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 | 辩诗：谋杀的解析
2016/3/7 三联生活周刊

    

     图/谢驭飞

     留学的第一个学期，选修了一门诗歌写作课，这门课不用考试不用写论文，期末总分除了考量出勤率和平日的习作练习以外，期末的时候上交五首自己写的诗歌就行了。刚出国那会儿，我的知识储备大体被切割成几块——课堂的知识、闲时的八卦、看过的话剧以及读过的侦探小说，也很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以全知的上帝视角写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同情诗给某部侦探小说里的凶手，大概会是种很酷的创意。然而写诗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随心所欲，搜肠刮肚消耗了我所有词汇储备依旧打磨不出什么文言又诗意的词藻。

     所幸，我还有个学音乐的室友。乔从小学拉小提琴，据说早早地过了八级，将来有意往作曲方向发展。亏得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反正她永远可以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找到练琴的地方。她的作息是标准的披星戴月，书包的臃肿程度会根据课业的繁重程度而调整，不变的是，那把小提琴一直跟随着她。我也和她聊过诗，她说羡慕我的课业如此轻松，我不服气地辩解，写诗并不简单，诗歌的音部、韵脚都有需考究，这表示每个被我选中的词，都要符合诗的格律要求。乔拿起笔在稿纸上演算着，努力地说服我，这些她其实都懂，因为诗歌的音部划分和作曲中的和弦计算是大同小异的。

     关于诗的辩论，并未就此完结。某个下午我们碰巧都没课，我们一起在出租屋的前院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做功课，我写诗，她练琴。我把那个关于“致凶手”的诗歌点子说给她听，并期待得到她的赞扬。她不痛不痒地问：“你这谋杀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意义的？”我愣了好久，此前从未思考过如此形而上的反思。我反问：“有象征意义的谋杀吗？”她讪笑：“象征意义的谋杀，就是挚爱破碎的感觉，如果你曾经有过被剥夺过生命中最重要意义的经历的话。你觉得这首诗对你重要吗？”“当然重要，作品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就如同一个母亲十月怀胎孕育了自己的孩子。”“不，明显你对你的诗重视不够，你看看你的习作初稿上的这些批改意见，你根本没好好阅读和吸收过。”她指了指桌上的那叠习作集。

     “你说作曲和写诗有相通的地方，如果让你作一首曲子来表示象征意义的谋杀，不知你会怎么创作呢？”我问。她没有马上回答我。第二天一早，当我打开卧室的门，门口放着她的琴箱，打开一看，箱子里撒满了玫瑰花瓣，琴弦和琴弓都已断为两截，而她早已不见踪影。她回来后，一切照常，我也没问她关于琴的事情。只是那天夜里，脑海里涌出的均是她背着琴流浪、卖艺的画面。她的肖像由一个个音符组成，打散，组成不同的乐章，乐谱又重组出一个新的她。我当下决定，只有谋杀了我的旧诗，才能赋予它新生。

     ⊙ 文章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76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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