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根廷清洁工的“苟且”和远方
2016/4/21 三联生活周刊
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讲述44岁的Enrique Ferrari的生活，他是阿根廷的一位夜间地铁站清洁工，同时是位写犯罪小说的获奖作家，笔名Kike Ferrari。文章开头写道，“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站在夜间关闭后，EnriqueFerrari开始在地下拖洗月台，并润色他的下一部惊悚故事......他已经在几个国家出版了作品，可养育三个孩子靠的却是这份夜间清洁工作。‘靠写作谋生？钱是远远不够的’，他说”。
Enrique Ferrari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站内拖洗月台
他的照片有点疲惫缺觉的样子，不过又严肃而且坚实，至于外形，颇为帅气的轮廓，结实的手臂，修剪得宜的胡子以及错落的纹身，换身衣服的话很有些摇滚歌手或者球星的架势。事实上，他的确是个足球迷兼摇滚乐迷。他出版了五部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其中谋杀悬疑小说《从远处他们看起来像苍蝇》在2012年西班牙著名的希洪犯罪小说节获奖，并在法国、墨西哥、意大利被翻译出版。
据英文介绍说，他的文风简洁，暗黑而残酷，文中引述的一句话隐约体现了他的风格，“我在被遗弃的城市工作。在总是过分拥挤的世界，我在派对结束后出现”。尽管有两部小说获过奖，他还是个“文坛”边缘人，并未得到主流出版商的青睐。据西班牙语维基说，他还是一本左翼文化评论杂志(La Granada)的编辑之一——鉴于他左臂上的刺青之一是马克思，这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者和中产阶级”的不以为然，说他们“认为我们工人没有文化，这才是咄咄怪事”，其实很多体力工作者会写作、画画、玩音乐。
Enrique Ferrari
他还在多本西语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还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工人工会的杂志，所以人们并不能确定他保留这份夜间清洁的工作是否完全是处于经济压力。这篇报道之后，的确有几位专栏写作者站出来抱怨写作者收入寒酸，不过Ferrari在文中倒似乎没有对此表达多少忿忿不平，而是对媒体总把他称为“地铁作家”并引为奇谈感到些许腻烦。
除了这份清洁工作，Ferrari还做过面点师、司机和街头小贩，在美国生活过三年，因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到家乡时带着他第一本小说的书稿，于200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算来是他32岁的时候。
翻着那些他独自洗刷月台的照片时，我想起在美国碰到过的夜间清洁工们，无一例外都是西裔移民，就像开洗衣店的中国人，做美甲的越南人，开出租的印度人很多一样。在夜深人静，待在白天忙碌人生百态，而此刻空空荡荡的楼里，被失去了含义的墙壁、隔板、桌椅包围着，这时候听到打扫推车走进，一间一间办公室被打开，一个一个垃圾桶被倒空，换上新的垃圾袋，窸窸窣窣，叮叮当当。
Enrique Ferrariz在地铁站清理乘客留下的涂鸦
有一位中年大妈，每次都是后半夜准时打开吸尘器，嗡嗡作响，而她在嗡嗡声中用更大的声音讲着电话，忽远忽近，隔着门，仍抑扬顿挫不绝于耳，让我很希望自己懂点西班牙语，好知道这么晚谁在跟她聊天。还有个楼里，那一层是开放隔间，打扫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子，我盯着电脑屏幕的时候，总是能听到她在这个那个角落有条不紊地劳作，由远及近，却经常错过她从我身后走过。她似乎不大会讲英文，有几次打招呼，因为相互听不懂，就对着笑笑，她那一瞬间的笑容很明亮，年轻，让我觉得自然，没有任何含义。其实我找不出话来形容，似乎我日常读到的文字都被污染了，原本可以用在那个笑容上的词语都平庸而词不达意，但那个笑容本身也并没有多么严重。
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在夜晚工作的人，他们会好奇那些生产垃圾的人，白天在一个个小屏幕前面都干些什么吗？他们会有一刻觉得成千上万的人如丧尸的洪流一般涌入地铁，涌进一栋栋办公楼，晚上再鱼贯而出，是一件神奇而扭曲的事情吗？或者也许就是像Ferrari说的，“我见缝插针随时随地找时间写作，但其实一天中最感兴趣的事情是找时间睡觉”。也许他们什么都没想，就是领了工资，煮一锅豆子，牛肉，拌一碗牛油果酱，生养孩子，应对永不缺席的兄弟姐妹，侄女外甥。他们胡子修剪得细致，眉毛描画得浓黑，闲暇时关心政治，咒骂政府，热爱音乐，享受欲望。
每天，人们洪流一般涌入地铁，按部就班去上班
然而，从一个南美作家口中听到资本主义者(capitalist)和中产阶级(文中用了bourgeoisie，不是middle class)这两个词，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里正是“依附论”的起源，只不过半个多世纪过去，现代世界中心与外围的分界并未改变。我们似乎看到时代在科技的带领下拔足狂奔，同时却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抱怨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高企；我们突飞猛进，歌颂互联网纪元的到来，而支撑互联网利润的是负责制造欲望并将之包装为梦想的广告。资本以内生的强大动力进一步推动着一切产业的自动化，也在以天性的无限贪婪制造着世界的割裂、慌乱和焦虑。
生存和快乐对脑力和体力劳动者都变得更难了，因为欲望被满足的阙值不可遏制地被推上浪尖，如果没有下一个浪头顶上去，就会陷于崩塌的寂灭。一切有趣的事情会迅速地变得无趣，优美和愉悦会迅速变成陈词滥调，偶然的诗意会瞬间被资讯的垃圾洪流淹没，憧憬、梦幻和理想因为无意识的复制和拥挤而很快看起来庸俗、空洞，看似得到的越多，却更加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在被迫地需要证明自己的昂扬上进中平庸落败，没有体验到极乐，却要忍耐风流萨义德式的痛苦。
也许这么看来，能够做一个体力劳动者养活自己从某个角度讲是幸福的。这个现代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要动员自己到某个地方跑上十几公里才能分泌出足够感到些许快乐的激素，要强迫歌者谄媚地对导师和观众表演一下受宠若惊，并把最淳朴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包装成追求梦想来贩卖才能享受音乐，要把再正常不过的享乐和爱好，以及再平凡不过的逃避空虚和追求名利，都化妆成激情、事业、分享、自我提升才好意思堂而皇之地出售。体力劳动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在劳作中避免了被迫虚伪的痛苦。
然而他们跟更多的人一样，更是绝望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掠夺了农民的土地，生产出廉价美味，养分却不如泔水的食品堆积在超市里，而把赚更多的钱买有机蔬菜塑造成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原本用来提高市场效率的套利工具包装上复杂的金融模型和投资模式，越来越多地被拿来赤裸裸地掠夺财产，而人们说这比战争和革命更加公平，商业利益和无休止的欲望驱动着的产品更新和资源浪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冠以追求卓越和热爱技术之名来自我催眠；同时，说服和训练人们自我反省，以更平和积极的心态来屈服和适应这种扭曲，成了越来越多人的职业和改变世界的方式。
Enrique Ferrariz
Ferrari让我感到敬意甚至羡慕。我相信他从写犯罪小说中得到了很多快乐，他也似乎并未因自己比别的地铁劳工更会写作而沾沾自喜。他说起自己写作爱好的启蒙者是20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作家EmilioSalgari——八岁时，他的父亲给了一本Salgari写的海岛冒险小说《桑德坎》。Ferrari说，“我并未梦想成为一名海盗，但写作的梦想却从未停止，像Salgari一样。Salgari最后自杀了，他厌倦了出版商对他的敲骨吸髓，他给出版商们写信说，‘我用折断我的笔来与你一刀两断’。我打算把这句话刺在身上。”
采访最后，Ferrari说，他并不把文学当作自己的事业，但“差一刻11点的时候，就在我去擦地板的前15分钟，我会梦想我得了个国际大奖，或者史蒂夫·斯皮尔伯格要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他平凡地，既在此刻，又在远方。
(图片来自网络；报道原文：法新社《Argentine cleaner’sdouble life as prize-winning wr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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