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裁判：在理与情的夹缝间
2016/2/28 三联生活周刊
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浮躁之气，而裁判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CBA半决赛第一天，“班琦”这个名字突然红了。
班琦是辽宁队与广东队第一战的主裁判。第四节进行到最后3.6秒时，他示意进行了一次长达近5分钟的录像回放，并把出界球判给了广东队。结果不仅让辽宁球迷义愤填膺，甚至连不少广东球迷也站出来说话，说虽然广东输了，但这个球应该是辽宁的。
赛后，网民对班琦的评价一边倒地负面，包括“眼睛瞎了”、“拿钱当黑哨”、“赌球”、“大韩的腿毛长达20厘米”，不一而足。依据在于电视回放显示这个球就该属于辽宁队，而班琦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球给了广东队。
在给大家介绍CBA裁判之前，先把这个争议球的全过程还原一下——
终场前5秒左右，辽宁队中锋韩德君盖了广东队周鹏的上篮，周鹏倒地，球落在周鹏的臀部往界外弹出，看上去似乎擦过了大韩的小腿，前导裁判(底线)判球权归广东。辽宁队主帅郭士强挑战录像，然后班琦和郭士强、杜锋(广东队主帅)一起回看录像。在看了近5分钟之后，似乎无法界定球有没有碰到韩德君的小腿，班琦右手往广东队半场一指，示意球权仍然归广东。虽然最后广东队的底线球被辽宁队守住，辽宁赢了2分，但辽宁球迷大感不平，认为班琦睁眼瞎判，差点毁了辽宁队一场胜利。
事件的核心在看录像。从常识来看，看了5分钟录像，最后的判断居然和几十上百万球迷相左，实在不应该。不过，有一些专业人士之外无法了解的内情，我可以进行还原：
1、球权确实应该归辽宁，有限的录像资料没有显示球在弹出时改变了运动轨迹。
2、现场观众没有机会看录像回放，因为CBA禁止大屏幕回放录像，以免引起观众骚乱。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回放有三个机位：前场底线机位，大韩的腿挡住了皮球飞行路线的一部分，无法显示碰到或没碰到；后场底线机位，因为太远，无法证实是否碰到；第三个是队员席机位，镜头里人太多。班琦和两位教练看到的也是这三个机位的回放。尽管没有一个机位的画面显示皮球与韩德君的腿之间有缝隙(即球没碰到人)，但运动轨迹没有改变，依据常识应该是辽宁队获得球权。
3、这是“挑战录像”，每个教练有一次机会，错了则失去一次暂停，挑战成功就改正。按CBA规则，挑战录像时，双方教练都必须在场(很多球迷拿NBA裁判看录像时没有教练在场来质问)。如果只是裁判无法判断，主动选择录像裁决，则双方教练不得在场。
4、按照国际篮联(FIBA)规则，当录像无法判断时，维持原判，因此球被判给了广东，因为第一声哨就是判给广东。如果主裁判主动选择录像裁决，录像又无法提供绝对清晰的判断，则应判争球。这个球先有哨，再有挑战，后有看录像，最后的选择是维持原判。因此，这个判决并非依据录像做出的判断。
我们依据常识，都可以做出几乎一致的判断，球权归辽宁。但为什么他们看了近5分钟的录像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理”，一个是“情”。
第一是机位不够。广东的直播已经是中国领先水平(在CBA直播中，水平最高的应该是北京、广东、新疆、上海、辽宁等电视台，他们经历的大赛多)，但能提供的机位只有这么三个，而NBA的中近景机位多达六个以上，他们的俯拍角度常常起决定作用。现场缺乏最直观的机位，来显示球与腿之间是否有缝隙。
第二是现场压力太大。若从绝对理想的情况出发，裁判不应被任何外界因素所左右。但这是在中国，如果球判给广东，辽宁球迷不干；判给辽宁，现场有18000名广东球迷。CBA的现场曾经发生过多起和球迷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关键比赛中主裁判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反复看录像那么长时间，我相信班琦最后已经不是在看录像，而是在权衡利弊。当时辽宁领先2分，维持原判，辽宁不会马上输球；而以一个没有直观镜头为依据的改判，现场可能炸锅。
* * *
接下来，我们才能好好说一说CBA裁判的问题。
不当CBA裁判，是无法体会现场压力的，尤其是在季后赛，越接近大结局越是如此。每年CBA季后赛都临近“两会”，先是地方两会，再是全国两会。两会要求稳定，不容许发生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恶性事件。这个责任不要说裁判、篮协，连体育总局都吃不了兜着走。
季后赛第一轮北京与新疆的最后一战，曾经出现过一个“补判”。当时北京队孙悦起跳投三分，新疆队李根是不是有垫脚只有他自己是清楚；孙悦落地崴脚，但裁判没有响哨，李根快攻上篮被犯规。裁判先判李根两罚，但记录台技术代表提醒孙悦倒地不起，李根有垫脚嫌疑，于是补判李根违体犯规。孙悦疼得万箭穿心，北京队由翟晓川代罚三球(三分线外投篮违体犯规罚三球)。这个球我在直播时都直呼看不懂，因为漏判的犯规是不可以补判的(补哨是另一回事，作平衡用，FIBA也不提倡，只是裁判的技巧)。事后篮协承认：此球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他们只是不能明说，但我可以明说：这场比赛在北京，漏判的是孙悦崴脚的违体，北京是全国两会的重地，如果五棵松炸了锅，谁都无法收拾。这就是中国的国情，CBA有很多“国情”，比如挑战录像就是国情，FIBA只是让裁判有选择录像仲裁的权力。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是不明白“国情”，那我可以再说一件事：当年山西队和北京打季后赛，山西球迷围堵北京队大巴，山西队老板王兴江公开说要到北京现场观赛，媒体把这事炒得沸沸扬扬。为了避免北京主场出事，北京市公安局牵头，联合文明办、体育局开会，并把山西省公安厅、山西体育局都叫到北京，要求比赛推迟，因为同时还会有国安队的中超足球比赛，北京的警力无法维持两个赛场的安全。在会上，曾有人建议：今年的CBA就不要打了，照这样下去怎么防范都可能出事。最后的决议是北京和山西的比赛推迟一周，因此广东队为等总决赛歇了整整9天。但没有球迷知道，那届CBA极有可能没有冠军，就停在山西和北京的2-2。
班琦是老资格的裁判，历经大风大浪；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个争议球从裁判规则讲，程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班琦当时的压力太大，没有当机立断，让回放持续了近5分钟。如果在30秒到1分钟内解决问题，不管把球权判给辽宁还是广东，结果仍然是一样的——球迷爆锅，但不会油花四溅到这个程度。
班琦
中国的篮球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的核心人群经美国NBA熏陶长大，看CBA觉得处处不职业。但真要论起NBA，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篮球迷往往全情投入，护犊心切，打球像打仗，争得你死我活；相比之下，NBA球迷也投入、护犊，但更多是一次娱乐，就像郊游、聚会。CBA的裁判史有着过不堪的过去，球迷和裁判之间缺乏信任感，美国人则比较单纯——我不懂，你这么判我就信了，顶多嘘几声。
每个赛季，我都会有多次机会“下基层”。尽管每次要耽误三天的解说，但你不到实地查探，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体验生活。作为媒体监督，我的职责只是为记者的工作创造采访条件，监督赛区的媒体服务。但这给我提供了大量和裁判相处的机会：比赛当天上午，我要参加技术代表、主办赛区、总经理和教练员、公安和保安的联席会，赛前则要参加裁判的准备会。作为一个门外汉，我通过向他们请教来提高自己对FIBA规则的认识，结合自己对NBA规则的学习，尽量让自己变得专业一点。直播的时候，我会把“半瓶子醋”尽量说给观众听，以求共同提高。
CBA裁判大多是在职教师，其中很多来自高校甚至体院，有的职称很高，是教授或副教授。在人数上，他们是非常小的群体。我们国家缺乏足够多的高水平篮球裁判，这个赛季常规使用的裁判只有54人，依照资历和水平分成三等：主裁判17人，他们从去年开始成为“半职业”裁判，每场比赛担任主裁判，重大比赛有可能自他们中挑选3人组成团队；第一助理裁判称为“U1”，有24人；第二助理裁判称为“U2”，有13人。全国实际上有资格吹CBA的远不止这么多，数量之比大约是1：2：3。原先主裁判不止17个，但每年都会有到年龄(50岁)不让执法，只能改当技术代表，差不多每年还会因为各种事件“牺牲”一两个。
不仅球迷在呼吁CBA裁判完全职业化，姚明这样的改革派俱乐部老板也致力于裁判职业化，建立裁判公司。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早在十几年前，我了解的NBA职业裁判中，最年轻、没有资历的起薪是9万美元一年，年龄最大的老裁判年薪则超过了100万美元。要知道当时美国一名MBA毕业生头一份工作的起薪也只是5.4万美元，总统的年薪是22万美元，裁判属于毋庸置疑的高薪群体。而CBA过去执法一场比赛的裁判补贴是1500元，上赛季开始调整到2000元，“半职业裁判”多500元；季后赛普通裁判2500元一场，半职业3000元，这都是税前收入。而且一年就这么多比赛，我计算过，一位最忙碌的裁判，顶天了一个赛季(约4个月)税前收入30000到50000元。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公众营销帐号替人推广一条微博的价格，一位演艺明星的微博推广价格则是每条15至80万元。
我这样类比的原因，是想说明裁判都是普通人。职业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裁判的收入问题，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在高校为人师表，有的学校还分给了房子。你让他们为3、5万元放弃工作是不可能的，养家糊口都难。这样的工作还不是坐办公室：每执法一场球，赛前一两天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就在两个小时前，我和辽宁广东第二战的裁判一起用晚餐(篮协规定必须在一起吃饭)，其中两位裁判还在忙着看12306，说后天回家的话，火车票只剩8张了，现在是不是订呢？如果订了，把我们留下再吹一场怎么办呢？
后天回家，是指星期一。每周的星期一，是他们惟一有可能回家见老婆孩子的日子，再远也要回家。其他六天，不是在赛场，就是在从一个赛场到另一个赛场的路上。出于保密原因，没有一个裁判在执法一场球的当天知道下一场会在哪里：一个广东的裁判，有可能被派往乌鲁木齐，然后被调往吉林，又派往福建。他们有一个裁判“群”在微信上，每轮比赛后，在回酒店的路上，都会看微信，然后调侃说谁谁谁“出事了”。一旦“出事”，有可能这个赛季再也看不到他执法了。
篮协在各赛区都有“监评员”，每场比赛在记录台上，记下每一声哨，凭他的判断打“正确”、“错判”、“重大错判”或“漏判”。我坐在一边，看着他们一笔一划决定着裁判的命运。国际上没有公布处罚裁判名字的惯例，中国篮协也没有，因此大多数处罚外界并不知道：停一轮或数轮，甚至赛季封杀。但有些重大事件，出于维稳目的，篮协会公布裁判名字和停赛时间，“以平民愤”。
有一次我参加裁判准备会，一位主裁判跟我抱怨说：“苏老师，你们媒体就是太不公平，觉得有问题就写文章骂黑哨；可是一旦篮协澄清了，却从来没有人写。我们都是老师，要给学生上课的，你骂完不管了，对的从来不说，可让我们怎么在学生面前上课？”隔了一轮，这位主裁因为一次重大的漏判直接被停，他的话言犹在耳。
不仅是媒体从来不会说裁判好，就是篮协，也从来不会为裁判撑腰。重大事件要公布处罚决定，但从没听说篮协向公众宣传哪场比赛吹得好、吹得正确。以我的理解，执法最好的比赛，裁判是消失的，没有人骂，也没有人表扬，似乎他们从未存在。
我曾在CBA最黑的时候以最大的声音反黑，更为如今的反腐环境感到欣慰，因为这保证了如今大部分比赛的公正。但我和裁判们最为接近，能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很多故事，比如一位东北裁判在前往赛区的路上得知父亲去世，他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完成了比赛才回家。这个赛季，有一位半职业老裁判断了跟腱，媒体从没有报道过，要知道这是50岁的人在和一群20多岁的运动员一起奔跑。
班琦是如今17位主裁判中最年富力强、业务水平也最出色的几人之一，但在风口浪尖之上，也难免“湿鞋”、“中弹”。篮协最信任的三名老裁判，一是杨茂功，二是班琦，三是乔龙升。杨茂功因为是东北人，半决赛避辽宁队之嫌，两组都不能吹。我经常向裁判们请教规则，正是乔龙升告诉我：FIBA订了15条犯规原则，但没有一条是说：到什么具体的程度，我可以吹犯规。而在和NBA裁判交流时，NBA裁判说他们有4条——当一个人的犯规防守导致进攻队员的速度、方向、频率和平衡被改变时，就可以吹了；否则即使有犯规动作，也可以不吹。这样的解读，让我茅塞顿开，随后我也在直播解说时向观众传播。
我和现场球迷以及电视观众一样，既要看球、更要懂规则，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的篮球还停留在普及阶段，所以我坚持做自己的事，尽量让自己更明白，然后和大家一起明白。球迷和裁判的相互理解，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的底线是公平，公正。我会坚持反黑、防黑，但我不做有罪推定。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浮躁之气，而裁判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如同孤岛上的一群面目不清的弃民。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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