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仙台
2015/10/19 三联生活周刊
1936年的今天，鲁迅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在鲁迅诞辰130周年的时候，本刊曾刊发封面报道《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鲁迅的青春时代，以不断的“逃离”和“走异路”为开端。去南京而“逃离”绍兴，去日本而“逃离”中国，去仙台又“逃离”了中国人。然而在解剖课的幻灯片上，他再度与身体强壮而精神麻木的中国人相遇。于是他返回了东京，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运动。在日本的7年中，青年鲁迅最终完成了一次蜕变。今天，我们节选并编发此文，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9周年。
鲁迅
仙台不大，从城东的仙台站到城西的青叶山只有2.5公里左右，徒步40分钟就可以横穿城市。1602年，大名伊达政宗依托青叶山修建了青叶城，是为仙台之始。现在，仙台有两座伊达政宗的雕像，而鲁迅也有两座雕像，此外还有一座纪念碑。鲁迅之于仙台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仙台博物馆不仅陈列了他的雕像和纪念碑，还有专门的宣传页介绍。
仙台博物馆的鲁迅之碑，建于1960年，中日邦交还未恢复。碑身用宫城县稻井出产的玄昌石筑成，高4.5米、宽2米、重10吨，由前东北大学工学部教授饭田须贺斯负责设计，仿汉碑样式，上端中尖，下有碑座，全形如短剑指天。碑石上部为直径1米的圆形浮雕，仙台本地的雕刻家翁朝盛雕像，中部由郭沫若手书“鲁迅之碑”4个大字，下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内田道夫撰写的碑文，由稻井名工白银茂雕字。浮雕采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11天照的侧面半身像，那时的鲁迅面容清瘦，手指夹着香烟，从容笑谈。
仙台博物馆的鲁迅之碑
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不仅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同时又要突出他抽烟的习惯。在《藤野先生》的结尾：“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便是在仙台读书的时候。根据许多同学回忆，也说他沉默寡言，有空就不停地吸着“百合”牌香烟，像是在思索什么问题。
1904年，鲁迅选择了仙台医专去学医。他在后来的《呐喊·自序》中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按照这个说法，鲁迅去仙台学医有三个原因：第一，学成后可以救治病人；第二，战争时可当军医；第三，宣传科学，改造国人的信仰。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仙台医专
根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体系，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按规定具有了中学毕业资格，如果继续求学，有两条出路：一是经考试进入高等学校，再进入帝国大学；二是直接进入各类专门及实业学校。1904年，全日本还只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在校学生总数5256人，也就是说，两校合计每年招收只有约千余人。鉴于这样的情况，从日本文部省到高等学校自身，对中国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都持慎重的态度。鲁迅如要进大学深造，须先进高等学校学习3年。对中国学生而言，进入高等学校，不仅要参加考试，而且要有中国驻日公使的推荐信。鲁迅如果想要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学科，继续他在南京所学的矿物专业，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鲁迅可选的就是进入专门实业学校了。
弘文学院的日本教员江口曾建议鲁迅去医学专门学校，当时全国公立与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共有10所。公立学校中，离东京比较近的是千叶县的金泽医专，而鲁迅却选择了更远的仙台医专。仙台在东京的东北，属宫城县，路程约400公里。今天只需要花上1万日元，搭乘新干线，一个半小时就能到仙台。而当年鲁迅坐车则花了12个小时。鲁迅为何舍近求远？
鲁迅
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同班同学半泽正二郎早就怀有疑问：“至于为什么来仙台，并且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当时，东京先设第一高等学校，而后仙台才设立第二高等学校；陆军师团，东京是第一师团，仙台是第二师团。”
鲁迅的同学沈瓞民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给予了解答：“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鲁迅
也许去仙台，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似乎更重要。“鲁迅后来说的是事实，但不是真实。”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教授尾崎文昭告诉我，“那是十几年后写《呐喊·自序》时的心态，但未必是当时的真实理由。”
与其他有留日经历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不同，鲁迅回顾日本生活的作品很少，只有《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几篇。他似乎在回避着什么。
而检索鲁迅有限的学生生活的文字，清国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除了头顶的“富士山”，在写于1926年《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还“刻薄”了留学生的“胃”。他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
鲁迅不仅看不惯他们的辫子，看不惯他们跳舞，对炖牛肉也有意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内心深处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的分析：“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这种厌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离开东京前往尚无清国留学生的仙台。于是去仙台留学本身成为鲁迅逃避同胞的一种形式。”
仙台鲁迅故居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他来到仙台是物以稀为贵：“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这个监狱旁的旅店就在东北大学正门外，片平町原8丁目52番地，是一座二层的木板房。临街也有一块用玄昌石立的纪念碑，写着“鲁迅故居迹”5个字，同样是郭沫若的手笔。鲁迅当年的房东叫做佐藤东喜志，是旧仙台藩的下级武士。鲁迅刚来时住在二楼，楼下短期租给从外地来探监的犯人的家属。不过院子却很大，灌木丛生，枫叶如丹，还有3株高耸云霄的榉树，老干攀满了藤萝。房子后面是悬崖，下面是蜿蜒曲折的广濑川，卵石纵横，浅水见底。对岸是青叶山，如同一座彩色大屏风，深秋的风在河谷中掠过，顾盼之间，风景确实很美。
现在的屋主叫做竹中正雄，门牌也换作了片平町1丁目11号。对面也不是监狱，而是放送大学的校园。鲁迅后来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旅店，土樋町158号。不过这里早已拆掉了。
* * *
鲁迅怀着有些叛逆的心情来到了仙台，他想躲开同胞。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人叫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1903年进正则学院。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仙台二高和仙台医专就在一个院子里。
鲁迅(前)和仙台另一名中国学生施霖的合影(摄于日本仙台)
当地的《东北新闻报》对他们俩的到来曾经做过报道：“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土付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54番地田中力屋方。”其中把周树人的名字误写为“周土付人”。鲁迅和施霖还同住过宫川宅，不过他在此后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起过施霖。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并不是很顺利。他在《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学生对他的歧视。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142人中列第68名。
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露了题目。于是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解剖课的藤野先生给了鲁迅关怀，帮他改笔记，并消灭了流言。鲁迅去世后，日本记者曾找到藤野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藤野先生说：“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谨忆周树人君》)
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先生以照片相赠，并在背后题写“惜别”
关于为何善待鲁迅，藤野先生这样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周先生对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感激的缘故吧。因此，周先生在他的小说里或跟朋友的谈话中，都把我称作恩师。我想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
在仙台医专，这位藤野先生也不是位走运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歧视。藤野先生的学历不高，毕业于爱知医学校，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元，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元以上。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元，远远高于藤野。1915年，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后不久，因学历资格的原因，藤野先生就被学校解除了教职。鲁迅在文章中写他衣着寒酸而且因口音重而被学生嘲笑，这样的描述无疑带有同病相怜的意味。
藤野先生
在仙台，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国人的环境，但他仍旧承受着弱国子民的屈辱。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日本国内看来，这不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标志。这场战争让日本民众情绪亢奋。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吉田富夫告诉我，他统计，1904到1905年间，仙台市曾举行过5次市民祝捷大会，庆祝日军的胜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后举行的，包括“祝贺攻克旅顺”、“祝贺攻克奉天”、“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仙台有1.5万余名市民参加祝捷大会。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时，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可以想见，当时鲁迅的耳边就是“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与“喝彩”之声。100多年后，当我在日本寻访鲁迅的足迹时，日本电视中还在热播一部名为《坂上之云》的电视剧。这部由NHK拍摄的电视剧，以明治维新为背景，记录了日本的崛起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攻克203高地以及占领旅顺。
1933年，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访问中国，与鲁迅和蔡元培在上海合影
最终，在细菌学的课堂上鲁迅再度与中国人相遇。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在《藤野先生》中再度描绘了这个场景，只不过“砍头”变为“枪毙”。鲁迅以“幻灯片”事件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后来，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曾经找到了当时细菌课放映的那批幻灯片，虽然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内容，但没有鲁迅所说的“砍头”或“枪毙”。不过当时，本地的《河北新报》是刊登过类似的图片的，也许，鲁迅记录的是一个意向中的真实。
此时再去看一下被鲁迅刻意回避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命运。根据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
施霖的存在，又在从另一个层面提示着鲁迅的屈辱——愚弱而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
鲁迅
就是说，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了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
鲁迅最终发现，他是无法逃脱身份的痛苦，也无法逃离自己的同胞。鲁迅后来把拜伦对雅典人的心情表达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他那时对中国人的心情。鲁迅决定回到中国人中去，医学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在第二年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也即是1906年3月初，鲁迅通过清国公使提出了退学的申请。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有4名同学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5人还合影留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鲁迅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偏开的地方。
今天，在东北大学校园内还保存着鲁迅上课的阶梯教室，木板墙上涂着白色的油漆，上面铺以灰色的瓦顶。鲁迅就曾经坐在第三排的位子上。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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