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伯远帖》：一幅传世珍品的前世今生
2015/10/26 三联生活周刊
从古代墨迹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本身，还有断代史里的社会剖面，递藏史里的聚散离合。
东晋 王珣行书《伯远帖》局部
真伪之辨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伯远帖》展览位置正对着武英殿“石渠宝笈展”入口，短短五行四十七字，写在一张泛黄且有残损的纸上，然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极长的卷轴，卷首有乾隆所书的“江左风华”四个大字，前隔水有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又有讲述“三希”名称来源的题签：“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后隔水上则有明人董其昌、王肯堂的题跋，乾隆绘制的竹木文石图，以及清代董邦达遵照乾隆之命绘制的山水图卷，并大臣沈德潜所书“三希堂歌”。在原作的四周，有七枚乾隆骑缝印和一枚近代郭葆昌骑缝印。纸面上的三个古半印，已经漫漶不可辨识。
这些远超过原作篇幅的、纷繁的后人印迹，恰是后世对之顶礼膜拜、视若珍宝的证明。题跋、印章不仅记录了《伯远帖》传递历史中的部分轨迹，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对之进行考证、判断的依据。这幅曾收入宋代《宣和书谱》的书法作品，知名度不如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在乾隆所藏的“三希”之中，也一度不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然而经由今人考证，其余二帖已经被确认为后人摹临，并非真迹，《伯远帖》却系王珣原书，成为如今存留于世的东晋唯一有名款的书法作品，从而成就了它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另一件被认为是真迹的《平复帖》，人们虽然推测作者是陆机，但并无确凿证据。
乾隆题引首
古代书画的鉴定，正如书画大家徐邦达先生所说“真伪杂糅、花样繁多、离奇变幻”，某种意义上，后世书画鉴藏者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相，却难有百分百确凿之论。《快雪时晴贴》有赵孟頫的题跋，《中秋帖》、《伯远帖》都曾入《宣和书谱》，乾隆皇帝得到三帖之后视为珍宝，然而清代吴升在《大观录》中即对《中秋帖》的真伪表示怀疑：“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到了近代，张伯驹、徐邦达、庄严等人都疑为米芾所临。而《快雪时晴帖》则有明显的双钩填廓痕迹，并非自然书写。曾任故宫古物科科长、后来押运故宫文物抵台的庄严写道：“以其在书法本身价值来评，我认为钩描的线条涩而不活，填墨浓重而缺神气，乾隆御题‘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实在夸奖过了一些。”而唯有《伯远帖》，“研究它的人也少，通常对它的争论也较少见。然而就其书法本身言，其运笔之潇洒淋漓，线条之粗细变化自在，以及整体之动态韵律起伏，都是被一般书家所称道的”。
《伯远帖》的真伪也经过了仔细的考辨。“《伯远帖》卷中原有徽宗赵佶题签、收藏印章和宋代章清的题跋，明代经吴其贞过目，顾复也见过。但是明末清初时这些题跋和印章被割掉了，在清代安歧收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专家杨臣彬说,“按照宣和装的标准，都是用高丽纸镶边，有几方印章，一个是双龙玺，另外有宣和、政和，还有一方内府图书之印。但是现在这部分在伯远帖上都被裁掉了，上面已经没有任何宋代的痕迹。”而如今纸上那三方古半印则始终难以辨识。无锡书画院的穆棣曾经考证出，位于“峤”字旁边的半印为“殷浩”二字，但是终究没有成为定论。
杨臣彬
启功曾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由郑振铎先生出任局长，王冶秋、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后来又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济先生任鉴定专家”。“那时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北海公园南门团城的玉佛殿，记得曾在那里鉴定过三希堂帖……我对着光看，只见《伯远帖》哪笔在前，哪笔在后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是真迹无疑。”启功因而还题咏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杨臣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故宫，跟随启功、徐邦达鉴定古书画，对于在阳光下看《伯远帖》的先后笔顺这一情景也记忆犹新：“墨迹上凡是后一笔叠着前一笔的地方，墨色就会较为黯黑，这是由于行笔时两次着墨所致。在阳光的透射下，可以看到笔画内不是‘双钩填墨’的平涂，而是笔锋自然运行的顿挫使转。”
其实同样是双钩摹本，技法的高超与否，也会影响字迹的真实灵动与否。如《快雪时晴帖》的填墨就较为板滞，而世传所谓冯承素摹本的《兰亭序》采用的则是先摹后写的方法，并非一味填墨，笔势就畅通自然得多。“必须是高手才能够这样摹，而且之前的双钩用的是极淡的墨，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只是勾了以后再填，就过于死板，完全看不出笔锋了。”杨臣彬举例说，“比如王羲之的《丧乱帖》，它的双钩用了浓墨，以至于后来中间填的墨都掉了，勾的边还清清楚楚。”但即便如冯本《兰亭序》这样高超的摹写本，也仍与手书的真迹有所不同，最容易分辨的就是笔的开叉处。晋人用笔崇尚硬毫，因其韧性强、弹性好，毛锥也具有较强的弹性，使得在完成一个书写动作之后，毛锥的自然恢复性强，有利于书写的连续性，不需要反复调锋，也使得所书写的点、线的形质相对保持稳定。然而这就容易导致书写过程中开叉的出现。在《伯远帖》中，能看出字的开叉是在一笔中自然形成；然而勾摹本为了尽可能还原原作的本来面貌，往往只能通过两笔来表现开叉，在冯本《兰亭序》中，“同”、“群”等字的开叉，明显是摹写时刻意为之，而《伯远帖》通篇并无这样的不自然处，这也成为它是真迹的一个有力佐证。
冯承素《摹兰亭序帖卷》 局部
对于古书画纸张的鉴定也是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因素。7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古纸专家潘吉星对所藏书画用纸进行鉴别。杨臣彬记得，因为《中秋帖》、《伯远帖》仍采用清宫时的旧装裱，因此不能从古纸背面取纸样进行化验，只好通过放大镜观察。“《中秋帖》是很好判断的，竹纤维特别明显，又因为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说过‘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于是判定这是宋代的纸，那就不可能是晋代真迹了。”潘吉星则后来发表《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一文，更为严谨地推测：“竹纸取材于青竹之茎杆纤维，竹杆坚硬，不易烂碎，需沤制很久，还要用碱液蒸煮很长时间，再反复漂洗、舂捣始能成浆。竹纸应在皮纸技术成熟后才能出现。”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虽然提了一句“韶之竹笺”，但至少“晋朝不可能有竹纸”。
然而《伯远帖》的用纸却始终无法定论。从对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化验结果来看，在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使用麻纸，然而该帖除了在“相”字处有类似麻的纤维素，其他处则少见，且麻纸不蠹，但《伯远帖》上有明显的蛀蚀孔，而且“纸面光滑，不见帘纹”，在其他的古书画中从未见过这种纸张。“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确定《伯远帖》的纸张到底是什么纸。当时有传说东晋时江南地区的有剡藤纸，位于现在的浙江嵊县。潘吉星、徐邦达等先生推测也许这就是剡藤纸。”杨臣彬说。
晋人之风
王珣与王羲之同属琅琊王氏后代，他的父亲王洽与王羲之是堂兄弟，素有书名。王氏一族，书法大家辈出，其中的翘楚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王珣的弟弟王珉在当时的名气亦超过王珣。王珣的祖父王导、父亲王洽的书法，在南朝梁庚肩吾的《书品》中被同列为第六等，属“中之下品”，而其弟王珉则以“筋力俱骏”列第四等，为“中之上品”。唐代张怀瓘《书估》中，将王导、王洽同列第三等，而王珣与卫瓘、王徽之、羊欣等29人列第四等，评论王珣说他“才有得失，时见高深，绝长补短，智均力敌”。由此可见，王珣的书法，在时人眼中，并不能代表东晋的最高水平。
无论是东晋时期还是后人从书法史角度考察，王羲之都是关节点的人物。赵孟頫说他开“魏晋新体”，他的书法正是处于书写方式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比王羲之更早的钟繇擅长“铭石书”、“行押书”、“章程书”等多种书体，各体均有不同的用处。用于书写诗文、信件的行押书越来越多地成为晋人书法的代表。王羲之早期的《姨母帖》仍有着浓厚的隶意，后期的字体则更加流妍姿媚、遒润秀丽。王珣也身处这个书体转变的大潮流之中，然而较之王羲之的字体，他留下来的唯一书迹《伯远帖》在运笔和字体上都更近于“古”。
《伯远帖》中横向的线条多呈向下的曲弧，行笔线路多方折之势，使线形硬朗，而且线条的形态往往是顺笔势形成，行笔路线的变化，成就了线条的多样性，并且较多保存了当时楷书一笔一画的用笔特点。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认为，这些笔法正体现了典型的晋人书写风格。“人们最开始拿笔写字涉及不到笔法，后来慢慢地摆动，写出来像柳叶一样形状，有了粗细的变化。然后是连续摆动的笔法，导致了隶书的产生，并且带到了后世的草书和行书里。这种连续摆动的笔法的本质就是不停的控制，从始到终贯穿书写的动作。”然而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楷书慢慢出现。“为了书写的方便，人们把动作的变化移到笔画的两端，起笔和落笔的顿挫，而中间的线条没有变化。这就是唐代以后的楷书，全是这样写法，直到今天也是。”邱振中认为东晋时期处于转变之中的书写方式是最为复杂的——尤其以王羲之为代表——行书的书写，通过不停地摆动来实现对字形、线条的控制，而不是后人一提、一顿那种板正的书写方式。简而言之，书写依靠的全是线条的变化，而非笔锋的顿挫。
伯远帖及董其昌、乾隆题跋
这种写法在人们看来也正符合晋人风格，在多变的线条中可以更多地体现个人的面貌。因而同样是行书，王羲之被认作“骨肉和畅”，王珣的《伯远帖》则是“骨力挺健”。尽管王珣书名不如王羲之父子，但人们对他们书法的评价，多少与个人偏好的风格有关。
在《晋书》和《世说新语》的记载中，王珣和人们通常想象的魏晋时人任诞不羁的形象并不完全相符。王珣曾为桓温的掾吏，深得器重，深谙政治，也颇懂得保全自身之道。在权臣王国宝当政时他会避其锋芒；与桓温之子同游时，他颇有“捷悟”，能够保持自己作为下属的尊严与体面。不同于王献之的淡然萧散，也不同于王珉的才气纵横，他是一个很有处世智慧的人。桓温之子桓玄后来评价他“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记载，都收入“识鉴”、“雅量”、“品藻”、“赏誉”等条目中，也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多种侧面。
彼时王、谢两大家族交恶，王珣甚至因为太傅谢安当权而被贬官，然而《世说新语》中记载，王珣与谢安同坐时，“神意闲畅，谢公倾目”，以至于谢安还向刘夫人说：“向见阿瓜(即王珣)，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对他颇为想念。而谢安死后，王珣前往“欲哭谢公”，被谢安下属督帅刁约阻拦，认为谢安“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这时的王珣颇有典型的魏晋之风，对此不加理睬，径自上前“哭甚恸”，然而之后又并不与谢安少子谢琰握手致意，孑然而去。古人喜欢将“文”与“人”齐而观之，虽然并不科学，却颇有趣，并非全无道理。王珣在史料记载中的那种近于儒家的入世之风和与之并存的决绝峻峭，在短短的《伯远帖》书风中倒也可以窥见一二。而让乾隆赞之为“江左风华”的，也并不仅仅是书法字迹，还有卷帖之中所能传递的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气韵与风度。
离合之缘
《伯远帖》在宋代之前流传经过并没有清楚的著录，在宋徽宗时期入宣和内府，而后又在元明之际流落民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在北京见到《伯远帖》，购藏之后又对其重新装裱、题签，在后隔水题跋称：“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7年之后，王肯堂又在新安人吴新宇处见到此帖并题跋。清代初期，为安歧所收藏，著录在《墨缘汇观》之中。乾隆于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将它与其他“两希”置于养心殿温室中，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刻入《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快雪时晴贴》局部
文物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乱世，三希堂之宝也于清末的混乱中流落宫外。《快雪时晴帖》在溥仪出宫的包袱中被搜出，后来在国民党政府迁台时连同大量的故宫文物珍品被运送至台湾。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则在皇室成员搬离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后失去了踪影。一种说法是敬懿太妃私带出宫，另一种说法则是溥仪将它们带到了天津张园。无论“二希”出宫的具体过程如何，几经辗转之后重现于世，是在古玩商郭葆昌手中。
庄严回忆，1933年，他奉命押运故宫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特别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和他，到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觯斋的家中吃饭，“饭后并取出他宝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而且郭葆昌“当着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把他所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地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帖再聚一堂；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觯斋接收”。
张伯驹
而到了1937年，张伯驹在郭葆昌处亦见到了这两幅字帖。他考虑到郭葆昌“旨在图利，非为收藏”，担心两帖流落海外，于是请惠古斋柳春农居间说和，购买二帖。多年后张伯驹在他主编的《春游社琐谈》中回忆了购买过程：“郭以二帖并李太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共二十万元让于余。先给六万元，余款一年为期付竣。至夏，卢沟桥变起，金融封锁。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还之。”原本能够留在大陆、以期与《快雪时晴帖》重聚的二帖，终因时局而错失了这次机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快雪时晴帖》也已运至台湾。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携带中秋、伯远二帖到了台湾，对庄严“旧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的宏愿”。然而彼时郭氏已经家财散尽，郭昭俊提出希望国民政府能够“赏”给他一点报酬，再将二帖“捐赠”出来。然而最终因国民党政府“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轨，财源短细，实在无力顾及于此”。
庄严
而在当时的大陆，二帖远去台湾的消息也引发了大量关注，《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写道：“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张伯驹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念及当年购而未得，又连续发表关于故宫收购书画之事。郭昭俊后来又携二帖去了香港，并因生活窘迫将之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将于1951年底到期，而他无力赎回，就在二帖极有可能易主海外之际，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意外得悉二帖在香港的消息。郑振铎闻此情由，向中央报告，希望政府能出资购买，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做出批示：“同意购买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当年在郭葆昌家意外见到二帖的马衡、徐森玉，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组成专家小组前往鉴定，并最终在1951年11月成功将二帖购回。根据马衡1951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秋、伯远二帖本息共为港币458376.62元，另付郭昭俊3万元。
当年押运《快雪时晴帖》至台湾的庄严后来担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文物两岸分离，他与老师马衡、徐森玉也从此分守两岸。庄严一生自称“守藏吏”，对他的儿子庄灵曾言三希重聚是他“最大的愿望”。1979年，庄严住院时，徐森玉之子徐伯郊为他带来香港某书局印制的《伯远帖》复本。在《伯远帖》卷尾，有沈德潜当年奉乾隆之命所书的《三希堂歌》：“东晋至今十六世，离合聚散同烟云。”在遗著《山塘清话》里，庄严写道：“消遣玩赏之余，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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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57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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