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事变”:80年前的军国主义狂飙
2016/2/26 三联生活周刊

     以“改造国家”路线之争为焦点的政治倾轧,在笼罩整个日本社会的暴戾氛围助推下,终于酿成一场规模惊人的政治政变。80年前的今天,“皇军”发动了叛乱。

    

    1936年2月29日,参与兵变的部队经福吉町撤回原驻地

     1936年2月26日凌晨5时,东京城为前一晚降下的皑皑白雪所覆盖,银座的霓虹灯光刚刚黯淡下去。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与步兵第1联队的香田清贞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10多位青年将校指挥着1483名部下,自武器库夺取了步枪、机枪等轻兵器,随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整队出发,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政变部队举着“尊皇讨奸”大旗,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核心部门,杀死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政府街区达四日之久。日本以军事扩张为唯一发展方向的轨迹,自此再无改变的可能。

     “二·二六”的直接诱因,在于军队内部在处置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相泽三郎中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长期原因,则是军事官僚集团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争权。1929年世界性经济萧条爆发后,以资本和商品输出、间接控制、国际协调为支柱的“和平帝国主义”模式在日本已丧失市场,军事扩张路线逐步成为主流。但围绕军人对国家的控制方式,存在两大不同派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命的北一辉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从骑在全体国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伙骄恣不义的亡国贼手中夺回国家,不惜冒成为阶下囚之险”。一批出身农村家庭的青年陆军将校受到此种思想的感召,认为议会民主制乃是日本的不共戴天之敌,国家已经为政党、财阀、元老和重臣所操纵和败坏。有鉴于此,必须效法明治维新前的幕末英杰,发动一场“昭和维新”,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以类似纳粹党的右翼无产阶级模式全面变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这一派别被称为“皇道派”,其成员大多是校、尉级别的中下层军官,但在陆军上层中也有支持者,如原陆相荒木贞夫大将、原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等。

    

     皇道派的幕后支持者、前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而以另一位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的学说为支柱的另一派陆军军人,则主张“一致对外”,在侵略和肢解中国的过程中完成国家军国主义化。这批军人大多毕业于陆军大学,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对皇道派流露出的民粹主义气息如临大敌。他们主张推行渐进的国家改造,通过军部与政党的合作来贯彻总体战和统制战思想,实行“国家总动员”,通过整备军备和产业机构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以此实现军人的支配地位。这些幕僚军官形成了所谓“统制派”,与麇集在北一辉周围的“皇道派”军官形成对立。

     在军事扩张、入侵中国等问题上,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目标并无本质区别。但围绕“改造国家”的方法和途径,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核心问题则在中央权柄之争。由于统制派军人参与了裕仁天皇从山县有朋等陆军元老手中夺权的活动,和政党内阁之间也建立起了同谋关系,皇道派的地位逐渐受到威胁。他们遂祭起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多次暗杀政府要员:1932年初,与皇道派有关联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血盟团”先后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柱和三井财阀领袖团琢磨;5月5日,犬养毅首相也被海军中尉古贺清志打死在官邸。1935年8月12日,相泽三郎更是将掌握陆军省人事权、企图将皇道派军人调离一线岗位的永田铁山砍死在办公室里。但统制派及其支持者并不为其所动,反而计划将驻守东京已有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于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

    

     兵变主谋之一、陆军一等主计矶部浅一,后被判处死刑

     1936年1月,第1师团军法会议开始公审相泽三郎。皇道派少壮军官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审判持批评态度;倘若乘机发动政变、杀死政府要员和统制派核心人物,要求天皇授权同情皇道派的军人阻隔,将有九成胜利把握。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拜会了新上任的川岛义之陆相以及赋闲的真崎甚三郎,得到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高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等人认为这暗示了皇道派的影响力。

    

     位于三宅坂附近的步兵第3联队驻地

     2月26日天亮前,来自步兵第1、第3联队和近卫第3联队的1400多名政变官兵按计划开始行动,占领了首相、陆相官邸和警视厅。赤坂的山王饭店被政变部队清空,作为行动总指挥部,饭店楼顶竖起了“尊皇讨奸”大旗。安藤等人要求川岛陆相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谈判。

    

     政变中遇害的大藏大臣、前首相高桥是清

     与此同时,刺杀分队也在行动。5点05分,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的一伙人闯进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子爵的官邸,中桥直冲入卧室,掀开被子,高呼“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人也用刺刀、军刀在他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凶手们随后彬彬有礼地对造成的混乱向高桥的家属道歉说:“真是打扰了。”

    

     政变中遇害的内大臣、前首相斋藤实

     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的分队负责刺杀内大臣斋藤实子爵。这位77岁的退役海军大将因为支持裁减现役部队,被皇道派视为死敌。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妻子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凶手们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然后呼啸而去。

     高桥和斋藤被杀的同时,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也被砍死在自家的起居室中。负责刺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安藤辉三一伙则没有这么顺利,他们在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铃木镇定地和叛军谈了10多分钟,最后一名曹长(上士)走上前,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接着连开三枪,一枪打空,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有人要求再补一枪,安藤大尉说:“那太残忍了。”随后带队离开了官邸。他万万没想到,身负重伤的铃木在急救数日之后,竟然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幸免于难的首相冈田启介退役海军大将

     首相冈田启介戏剧性地逃过了刺杀。当叛军大喊大叫地冲入官邸的院子时,冈田的妹夫松尾传藏退役大佐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推进洗澡间藏好,然后跑到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由于松尾的长相与冈田有些相似,叛军将他误认为是首相,当即开枪将他打死。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脱险。

    

     被叛军部队包围的内务省大楼

     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基本结束。他们占领了东京五大报纸的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在永田町一带张贴“尊皇讨奸”、“七生报国”等标语,并勒令影院剧院关闭,电台停止播放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恐怖之中。此时裕仁天皇已经知晓了政变发动的消息,他不满地告诉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

    

     强烈要求镇压兵变的裕仁天皇

     上午9点,被香田大尉扣押在官邸的川岛陆相在和政变军人谈得唇焦舌敝之后,终于获准赶到皇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转达了叛军的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川岛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答应其要求。裕仁愤怒地回答称:“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

     裕仁此举的出发点,除去反感叛军的个人恐怖主义措施外,也是因为不愿被兵变者所胁迫。但他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被立即执行,因为陆军高级将领(尤其是荒木、真崎等元老)操纵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对叛军态度暧昧。川岛陆相发布的《陆军大臣告示》诈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要求部队各自回营,但叛军坚持要求先产生他们中意的新内阁。以参谋军官为主的统制派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只得求助于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27日凌晨,陆军颁布了戒严令,以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为戒严司令官。

    

     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在政变发生后开入东京湾,准备实施镇压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态度相反,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坚决镇压的方针。26日中午12点,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高桥三吉向正在土佐海面演习的舰队发布命令,要求第一舰队驶入东京湾,第二舰队驶入大阪湾,实施警戒。26日下午,横须贺的第1水雷战队把陆战队经芝浦送上岸,堆起了沙包土事,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27日,第一舰队在旗舰“长门号”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东京湾,各舰将炮口对准了陆上的叛军阵地,其中“长门号”瞄准的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

     虽然海军已经把舰队开进了东京湾,但陆军还是迟迟按兵不动。愤怒的天皇几次将本庄召来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天皇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快快备马!”

     裕仁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刚刚获悉,在弘前的第8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皇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已经动身乘火车前往东京。秩父宫向来与皇道派来往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于后者的主张,并因此与天皇对立。兵变发生后,叛军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如果他站到叛军一边,形势将更加难以控制。为防止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派出东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他在上越线的水上车站登上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对方不可轻举妄动。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的“护送”下被带入了皇宫,和叛军隔离起来。

    

     2月28日戒严令发布后,守卫军人会堂戒严司令部的警戒部队

     28日,在天皇的一再催促下,陆军省终于下定了镇压兵变的决心。陆军次官杉山元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率领24000余名平叛部队,迅速迫使占据三宅坂的叛军撤离现场,各回原驻地归建。次日上午,荒木、真崎两位陆军大将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力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但被严辞拒绝。东京街头的坦克车装上了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告军官士兵书》:“现在仍为时不晚,归复原队;抵抗者全部是逆贼,射杀勿论;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与此同时,飞机也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传单,劝诱叛军回归营房。

    

     2月29日上午,部分叛军在警视厅大院内交出武器、准备返回原驻地

     政变部队此时已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士兵们纷纷脱离了叛军,返回原部队。策动叛乱的10多名核心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这些军官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集中到陆军省大院。陆军高级将领们希望他们自行了断,已经让第一卫戍医院的卫生兵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预备了30多口棺材,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希望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但陆军省、部领导人担心此举会激发民间的同情,决定对政变主谋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

     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矶部、香田等17名军官死刑。值得玩味的是,判决书里一点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擅自动用皇军之罪。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西田税等人也被处死,其余的士官和士兵则被免于处分。在军部上层,统制派也趁机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整肃。荒木、真崎和川岛被解除现役,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至此,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不时暗示:假如他们的政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蠢蠢欲动的中下层官兵随时有可能故伎重演、再次对政治家和财阀举起屠刀。1936年5月,中断已有23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得到恢复。根据这一制度,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两职必须以现役的大将和中将作为候选人,而不得任命已经转入预备役的将领。换言之,只要现役将领沆瀣一气、拒绝出任陆相或海相,内阁就将自行垮台;只有获得了军人的认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过。这是军部给政府上的第一道紧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它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的方针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纵容,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最后,日本还在1936年11月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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