起来,聊翻译,聊文学作品,我还问了很多关于他儿子Mickey(米基)的事情,因为凡是关注孙老师豆瓣的人都知道,他在上面分享了很多和Mickey相处的点点滴滴,温馨有趣。”从那以后,邓若虚每年春节回广州,都会去见一次孙仲旭,找他聊天。“他看上去非常开朗,而且对每个人都那么好。他是我觉得很理想的那一种人。”

    

     科运特·布赫兹(Quint Buchholz)插画: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One Morning in November , 1990 )

     雷剑峤通过网络认识孙仲旭更早,那还是BBS(网络论坛)流行的时代,微博、豆瓣都不存在。“天涯论坛是最火的,上面有一个版叫‘闲闲书话’,那时候中国大部分文化圈的人只要会上网,可能都是‘闲闲书话’的书友,大家在上面写些买书、读书的文章,互相交流。大概是2001年左右,我在上面提到我买了一本奥威尔的书,仲旭来问我在哪里买的,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因为都在广州,后来就见了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可爱很好玩的人,很喜欢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挺快乐。”友谊从此持续了十几年,孙仲旭后来送给雷剑峤的第一本书就是自己翻译的《奥威尔传》。如今回想,虽然一开始成为朋友是因为读书的关系,但后来孙仲旭最打动雷剑峤的却是他的为人:“我不管他是不是翻译有成就的人,就算他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我也很愿意和他交朋友。他是我遇到的人当中最纯真的,像小孩子一样。还有他对待事情的态度,一丝不苟,也是我见过做得最好的一个人。”

     随着年岁渐长,当初喜欢在论坛里交流读书的人们大多风流云散,逐渐将重心放到了现实生活的奔忙中,而孙仲旭却像是扎根在那个文学世界里的一棵树,坚定地不曾移动脚步。2005年7月,豆瓣上线后不久,他又注册了名为Luke的账号。时间久了,那里也成为他和诸多文学青年谈论翻译、文学、音乐、电影的“乐土”。“他每个月都会写读书记、观影记,一般人可能写个一两年,但他坚持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偶尔回那些版面去看一眼,会发现怎么还会有他的文章?就好像他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写完作业,每个地方都要交一份。我真的很佩服他。”孙仲旭去世后,雷剑峤受孙家人委托,在网上发布消息,又在告别仪式上作为朋友代表发言。他选了十几年前孙仲旭翻译的一首诗中的句子来形容这位老友,那本来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康奎斯特用来形容奥威尔的,他觉得孙仲旭也当之无愧——“他与伟大的世界分享其真诚。”

     因为“真诚”与“分享”,孙仲旭离开的消息不仅仅震动了他身边的亲友。在他的告别仪式之外,那些在网络虚拟空间里阅读着他的文字、分享一份共同趣味和热爱的人们,构成为他送别的更为庞大的人群。尽管他们有人与他相识数十年而只匆匆见过一面,有的从未谋面,有的是与他惺惺相惜的成名作家、译者,如吴念真、阿丁、范晔,更多的则是在现实生活之外追寻一个别样世界的美丽的人们。“他觉得这世界上大家都应该勤奋读书,多看好电影,多听好音乐,大家都做真正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所以很多年轻的编辑、微博的‘粉丝’和他交流读书、交流翻译,他非常热心。他真的是很喜欢这些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他觉得这些人跟他在做相同的事情。”

    

     双重生活

     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李玉瑶接到了孙仲旭的电话,出版社正在筹办出版《译文》杂志,孙仲旭很热心地想参与翻译工作。那时候孙仲旭的翻译生涯才刚刚起步,他投给杂志社的译文主要是理查德·耶茨的作品。耶茨是偏阴郁型的作家,孙仲旭对作品中那种孤独、悲观基调的把握准确到位。然而认识了孙仲旭本人,李玉瑶并没有从他的译作里联想他的生活是否会有阴郁的色调——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太会这样去想。“他是很乐观的人。如果看到一本好书或者电影,他会马上特别兴奋地打电话过来,让你一定要去看。”

     在许多人眼中,孙仲旭的生活是值得羡慕的:从郑州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广州远洋公司工作,在拥有一份安稳的、不用太为生计发愁的工作之外,他从事着自己最喜欢的翻译,并且从中得到更广阔世界里更多人的精神共鸣。“他这个业余爱好在外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跟他说,‘你简直就像卡夫卡’,做着一个小职员的工作,却有那么丰富的另一面。”雷剑峤说。

    

     孙仲旭译作:《白日做梦有理》、《有人喜欢冷冰冰》

     孙仲旭陆续出版了他的译作,其中既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一九八四》,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伊恩·麦克尤恩的《梦想家彼得》这类声名响当当的作品,也有不那么为国内读者熟知的林·拉德纳的《有人喜欢冷冰冰》,理查德·耶茨的《恋爱中的骗子》,詹姆斯·瑟伯的《白日做梦有理》等。“孙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除了翻译国内外非常优秀的知名作品外,也很希望把那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很有魅力的,但未必很知名的作家介绍给国内读者。我觉得他是认为这样能让中国的读者看到欧美文学的多样性。”张维是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第一次读到孙仲旭的译作,是不那么出名的《有人喜欢冷冰冰》。小说在他看来有的地方甚至比卡佛的更有味道,而孙仲旭的译文简洁、干净,“没有一些拖泥带水的东西,并且画面感总是很强”,他一下子被打动了。

     2010年,张维开始策划出版一套詹姆斯·瑟伯的文集,作为和E.B.怀特共同奠定了《纽约客》文风的作家,瑟伯不如后者在中国知名。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也为了书的市场,必须选择优秀且被广泛认可的译者,而孙仲旭正是理想人选。在翻译了其中的《白日做梦有理》一书后,孙仲旭又在张维的邀请下翻译了米尔·豪瑟的两本小说。“像这种特别生僻的作家,如果不是孙老师答应翻译的话,我们都不敢做。除了能保证翻译质量外,作为一个编辑,我对他是很信任的,觉得他能够看重的作品,说明它的出版价值是不容怀疑的。”最初读到米尔·豪瑟的作品时,张维被吸引却没有把握,于是把作品推荐给孙仲旭看。直到孙仲旭说自己很喜欢时,张维才表示出版社打算买下版权,希望孙仲旭来翻译。“其实这是我自己多了一个心眼,‘引诱’他来翻译这两本小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熟悉孙仲旭的编辑都能摸透他的脾气,只要是他喜欢的作品,不管他多忙,他也会答应翻译。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几乎是孙仲旭从事翻译的唯一标准。

     “不知你注意一个情况没有?大部分奥威尔的中译者,会译《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但仲旭还译了《上来透口气》。”章戈浩说。如今在澳门科技大学任教的章戈浩2002年因为做一个奥威尔的网站与孙仲旭偶然认识,十多年来只与孙仲旭见过一次面,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我们谈论最多的其实是《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之外的奥威尔。”在孙仲旭眼中,那是一个颇有些和以往印象不同的奥威尔。《上来透口气》是孙仲旭译的4本奥威尔作品中的第一本,1999年他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小说时产生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行。到了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一点波折。出版社担心《上来透口气》分量不足,让孙仲旭将《一九八四》也翻译一遍,放在一起出版。尽管如此,孙仲旭却一心想将《上来透口气》单独出版,觉得它完全有独立的价值。在修订版的序言中,他写下对奥威尔的另一种理解:“我心目中的奥威尔形象是一脸忧虑,整日在为人类的命运担忧,而这本不算厚的《上来透口气》却展示了奥威尔的其他方面:怀旧,幽默,亲切、犀利等等。……小说以第一人称写出,议论性的话很多,颇能引人共鸣,展现的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奥威尔,这个发现令人欣喜。”

     孙仲旭对翻译的认真让章戈浩印象深刻。听闻章戈浩曾经学过世界语,孙仲旭在翻译《奥威尔传》的时候特意写信给他,询问能否找到奥威尔与世界语者组织的往来、《一九八四》附录《新话的原则》与世界语之间关系的资料,然而那只是传记中的寥寥数语。当章戈浩要申请去英国念书,孙仲旭便特意嘱咐他有机会碰到当地人时,替他问一下Wigan到底是读作“维冈”还是“维根”。

     这种认真也是所有编辑公认的。“一款酒,一种植物,应该翻译为哪种名字才准确,他们的来历是怎样的,他都会查证得非常清楚。”张维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编辑的时候会很小心,有不同意见都会和他商量,跟他沟通。我们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很强势地说要这样翻译,他能够讲出他的理由,说服别人。”不仅和编辑们字斟句酌,孙仲旭还喜欢在网上和网友们讨论具体的翻译,并且抓住一切让翻译更精确的机会。当网友给他指出一个翻译中的不恰当时,如把“spring onion”(就是普通的“葱”)译为“春洋葱”时,他感激地称对方为“一字师”。

     2011年,孙仲旭因为远洋公司的工作而被派到非洲。“第一次去非洲时他担心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但是他去过后,跟我说他喜欢上了那边的生活,把本职工作做完后,他可以很安静地、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因此后来,他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李玉瑶说。在非洲,孙仲旭会在微博上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片段,上传他拍摄的各种图片,里面充满港口、大海、夕阳的景象。张维记得:“米尔·豪瑟就是他在非洲的时候开始翻译的,那时候我们经常通过邮件联系。他每次去都乘船,又喜欢喝酒,会在微博上发各种酒的照片,还告诉我们他在船上一边喝酒一边翻译,觉得这样效率很高。”

     看起来,那是一个无比美好而自在的情景,生活的漩涡就这样被孙仲旭藏在了他向人展示的笑容背后。尽管他也曾感慨过:“公司又有一条船来杜阿拉,倒是旧时相识——去年8月,我在其上住了20多天,中间经历了上次我来杜阿拉心情最为低落的一段。再次登船,颇有物是人非之感(船员已换),人皆热情待我,却无人知我曾洒泪其上。”今年上半年,孙仲旭将译好的两本米尔·豪瑟的作品《危险的大笑》和《扔飞刀的人》交给了出版社,然而书还没有出版,传来的却是他去世的消息。

    

     “麦田”

     在孙仲旭介绍自己的译作目录中,《麦田里的守望者》词条下写的是“我译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的第10本”。看到这个说明,章戈浩才“慢慢体会到个中颇有些不足与外人道的意味”——他对这本书特有的热爱和珍重。“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孙仲旭这样描述自己情感上与主人公霍尔顿的共鸣。1999年开始翻译这本书后并没能立刻出版,孙仲旭每隔一两年就将它拿出来重新修订,电脑里存下了5个版本。从毕业后处于不知“未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到后来在翻译上有所成就,并如愿以偿将自己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呈现给“内心永远年轻的读者们”,孙仲旭觉得是因为这本书他才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梦开始的地方。”这句写在出版前言里的话,多少代表了他心中的“麦田”:在文学翻译中守护和兑现自我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只是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颇有意味的象征背后,“守望者”往往也无法躲开伴随而来的生活中的愤怒、迷惘,并与之抗争,孙仲旭也不例外。他的朋友们记得,去非洲之前,他说:“Everyone has his own battle to fight.”

     “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焦虑很多源自他太理想主义。”李玉瑶的声音里有无法抑制的遗憾和难过,回想起来,她觉得孙仲旭大概三四年前就在与他的抑郁症作斗争,但之前无论他自己还是朋友们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得了抑郁症。“他并不是不快乐、不乐观,但这种病症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大概2009、2010年开始,我们电话里聊得更多的就不是翻译工作,而是其他。他很关心Mickey的成长,会跟我聊教育问题。再后来他每周都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为很小的事情焦虑,比如工作上有一些调整,或者翻译进展不顺,甚至Mickey手机掉了,他晚上睡不着觉了……我那时候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为这么小的事情焦虑?我不知道他是患病状态。但哪怕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翻译。”今年初,孙仲旭将自己翻译的哈罗德·布罗基的《情感教育》译稿交给李玉瑶,发表在《外国文学》上,这也是他发布在豆瓣和微博上的最后一篇译文。那时候的孙仲旭手中积压着大量作品,但因为喜欢这篇小说,他又一次忍不住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工作。

     孙仲旭引用黄源深的话来表达对译者的要求:“译者在翻译小说的时候,需要感情投入,深入角色的内心,并将人物的情感演绎出来。……只有与人物同喜、同乐、同怒、同悲,才有可能把人物激活。”在近来的翻译中,他时常描述自己沉浸其中。翻译卡佛的《新手》时,这部细说“不快乐之事”的作品让他“感到很沮丧”,而校译因抑郁症自杀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中的段落,“悲不能禁,哭了一早上”。

    

     “我不知道是否他太执著翻译了,给自己压力太多。他总是觉得这么多好书,怎么能不译呢?”李玉瑶说,“所以他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有空出去旅游,看无聊的电视剧、玩游戏。他觉得那样很浪费生命,而人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应该像他一样去找生活目标,持之以恒地去做。这是他偏执的一点,不仅对自己这样要求,对别人也有这样的要求,有时周围的人达不到他的期待,他就会觉得失落。我常常劝他,你不能把对自己的要求加到别人身上,要求别人跟你一样过苦行僧的生活……”每次和李玉瑶打电话,结束前孙仲旭总是要问:你最近在做什么?你最近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好的电影和音乐?“如果他听到我最近读了很多书,在做翻译,他就会变得很开心,可能觉得找到了同路人。如果我一直不做事情,他就会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邓若虚每次和孙仲旭见面,也能感觉到孙仲旭对身边朋友的那种很殷切的期待:“他总是说希望我尽可能多做翻译,保持一种感觉。”在孙仲旭鼓励下翻译出的中篇小说《内华达》发表在《译林》杂志后,孙仲旭又很热心地介绍她认识新经典文化外国文学部的主编黎遥,鼓励她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他还送了一本很厚的书给我,是怀特的书信集,跟我说:‘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从头到尾看一遍,不要怕厚,可以蚂蚁啃骨头地每天看一点。怀特其人其文,都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而他翻译的怀特文章里写道:‘决定文体风格的终极因素是作者的为人,而非他的知识。’”

     为人温和的孙仲旭,在人们记忆中最为激烈的行为,大概要算是他对李继宏的批评。携着“翻译天才”的宣传之名,李继宏称自己不到10天就可译完一部20万字的小说,并且批评前辈译者的译作,在自己的译本腰封上印着“迄今为止最佳译本”,给自己列了一个极为“宏大”的名著翻译计划。孙仲旭针锋相对,称这是无底线的炒作,质疑其译文质量,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批评还不能就此“带住”。“他是一个很率直的人,遇到无法容忍的事他才会去反驳。其实大家是同行,很难不留情面地来说自己的看法。这事以后我更佩服他了。”雷剑峤说。而孙仲旭对此事“无法容忍”的核心,在李玉瑶看来,是他觉得李继宏不尊重翻译。“他对翻译有很强的恭敬心,从翻译的过程到校对的过程,他觉得译稿展现出的是对原作家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今年7月底,孙仲旭结束在非洲的公务回广州。8月8日,他打电话给李玉瑶,告诉对方自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住进了医院,手里的翻译工作恐怕无法继续,他希望李玉瑶能接下他没有完成的小说集《小岛书店》的翻译。《小岛书店》的作者加布瑞埃拉·泽文是一位在中国读者中鲜有声名的作家,然而孙仲旭在网上很热心地推荐他的作品。“讲的是围绕着一间书店的几个人的故事,讲得很不错,我被感动了……我才想起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译过轻松的书了,我会珍惜这个机会。”

     这次确诊给孙仲旭很大的打击。“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对他的翻译产生任何怀疑,但现在他觉得我吃了这么多药,大脑有问题了,我肯定没有办法做翻译了。否定自己后,他进而又对家人产生愧疚,觉得我之前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翻译呢?而不是把更多的时间给家人。”李玉瑶对孙仲旭的情况很担心,但她那时没有意识到,对自己能否翻译产生怀疑,可能会成为压垮孙仲旭的最后一根稻草。孙仲旭有着丰富的生活,而这些生活的内容全是围绕着翻译的:他阅读大量的作品,看口碑很好的美剧、电影,这些最终都成为他研究翻译的材料;他的家里有伍光建、废名等民国人物的书籍,而他阅读的目的,是想了解文白杂糅的语言风格,在翻译中可以得到借鉴。“因此可以想象,当他怀疑自己不能翻译的时候,他会陷入怎样一个境地。”李玉瑶说。

     ⊙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03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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