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雾与墙：见与不见的北京
2016/2/25 三联生活周刊
多少年了，北京的夜晚总还是那么黑洞洞的，就好像黏稠的、包藏着秘密的记忆从都不曾融解。十二月的夜晚，我又一次从外地归来经由东北四环，空气中是挥之不去的类似枯叶燃烧的气味，路旁的夜色之中，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个大大的闪亮的数字——在一片广大的、刺骨寒冷的黑暗之中，这数字闪着沉默的光，仿佛一遍遍提醒着你使人沮丧的“PM2.5”的新高。
空气污染不全然是个现代问题，一如今日，在漫长冬季对热量的渴望之中，“取暖”早就成了一个关键词——元代的志书《析津志》中已经提到北京的煤炭市场，谕示着久已被烟尘裹挟了的寒冷的北方。在这里，气候确实是人们空间感受的一个重要情境，起码，它构成了我对这城市最基本的灰、黑印象，春秋的风沙盖过了红叶时节的美丽金色，仿佛“巡回画派”画作中一望便在目的肃穆基调。
严酷的“天气”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是一年中偶发的季候也是城市空间性格的一部分，在“大都会”这一泛誉的包裹下，我们依然清楚地感受到北京的风尘性格，纵使搭配上“都门之盛”的优势或是北国高天的爽朗，整体上却少了一点繁华大都会该有的温柔气息。这样的事实用不着“看”得非常清晰，实际上，它是不可思议地“感受”到的，而且经久不散——从我初次来到北京算起，一切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留存在模糊天际线中的某种神秘的城市“基因”，却依然能让我嗅到上面提及的那种“北京味道”。
那是枯叶燃烧，万物凋零的气息。
即使作为一个城市历史的研究者，带入这种直觉也算不得全然是“以意逆志”。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典型”的中国大城市予人们的观感，除了人力无法干预的“天气”——寒冬、残秋，黄尘大作的风沙季和晦暗萧瑟的霾天——还有一种感受的“雾霭”，它们直观地透露给时人了。和一般的想象相反，这种执拗的心理空间中的“气候”，并未随着文化遗产政策的波动而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也和字面意义的新旧并无太大关系，多少年来，巨大的历史惯性冲破了表面印象的相同或不同。
今古北京在这方面的连续性，首先体现在它那巨硕无朋、使人望而生畏的城市基础设施上。在一系列的当代著作中，自从北京城墙的命运随着《梁陈方案》的重温变得广为人知，它就成了古老历史的化身，本没有“再现”(representation)价值的坚城也变身为寄托文化乡思的明信片图像。可是，城墙似乎并没有远去，就在北京城墙消失的地方，二环路拔地而起，它分明继承了它前世的一切实际功德和感受特征，你如果走到德胜门箭楼或是后来得以“恢复”的永定门城楼处，会发现这里的风貌和外国探险家拍下的早期照片相去无几。由于川流不息的车流的隔断，步行者的肉身在此相形见绌，城市快速路围定了另一座铁桶般的城池，城池的里面和外面成了两个世界，相望而不相及。这样的逻辑如今还在不断地向外延伸，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由环路标定的房价甚至比巨大的砖城更具威慑力。
北京萧瑟的“扑克脸”不仅是个巧合，抑或出自它上国神都的命定——按徐苹芳先生的说法，“(北京)从一开始便不是经济类型的城市，而是政治类型的城市”。但今日为北京所“传染”的全国各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类似图景，不能不使我们沉思于规划体制之中的“首都基因”也就是“中国基因”，以及奉行里坊制以来的的中国城市都会有的，僵硬一致的“表情”。或言之，使人猜不太透的“表情”后面，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和实际观感的龃龉，一座设计出的，“如愿以偿”的城市和自然发展成的“非此不可”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而无情的反差。
你若是翻检旧日的北京地图比如“乾隆京城全图”，一定会惊叹于“营国制度”点画必求诸于规矩的严谨。城市是以宫城的简单模数关系构成的，而宫城又是普通住宅的推展，所谓“化家为国”；再往微观里去，就连木构住宅的尺度本身也是用料“材”“分”的体现，它们仿佛圣诞礼物的盒子一重重大小嵌套着，井然有序……只在城市的少数地方和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例外。它们，构成了阿尔弗雷德·申茨(Alfred Schinz)所谓中国城市的“幻方”：局部的逻辑和整体之间似乎无比完美地一致，唯其深不可测，这种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印象才牢不可破，仿佛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独自意志的体现。难怪费城规划师埃德蒙德·培根(Edmund Bacon)盛赞北京是“地球表面人类最伟大的单件(single)作品”——在他的时代，从飞机上望下去这件作品的整体面貌依然是赏心悦目的。
但是，我们有大量同样强大的证据，来验证这种规划意志和实际观感间古怪的“二律背反”，它们仿佛是建造环境中重重的“雾霾”，使得本来清洁无尘的渲染图黯然失色，又使人想起那些落成几年就不可思议地“老了”的“新废墟”，是本该烟花绮丽的锦绣堆中莫名其妙地透露出的荒芜感……只是在俯瞰的整体尺度上，那些豆腐块似的巨大街廓看上去才是整饬的，如果“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真地存有现实的全部时空数据，那么我们缩小，缩小……深入之后，或是在不同的时辰潜行进去，这种整饬城市的印象便会倏然瓦解，溃散成了万千无序的碎片，由于人的心理尺度和城市设计的尺度相去甚远，这种反差的出产尤其显得触目惊心。例如，很少人会意识到天安门前的长安街远非一条直线，街道的宽度也并不如地图上那般均整，在建国之初这“国一号”“天街”的东西失衡便已如此，经过多少年的拓展和修整，这种状况依然如故——与此相连的另一个现象，是各种“天街”庄肃与熙攘的大起大落，午夜空无一人，而白昼又簇满了喘着气软趴趴的车流。在经验的层面上，确实，有两个北京——
在重要城市的中心区同时出现辐辏交驰和大量的“空白”，这本非今天独有的现象，历史上的很多城市都并存着繁华和荒芜。今日二环以至三环的大片区域原是元大都“汗八里”的一部分，却罕见当时的遗迹，对于这部分古怪地“开发”过却又空置着的城市，它最初蒙古主人的立意还是个谜，考古发掘初见街区闾巷的格局却没有大量住宅的存在，说是纯然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又无法使人信服。上溯到汉唐帝国的首都，已经探明的汉长安城面积已经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4倍，唐长安城复原的周长更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近10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可是，汉长安城的巨大宫室和神秘地“消失”了的海量人口并行不悖；而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里，唐长安城南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围外地”)分明也是荒置的，和同一城墙内的繁华街坊形成巨大反差。
北京前门昔日街景
这些，都不仅仅是为城市规划者所熟悉的平面图可以解释的。
古人为何规划远超所需规模的城市，城市中又为何同存迥然不同的两种“天气”？一个学习城市史的人在感到困惑的同时，又会情不自禁地将这现象与今天发生的一切相联系。正如今日，大规模的理想规划和同样巨量的自主发展创造了高密度和“空白”的并置，严格的管制和无法遏制的混乱同时带来了僵硬的边界和内部的灵活性。当造成此情的秘密为人窥破时，我们就看到了一座外表荒芜，内心火热的城市，它戏剧性的“温度”变化不纯是一种文学比喻，而是中国文明在空间布局和社会组织上独特形式的不同面貌，“天气”的阴晴不全系于自然季候的“凉”“热”。
这种“天气”变化的“加速度”显然是内外不一的。长安、洛阳或北京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在各个时代的实际“建成”时间要比西方同行短捷得多——咬文嚼字，例如隋唐长安“城”的建“成”，是在后一个汉字的左边加上了一个“土”字(“成”+“土”=“城”)，把夯筑城墙和里坊坊墙当做头等大事，各种围墙的里面交由“百姓分地板筑”，很快就初见“成”效，使得一座充斥着土黄和灰黑的城市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然而这种绕着墙外走的“完成态”意味着什么值得玩味，如此之“成”固然可以让城区快速填满，墙的里面却往往被永久地忘却了，加大了周边和内里的差距。按人口数目和城市规模计算是大城市，个别地方的密度也许赶得上超大城市，但是资源物力却被巨大的面积平摊，潦草的总体质量折中了整体环境的优劣，空间的人均水准一定是不高的。
1860年时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拍摄的安定门城楼
由于墙的存在，这一切在外表上都变得无从判断了。
乍看起来，墙对当代人本不是个问题。有关北京的文字记述与影像记录委实不少，使得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介之间进行比较，从明人笔下丹霞掩映的天安门城头的画卷，到庚子年大摇大摆闯进太和殿的摄影师，到水晶石公司为纪录片《故宫》量身定做的数字模型，更不用说大部分册页上还覆盖着灰尘的明清档案，两朝内务机构的工程记录……每一本中国建筑史都会给北京厚厚的篇幅，资料的完备以及人们的熟悉使得“身临其境”似乎已经没有谈论的必要。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对城市的内情我们真的“知道得太多了”吗？
每当提起这样的问题，我就又回到了每次在严寒中回到北京的那一刻。上了车，才感到人间的存在，出租车收音机里的欢声笑语，是一档子什么男人女人的节目；在窗外，只有幽幽的霓虹灯在黑暗中闪烁的大字……内城的本地(local)路和割裂城区的快速路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后者有如空降，前者却是宛入迷宫。黑影绰绰的焦虑过后，灯光忽然雪亮，又从江南外省坠回烟尘弥漫的帝都，恍惚间好像是从不曾来过。《酉阳杂俎》中怎么说的？梦中梦醒，入另一梦中。当我坐在出租车上经过“北纬四十度”或是西土城，被霓虹光影照明点亮的“鸟巢”……一格一格互不相缀的快速变换，就像是打开了一部情节变化过于剧烈的电影。
1901年北京街景
即使清人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那样的图景，今天的北京再也画不出了，Google Map也许可以看到什么类似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拟似”依然远离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复杂的心理真实，就和卫星图中的威尼斯一样迥异于雅可布·德·巴巴里(Jacopo de Barbari)的《威尼斯图景》(View of Venice)，“正在眼前”和“如在眼前”还是不太一样，表面的视觉相似可能反会淹没“身临其境”的文化至信，就像“戏说”的口水会毁坏古典的距离感。不管怎么说，这种若有若无的鬼影已经存在于无一日不新的“现代性”的日光下了，它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我的青少年见证着中国不仅从物质层面上也从心理认同上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在将“不可见”转换为“可见”，或者两者交融的状态这一过程中，究竟都有什么样的文化涵义？
由于广场这样的低密度开放空间的存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城市常常表现为透视进深中豁然折转的“如画”，最不济也是可行可游的；于是，近代的西方摄影师，乃至于期冀具有和西方人同样锐利眼光的中国建筑史家，也常常想在迷宫般的中国城市中寻找类似具有“可意象性”(凯文·林奇)的地标，但通常只能从城市的外部拍到一点明信片式的风景。更有甚者，只有在茫茫大雪，沉沉暮霭之中，这种注定驻留于表面的风景才能和斯蒂格利茨镜头中的纽约，尤金·阿特盖特的巴黎堪将比拟。如果在这铁桶一块的城池里也实在要有所“突破”，硬是鞭辟入“里”的“北京印象”就只有垃圾场和贫民窟了。
20世纪初北京街头的黄包车
抛开理应如何的问题，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如此？首先，这里面自然有历史流失物理变迁的原因，但今天的“眼见之别”更是因为“眼光别具”。赵辰认为，中国建筑中不存在西方建筑学意义的“立面”——按照他的观点，中西方建筑立面在概念上的差异，仅仅是因为来自于这两种文化中的建筑物在“空间导向”方面的不同，西方定义的“fa?ade”准确地应该是“来自于主要面对人流方向的建筑物之立面”，应该翻译成“主立面”；西方古典建筑中的主立面是“发展自其建筑传统中的山墙，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强调了其垂直面的造型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建筑传统中以屋檐面作为建筑物主要面对人流方向之立面的，其屋檐之下的墙面完全被屋顶的斜面和出檐所压抑,全然不可能发展出“fa?ade”这种东西。
类而推之，老北京城的缺乏形象，似乎全然是那拒人于千里之外城墙惹的祸，它阻挡了人的尺度上最自然的视平线，却将观看的唯一可能留在了城市的外面远处，留给了高高在上的天穹，迫得本该属于“人”的热闹都市图画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静止风景。然而，建筑构造或造型本身方面的因素，恐怕并不是“fa?ade”这个词的要义，也不是北京城只能从外面远处观看的唯一原因：两种城市—建筑体系犹如两种语言，其中一种的结构性成分在另一种中可能付之阙如完全不奇怪；但其实个中奥秘并不深晦，fa?ade的辞源就是“脸面”，可见任何建筑体认多少都是和“身体”的先在观念比拟有关的，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中西建筑所界定之“体”的范围和表现方式并不一样，西方单体建筑或是城市的“脸面”在中国建筑中是院落和城市的大门，在后者的言说结构中，显然更重要的是“前后”和“包容”的关系而不是fa?ade所强调的，突兀卓立的建筑形象。
“一个城市的街道布局犹如一个人的身体骨骼，它构架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脉络，体现了这个城市的风格”，从地图上看确实是如此的，这恐怕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在这样的城市中真实地生活过，或者不曾站在全体北京居民的立场上，自下而上地体验过它真实的生活，所以，海量而多样的北京旧城风貌便被简化成了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大街胡同，横平竖直，规矩整饬……和某些“历史保护主义者”所错解的不同，传统的中国城市其实非常缺乏一个明确的形象，或者明确的形象并非历史上中国传统城市的要义，它们只是被今人特意地“明信片化”了，它们在当时语境中的视觉呈现，如果打一个比方，应该是“点石斋画报”式样的半真半假，而不是西方早期摄影师如海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镜头中的信词凿凿。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因篇幅原因删去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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