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解冻：走出“冷战”的古美关系
2016/3/21 三联生活周刊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哈瓦那大使馆降下星条旗之后55年，奥巴马开始了他的古巴破冰之旅。这个仿佛被封印在“冷战”年代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加勒比海岛国，正在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
3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携家人乘专机抵达古巴哈瓦那的机场，开始对古巴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2016年3月20日，奥巴马成为88年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而早在2015年的7月20日，古美两国正式宣布恢复外交关系。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随同三位陆战队员抵达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当时，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吉姆·特雷西、拉里·莫里斯和弗朗西斯·伊斯特将折叠好的旗帜交给一名中士，随后目送国旗缓缓上升——1961年1月，正是他们三人承担了那项极为难堪的任务：在古巴民众的注视下降下星条旗，封闭馆舍准备撤离。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自己要过半个多世纪才能把同一面旗帜带回到哈瓦那，并且已是年过古稀、皓首苍髯。
2015年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
那是古巴革命胜利的第三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35岁，切·格瓦拉31岁，领导美苏两国的还是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贝拉克·奥巴马要过好几个月才会出生。所有的主角都坚信自己正在跨过的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卡斯特罗相信他能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强国，格瓦拉相信他能将革命的火种散播到整个美洲，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挫败美国的利器，肯尼迪相信他很快就能遏制“赤潮”。
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
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僚气味不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曾通过广场演讲、当面指示等方式，绕过内阁实行直接民主。为了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老人政治，他宣称不会允许超过60岁的人继续待在领导岗位上。到1976年为止，古巴依然保留着总统一职，1991年之后还允许党员信仰宗教。惠及全国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网络，在覆盖范围和公平性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古巴的人均寿命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77岁，识字率超过99%，鼎盛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7.5%。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巴，与真正的繁荣依旧相去甚远。由于在经互会体制内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和蔗糖销售收入，古巴几乎将自己的经济结构弱化成了单一的蔗糖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出售蔗糖的收入被随意地花费在输出革命和各种无节制的计划当中，日用品和农产品生产却日益萎缩，导致普遍的短缺。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尝试偷渡一衣带水的佛罗里达海峡，奔赴对岸的美国。这样的离境者累计高达100多万人，相当于古巴总人口的1/10。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一套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干脚”中，也包括革命者卡斯特罗的亲生女儿阿丽娜·费尔南德斯。
满脸络腮胡子、雪茄不离手的卡斯特罗终究没能兑现在60岁以前退休的承诺。在他65岁这一年，苏联解体，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能源进口量缩水50%。三年之内，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9%的人均收入快速“蒸发”，农业、交通和工业陷入全面停滞。祸不单行，1998年到2008年之间的16次飓风使国家遭受了206.6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旱灾造成13.5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对古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已经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两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开启全面改革进程。国家补贴被大幅削减，私营企业和土地承包制开始缓慢出现，海滩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因为革命爆发而宣告中止的新兴产业——石油开采、通信和采矿，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得到恢复。
卡斯特罗兄弟
对缺乏资本积累、人均月收入不足20美元的古巴来说，佛罗里达海峡对面那个曾经的敌国，几乎是他们就近获取复兴资本的最可取来源。2009年恢复在美国国家组织的会籍之后，古巴即借助国际力量，重启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出生于古巴革命之后的奥巴马总统的努力下，双方终于在2014年底达成历史性协议。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古美关系，一切都已改变，一切又好像从未改变。《三联生活周刊》就此专访了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菲德尔·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作者程映虹。
《三联生活周刊》：1959年，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人领导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从那时起至今，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存在了56年之久，不仅在风云际会的冷战年代异常活跃，也是极少数未因苏东剧变而“变色”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一。您是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及其遗产的？
程映虹：古巴革命爆发之前，巴蒂斯塔政权大体奉行军事独裁路线，通过操纵选举和压制议会实施个人独裁。卡斯特罗等人为了推翻这个政权，打出了“恢复宪政、恢复民主”的旗号，在当时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护。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古巴建立起了全世界少有的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覆盖机制，这一成绩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开创的若干新模式，其意义不仅限于一国，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一系列后发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1960年组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CDR)试图以官方背景的群众组织取代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充当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纽带，这在日后被一些非洲国家所效仿。古巴军事顾问和军队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非洲一些重大的军事冲突，为该地区若干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古巴一直是反美态度最坚决、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到了后冷战时代，在国际性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当中，古巴依然能发出很强的声音，受到各国左派的推崇。
但应该看到，革命之后的古巴并未恢复到其领导人当初所倡导的宪政和民主状态，而是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集权制度，公民的自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古巴国内始终不乏卡斯特罗的反对者。1953年革命爆发时，古巴的总人口是583万，今天大约是1100余万；但在革命胜利后的50多年间，足足有100多万人逃亡到美国，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直到今天，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
另外，社会主义革命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古巴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古巴经济虽然已经呈现出依赖单一经济作物(蔗糖)、受国际市场影响严重的基本面貌，但炼油、通信等新兴产业也有了蓬勃发展。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等人试图以激进方式克服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改变过去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结果只是使古巴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变为依赖苏联的经互会体制，原有的技术优势反而基本丧失。到今天，古巴经济依赖单一作物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牛奶、鸡蛋、面粉等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反而面临长期困难，其全民医疗体制也为缺医少药的状况所困扰。今天的古巴差不多是靠外资和旅游业的收入来维持日常经济运转，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是单用“美国制裁影响”就能解释的。
《三联生活周刊》：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逐步将“门罗主义”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运作，从安全、政治、经济各领域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包括成功地颠覆过智利、格林纳达等国的亲共产主义政权。但与佛罗里达州仅一水之隔的古巴却避免了类似的命运，并在后冷战时代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您认为个中原因何在？
程映虹：有必要修正一种偏见，即认为革命后的古巴始终处在彻底的孤立和封锁之下。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只有美国长期对哈瓦那当局持强硬态度。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直都和古巴保持着贸易乃至外交关系；尽管这种交往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对哈瓦那的处境依然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苏联—东欧阵营，加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一些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或者是古巴的盟友、或者与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换言之，古美关系的对立反而为哈瓦那赢得了来自东方阵营的“输血”。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至今仍是古巴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在拉丁美洲，古巴在60年代一度鼓吹输出革命、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但当卡斯特罗在70年代初宣布放弃这一政策之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和古巴恢复了关系，重新建立起贸易往来。委内瑞拉等国一度视古巴为反对美国的地区领袖，给予其大力支持，这都是支撑古巴政权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在那之后，古巴开启了一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您是如何看待这场改革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个人作用？
程映虹：与兄长菲德尔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要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人士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和倡导激进路线的切·格瓦拉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刺激和市场调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90年代后半期，劳尔曾在自己领导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叫邵黄的华裔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60年代起就负责管理后备役部队和军事后勤。在劳尔的授意下，邵黄开始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与中国类似的承包制度和按劳分配模式，使菜农有了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于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当时的报纸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1997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读了6遍。他到访了许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还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相谈甚欢。结束这次中国之行后，劳尔曾邀请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经济改革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不完全赞同，但没有他的默许，改革措施不可能推进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与经济领域的变革相伴随，2008年以来，古巴也开始寻求与欧盟各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2015年7月1日，华盛顿和哈瓦那正式宣布恢复断绝已有54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在您看来，美古关系“解冻”的主要原因何在？
程映虹：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和封锁，基本出发点是希望卡斯特罗政权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但没能达成所欲的效果，反而使卡斯特罗获得了强化社会控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外部理由。在“冷战”已然结束的大背景下，古巴作为苏联在加勒比海军事前哨的功能不复存在，它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已不再构成重大威胁，调整对古外交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劳尔·卡斯特罗全面主政也成为美古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与其兄菲德尔相比，劳尔身上的改革色彩更为鲜明；在对内加速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他本人迫切希望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能够回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因此，哈瓦那本身也乐见对美关系的松动。这样一来，双方在大方向上就形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枝节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外部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对古巴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起到正面影响？您认为这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否具有可比性？
程映虹：古共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颇感兴趣。古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曾访问过中国，许多人非常希望参考中国的实践来改善古巴的经济处境，因此在国际古巴研究界素有“中国经验”这一提法。
单从引进外资、开放市场等举措看，古巴的经济改革与中国改革的确不无类似之处。但迄今为止，改革进程的政治色彩依然过于浓厚，对经济规律的尊重还不够。例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公开表示“决不放弃计划经济”，还要求实行承包制的蔬菜和水果种植业无偿拿出一部分产品送给幼儿园和敬老院，试图像过去的人民公社那样搞“一平二调”。改革派的政策同样不无可商榷之处：在私营经济长期萎靡、缺少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就草率地决定在机关和国营企业实施大规模裁员，试图以“大跃进”的方式实现经济振兴，这当然是一种冒险。2011年雄心勃勃的“50万大裁员”计划就是因此不了了之的。
古美关系解冻之后，哈瓦那当局对吸收美国外资寄予厚望，但倘若依然是以政府来主导一切、而不是激发出市场本身的活力，那么改革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三联生活周刊》：89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离任古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有7年之久，彻底退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也已有4年。您是如何评价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的？
程映虹：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大众反对军事独裁的民族民主革命，随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之久。他的一生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潮流，都属于20世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发展和转折。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力超出了古巴的国界。进入21世纪之后，卡斯特罗依然在作为国际左派的精神领袖发挥象征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人物。我想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他将成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象征。
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的革命同样也没能摆脱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曲折命运。始于理想主义的冒险，终于经济发展停滞和物资短缺，这是相当重大的教训。具有优良地理条件和丰富农牧渔资源的古巴，竟然无法供应民众日常的生活所需，这绝不是一句“美国制裁”就可以解释的，值得后来者检讨和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接班人和现任古巴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今年也已是84岁高龄。他在2013年宣布：到2018年第二任期届满后，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您看来，后卡斯特罗兄弟时代的古巴可能往何处去？
程映虹：从“政治强人”菲德尔到“改革先锋”劳尔，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古巴迈向市场化和对国际开放的总体趋势。劳尔剩余的执政时间可以说屈指可数，很快，新一代古巴领导人将会接管政权，他们很难阻挡已经兴起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潮流。另外，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基本上是倾向于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在卡斯特罗兄弟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对古巴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是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具备的要素。
几年前我启程前往古巴访问时，曾在迈阿密机场看到回国探亲的美籍古巴裔移民排着长长的队伍，背着大包小包，装满从糖果到家电的大小商品准备重归故里。他们为托运这些商品支付的手续费远远超过了机票的价格。而在哈瓦那国际机场简陋的接机口，又能看到黑压压的古巴人翘首期待亲友的归来，几乎把出口完全堵住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古巴开放了，恐怕谁也挡不住这个巨大的潮流，就像当初东德人冲破柏林墙一样。
终有一天，1953年革命最初的目标“恢复宪政、恢复民主”将会回归到古巴的政治生活中，至少将再度成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但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以什么样的步骤进行，现在还难以预测。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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