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那年代的情感
2016/1/8 三联生活周刊

     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纪念日。2006年初,本刊刊发封面文章《周恩来与那年代的情感》,记者采访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听她讲述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的日子。今天,我们节选并编发此文,以纪念这位伟人。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只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赵炜刚要进客厅,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见到赵炜,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赵炜,你好好陪陪大姐!”说完进办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开会。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站在饭桌旁,扶着凳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问什么。在赵炜的轻声劝解下,邓颖超才慢慢缓和下来。第二天再看他俩,赵炜没有发现一丝异常。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当时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向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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