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日常生活化：绵延，消逝与冒险
2016/2/16 三联生活周刊
现实的爱情具有故事的结构和文本的意义吗？也许爱情只是情感、思绪和灼见的片段絮语，是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絮叨。但我们仍然愿意在现实里想象它，以避免爱情的浅薄、乏味与虚无。而文本不仅回应着真实，也回应着我们对心灵与意义的渴求，塑造着爱情的欲望与观念。
马背上的浪漫相吻
对步入婚姻者来讲，有关浪漫之爱的文本有时会让人因找不到出路而绝望。很少有爱情的文本指向家庭与孩子，似乎浪漫之爱终结于婚礼，或是像《廊桥遗梦》一样，在按部就班的婚姻之外重新发明爱情。毕竟，谁会去描写婚后日常生活里的那些琐事呢? 重要的作品，宏大的小说，往往建构在不可能的爱之上——爱的体验，爱的悲剧，爱的破裂、分离和终结，爱与暴力，爱与死亡等等。戏剧与文学喜欢表现年轻的恋人们为反抗家庭专制而出现的种种纠纷，最终爱情赢得了“胜利”，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胜利”之后的爱的“延续”呢？关于爱的延续，总是言之甚少。日常生活化的爱情很少激发什么伟大的作品，艺术家和文学家很少从婚姻生活中汲取灵感。但它毕竟不是爱的终结，我们渴望读到爱之时间的延展，哪怕不尽美好。
《追忆逝水年华》
普鲁斯特曾诠释过爱的时间性。在《追忆逝水年华》里，主人公斯万明白，热恋期间他对奥黛特的感觉将不同于未来对她的感觉:
“当奥黛特对他来说不再总是一个不在身边、随时怀念的想象中的人物时；当他对她的情感不再是那奏鸣曲的乐曲激起的那种神秘的慌乱，而是深情，而是感激；当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正常的关系，结束她的狂热和忧伤时；那时候，奥黛特的日常生活活动在他心目中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然而在他的病态中，他对她病愈的害怕不亚于死亡，因为这样的病愈就等于是宣告他现在的一切的死亡”。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爱情随时间而变化，甚至消逝。恋人再也无法逆转去追溯过去的感觉，也无法阻止爱情向未来的形态变化。这种易逝和随爱情的欲望与生俱来的永恒的欲望太相悖，以至于万斯害怕恋人病愈，希望她一直病下去，以让现在的时间停驻。永恒的爱情终结于死亡，而不终结于日常生活；但我们却终将面对日常生活。这就是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小说打动我的原因。在《革命之路》里，爱情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西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里。在这个小镇里，有一个业余的桂冠剧社。在一次剧团成员们的聚会中，弗兰克与爱泼相遇并相爱了。他们是一对美国中产阶级夫妇，弗兰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一家大公司做销售，爱泼毕业于纽约一所戏剧学校，婚后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同时是社区业余话剧社的演员。与大多数美国中产家庭一样，他们在郊区的革命山庄购买了房子。随着生活变得按部就班，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开始消磨爱情。爱泼的一次业余话剧演出失败后，弗兰克开车接她回家。
“他对今晚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当他在城里困守那份被他描述成‘你能想象到的最无趣的’工作时，这样的幻想鼓舞着他：早早赶回家，先逗逗孩子，把孩子荡在半空玩闹，然后啜一杯鸡尾酒，比往常更早的吃饭。他会开车送她到演出现场，在他一只手的轻抚下，妻子的大腿开始变得温热坚实。她会说:‘你让我不那么紧张了，弗拉克!’他会专注、自豪地看完演出，在落幕时加入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他会得到妻子第一个激动的吻，她会流着泪说：‘真的演得很好吗？亲爱的，真的吗？……但眼前的她，阴郁，痛苦。她仍是那个她。虽然他每天都努力去抹掉这个形象，但是他了解她就像他了解自己一样痛苦而透彻。她面容憔悴，眼睛闪动着幽怨，谢幕时挤出虚伪的笑，那么熟悉，那么家常，就像他酸痛的脚，发潮的内裤和身上的酸臭味”。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直到两人都失控——胳膊和腿颤抖，脸扭曲变形，更深更狠地挖掘对方的弱点，不择手段地攻陷对方的堡垒，变换策略，声东击西，在停下来喘气的间歇，从过去的记忆里搜寻武器，互揭对方老伤疤，循环往复。这是多么不堪却又现实的婚姻生活写照。也许被生活的平庸消磨得疲惫的中年人，都曾像弗兰克那样，在乘着火车或地铁去上班的路上，感到自己正经受着缓慢的、毫无痛苦的死亡，感到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他百无聊赖地勾搭办公室的年轻女同事，和她上床，因为面对她，他可以再次精彩地演讲他对诗人狄兰·托马斯之死的看法，可以再次夸耀自己当码头工人的经历，找回那个“最有意思的人”的机智谈吐，勾勒出自己炮制的自画像：一个称职但梦想幻灭的年轻已婚男人，悲伤而勇敢地与周围的环境抗争。
打破这种死水微澜状态的是爱泼提出的一个计划。她建议移民去巴黎，她可以在巴黎诸多的国际组织中找份工作养家，弗兰克则可以实现大学时代写书画画的梦想。对巴黎新生活的向往，突然激活了爱情对冒险的欲望。他们不停地谈论移民巴黎的未来，仅仅是畅想本身，就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拔出来，在飘飘然的美妙感觉中感受幸福的癫狂。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激情的爱情关系，相互说话的声音里透着爱泼的戏剧性腔调和弗兰克的英雄人物式语气。当他们心平气和地对坐聊天，弗兰克感受到一两次愉悦的颤动，像天未亮就出门的人忽然感受到第一缕阳光洒在自己脖子上那样；当他们亲密时，弗兰克内心再次熊熊燃烧起强烈的幸福感和掌控未来的信心。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说爱情是冒险，需要持续的发明爱情。在弗兰克与爱泼身上，这一哲学观点得到了应验。
我们总有种欲望，渴望现实的爱情与文本的爱情能够同构，似乎是文本的爱情先验性地塑造了我们对爱情的理解。文本的爱情扎根于史诗的传统，与故事有着必然的联系。更为特别的是，爱情与历险也密不可分，它有着开始、结尾、完成、败退和胜利的清晰结构。史诗跨越了时间的正常流逝，成为一种目的，推动人物向前发展，否则读者就会厌倦地打哈欠，不再读下去。安娜·卡列丽娜和简·爱都通过反抗逆境，巩固、丰富了他们的关系；史诗中的恋人身处发生海难的船上或丛林险境，同大自然或社会制度抗争，用克服灾难的气势证明他们爱情的力量。在现代爱情中，历险失去了统治地位，父母不再束缚爱情的发展，丛林险境已被开垦，异议和流言蜚语被掩藏在社会的普遍容忍中，性爱也不再是罪恶。
阿兰·德波顿
那么现代爱情的历险是什么？哲学家说，是“暂时让我们用新奇、危险或美丽增强的敏锐观察事物”。如果两人同时这样做，那么他们会由此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爱情历险看起来有些波澜不惊，但却对亲密关系是必要的。在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里，“我”与恋人克洛艾之间也有一次被津津乐道的都市奇遇:
“一天晚上参加完一个晚会回家时，我们看到了一具死尸。尸体就躺在夏尔伍德街和贝尔格雷夫路的拐角处，是一个女人，乍一看，就像喝醉了躺在路上睡觉似的。没有血，也没有打斗的迹象。但是当我们快要走过去时，克洛艾注意到那个女人的肚子上露出个刀柄。……此后好几个星期，那把刀柄一直留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由此我们更贴近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未眠，在我的房间里喝着威士忌，讲了许多更毛骨悚然而又逗人发笑的故事，扮演着各种尸体和警察以去除心中的恐惧”。
这段描写与杜拉斯在《琴声如诉》里的情节很相似。在那部小说中，一名男子杀死了心爱的女子，但他没有逃跑，而是扑倒在她的身体上。这是偏离正轨爱情的终极表达，不幸情侣的激情犯罪激发了围观者的想象。谋杀案被编织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肖文和他前雇主的妻子安·戴巴莱斯特。他们在发生谋杀案的那间咖啡馆巧遇，后来继续在那里见面。谋杀案是他们唯一的话题，他们所目睹的超越了理性的疯狂爱情深深吸引了两人，成了安和肖文对彼此爱慕的催化剂。
遗憾的是，爱泼与弗兰克的故事，比小小的催化剂式的历险更宏大一些。搬到巴黎去，毕竟事情大到了关乎两个人职业轨迹、收入来源和生活起居的地步。命运，在这个时候，开始潜入这对普通中产阶级夫妻的爱情关系里。弗兰克意外升职了；恰恰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要告别这份死气沉沉的工作，才做出了一个令他的上级刮目相看的举动。爱泼在这时又怀孕了。弗兰克开始描述一副新的生活图景，他认为去巴黎的计划应该缓下来，他应该再等两三年，挣到更多的钱，买一栋更好的房子，还可以搬到有足够的钱便可以发现活力与美好的纽约。这对有戏剧性倾向的爱泼却是幻灭性的打击。
《亲密关系的变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男爵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里写道，充满激情的爱情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极力要求从那种容易与激情之爱产生冲突的日常生活俗物中分离出来。“同他人的情感纠缠是带有渗透性的——它如此强劲，以致于使个体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漠视正常的义务。激情之爱具有一种只能存在于宗教迷狂中的魔性，世间万物突然无比新颖；与此同时，它又不可能让单个人为之着迷，个人旨趣是同爱恋对象紧紧地维系着的”。然而，他接着预示了激情的危险：“它将个体从生活世界连根拔起，让个体时刻准备考虑极端的抉择和激进的牺牲。从社会秩序和义务的角度看，激情之爱是充满风险的。几乎毫不奇怪，激情之爱从不曾被视为婚姻的充分必要基础。相反，在大多数文化中，它都被视为对婚姻的损害”。这一观点，在弗兰克与爱泼的故事中显迹。爱泼受到患有精神病的邻居儿子的语言刺激(“你确定自己更喜欢这里？更喜欢你所谓的无望的空虚？我高兴自己不是那个被怀的孩子”)，决意独自去做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却因自行堕胎而死。她对日常生活的反叛失败了；爱情的冒险并未使其延续，却带来了毁灭。耶茨意识到了这个结局的悲剧性，“悲剧并不适合发生在革命山庄，这里并不准备去接纳一场悲剧。……一个男人伤心欲绝地在这样的街道上奔跑是格格不入的”。最终，他的文本仍然超越了日常生活，爱情依旧未能得到延续，它消逝了，爱人在追忆中才能接近它。他一遍遍地回到衣柜，打开梳妆台下的抽屉和厨房的碗柜，希望在碟子里咖啡里被子里找到她的灵魂，但却什么也没找到。
塞缪尔·贝克特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71岁的时候，以一位老人的爱情与生活阅历，向人们推荐了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他说，在贝克特那里，他谈到了爱的延续这一主题，“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悲观的作家，关于不可能性的作家：但他也是一个表现了爱的顽固的作家”。如果说文本里的爱情时常笼罩在悲剧性的命运下，或带着忧郁和神经质的悲观气质，已经老去的巴迪欧则是愿意给人以乐观勇气的。贝克特的《美好时日》讲述的是一对老年夫妻的故事。人们只能看到老太太，她的老伴躲在幕后，一切都显得衰败不已、破烂不堪。她正陷入泥淖之中，但是她却说道：“哦，那曾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在巴迪欧看来，她这么说，是因为爱是这场灾难背后所隐藏的力量，是一种坚强有力、始终不变的因素，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在结构，虽然表面看来生活糟糕无比。在《够了!》的文本中，贝克特讲述的是一对老年夫妻的流浪，背景是一片荒凉的山区。这也被解读为爱的叙事，关于这对夫妻的爱的延续的叙事。虽然这不掩盖两人极为糟糕的身体状况、单调重复的生活、随着岁月流逝而日益艰难的性生活等等，但贝克特的整个叙事最终置于延续的爱的力量之下。
《爱的多重奏》
在巴迪欧的访谈录《爱的多重奏》里，我邂逅了一段文本。他引用了安德烈? 高兹(AndréGorz)的著作《致D 的信：一个爱情故事》，来诠释爱的延续。这是一位哲学家写给妻子多利娜的爱情宣言，记叙了一段持续多年却历久弥新的爱情故事。这本书这样开头:
“你即将82岁。如今，你又矮了 6 厘米，你只剩90斤重，但你还是风华依旧，优雅迷人。五十八年以来，我们始终生活在一起，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我对你的爱越来越深。在我的胸口，我重新感到一种空虚，唯有当你的身体靠紧我之际，才能弥补这种空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74期的《爱情进程：文本的真实与现实的想象》一文，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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