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寻找世界上最出天才的地方
2016/1/26 三联生活周刊

我们都喜欢这种概念:天才是历经苦难的、孤独的创造者,他们勇敢地克服困难,碾压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傻瓜们。天才一般是在欧洲一个破破烂烂的阁楼里写作、绘画或作曲的人,他创作出一个有远见的、传奇般的作品,同时有酗酒等毛病,或者染上了梅毒。
至少从19世纪起,有人说天才是天生的,有人则认为后天培养才是决定性的。近来流行的是天才源自苦练,练够1万小时就能成为天才。美国NPR记者埃里克·韦纳说: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天才是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方出现的一群杰出的头脑和优秀的创意。他写道,历史测量学(historiometrics)发现,“天才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西伯利亚一个,玻利维亚一个——而是扎堆出现的。公元前450年的雅典。公元1500年的弗洛伦萨。问题是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肯定不是因为遗传。那些黄金岁月来去的速度比基因的变化快得多。”那是因为什么?气候?钱?运气?韦纳说是因为文化。
2008年,韦纳在《幸福地理》一书中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他在新书《天才地理》中聚焦了七个地方,试图揭示是什么使它们成为文化、政治、技术进步的中心。这七个地方是雅典、硅谷、杭州、弗洛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和维也纳。

宋朝的杭州,在西方仍处于黑暗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几百年的科学和文化繁荣。爱丁堡在18世纪晚期发生了一场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了亚当·斯密、休谟等思想家。弗洛伦萨出现过文艺复兴。加尔各答在1840到1920年之间,因为英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碰撞而产生了生机勃勃的智识生活。维也纳则有过两个天才时刻:莫扎特、贝多芬的年代它是音乐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心理学和艺术的中心。
这七个地方几乎都是城市。“虽然我们会受到自然的启发——林中漫步,瀑布的声音,但是都市环境更有利于激发创新。如果如非洲谚语所说,养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的话,养一个天才需要一座城市。”在每个地方,韦纳参观了历史古迹,采访了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当地人,试图呈现使它们获得天才的黄金年代的历史条件。
“宋朝的杭州很繁荣,当欧洲人还在忙着从头发里捉虱子、琢磨中世纪何时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在忙着发明、发现、写作、绘画。”他在杭州采访了马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马云跟他讲了他的创业史,说阿里巴巴最开始没有办公室,他跟员工把西湖当作他们的会议室,在湖边找一片草地开会。“马云坚持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但他的成功故事是混血的。中国人对传统的尊敬加上美国人的进取精神。

那为什么中国没出现更多的马云?是因为害怕风险吗?马云说不是,“你看看中国人在赌场或者马路上的表现。中国人是大赌徒。”马云说遏制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的是教育体系,尤其是可怕的、令人头脑麻木的考试。考试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的根源,也是创造力杀手。”
马云还跟他说,造成中国人创造力不如西方的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丢失了它的文化,它的宗教。那些宗教的教导包含许多给人启发的思想,对创造性思考有用的思想。“在我跟eBay或者其他人竞争时,我从来不用西方人的方法,我用的是道家的方法。当你推我的肚子时,我不会推回去。相反,我会打你这里,这里。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要用智慧,聪明地打,要一直保持平衡。”西方人的方法是拳击的方法,马云的方法是冲浪者的方法。
在杭州,韦纳一边品茶,一边想到,他曾经遇到一个人,以前每天都要喝六七杯咖啡,但后来改喝茶了,因为咖啡让人思考得更快,而茶让人思考得更深入。这大概能够解释中国和西方天才的差异,西方人喝咖啡,所以能够获得电光石火般的洞见,而在东方,因为吸收咖啡因的速度更慢,因此他们都具有长远的眼光。
韦纳在书中讨论了金钱对创新的作用。历史上的大部分天才都出自中等和中上等阶级,这些人有足够多的钱去追求他们的爱好,但钱又没有多到让他们陷入到自我满足的地步。弗洛伦萨的艺术家们的绽放是由于美第奇等家族的资助。今天,硅谷的美第奇家族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天才不能抽象地存在,它们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韦纳指出,古希腊人认为天才跟美德密不可分。对他们来说,乔布斯的脾气会影响他被视为天才的资格。雅典人不喜欢职业化。他们是士兵都是诗人,诗人又都是政治家。这造成了各种观点和天分的相互滋养。
为什么今天没有贝多芬和莫扎特那样的作曲家了?韦纳说,这不是因为人才库枯竭了,而是因为现在有雄心的年轻人不会去维也纳学习古典音乐,而是会去硅谷。在莫扎特的时代,18世纪的维也纳,他的听众很苛刻。莫扎特对此有着敏锐的意识。观众也欣赏他的音乐,要求他拿出更好的作品。如果今天更多人像过去那样要求,就会出现更多的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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