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追索“叫魂”背后的真实中国社会
2016/2/16 三联生活周刊
孔飞力
昨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网页上沉痛宣告，该中心的“朋友和前任主任孔飞力”已经去世。汉学家魏希德在推特上说，孔飞力是上周四去世的。
孔飞力出生于1933年，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叫魂》从书名上写的是谣言的流传引起的恐慌，但孔飞力关心的不只是传播学、社会心理学问题，还有“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这个帝王即乾隆帝。《叫魂》英文版封面用的是乾隆的一副朱批。
孔飞力引用了许多有意思的朱批：他在军机处的傅恒的奏稿上简单地批道“知道了”，表明他同意所奏但保留他对案子的看法。在浙江巡抚永德的详细奏报上批了略带赞许的“知道了”，这比起那个毫无表情的览字要进了重要的一小步(“览”是弘历用来批示最无聊奏折的用语)。
山东巡抚阿思哈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乾隆帝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大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皇帝虽然权力至大无边，但他也有他的烦恼。“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
“到了乾隆帝，任何一个君主想要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政治罪便为弘历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替代性手段。
孔飞力挖掘出了乾隆非常重视叫魂案的原因：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_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弘历要在常规环境里对付这些问题非常困难。叫魂案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得以就他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孔飞力
他还探讨了叫魂案反映的社会其他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_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_剿异_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孔飞力被视为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内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要追索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他说他是“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本身便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说：“孔飞力的里程牌著作《帝制晚期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中指出，对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有一种流行看法，即在解说近代一词时隐指在这一时代，控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之外。孔飞力感到这个界说不妥，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西方展开全面进攻之前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他提出了一个与流行看法不同的假设，即西方所冲击的并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明：这个文化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叫魂》译者之一在译后记中说：“这里的潜台词是：学者们在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起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大处转向小处，由上层转向下层。”
(图片来自网络)
⊙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三联生活周刊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长按二维码 即刻关注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三联生活周刊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