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虚构”的意义:《人类简史》在说什么?
2016/4/25 三联生活周刊

     人类的虚构(即观念、即幻象)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去向。

     要想讲人类的故事绝不容易。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做了,最著名的也许是美国作家房龙,而现在最流行的要数优瓦尔·赫拉利。

     赫拉利是一个年轻的学者,生于1976年,以色列人,现在耶路撒冷大学任教,毕业于牛津大学耶稣学院。他的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首次出版于2011 年,希伯来语,2014年有了中文版,并获得2015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近日,赫拉利本人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与“人类”相关的演讲。讲“人类”这样宏大的题目,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综合的能力。

    

     优瓦尔·赫拉利

     在历史学领域,将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方式,称为“大历史”(macrohistory)的方法。在中国,大历史不是什么陌生的史学观,这极有可能是因黄仁宇的关系。历史学家黄仁宇,几乎成为“大历史”的代名词。他的作品重视综合,看问题往往是从一个宏大的时段出发,比如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负担于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身上的,乃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工业社会。由此,去评价他们的时候,就不能将视野局限在一事一时上。

     相对而言,赫拉利的视野还要更为宽广。在西方史学领域,大历史的代表人物,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的人物,此二公都是从文明历程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命运。而影响赫拉利最深的则是另外一位大历史的代表者,即贾雷德·戴蒙德,他以《枪炮、钢铁和细菌》这一纵横捭阖的书闻名于世。

     大历史的视野看到的东西,往往开阔,能够说明清楚一些事实,使得我们顿生眼前一亮之感。历史研究往往重视细节,细节本身并不一定琐屑无用,有些细节确能够透露一定的事实,譬如杨贵妃进宫之前是否是处子之身实则关系到李唐王朝的族群背景。但不具有历史学的想象力的研究者,则会给人一种深陷细节之泥潭的感觉。大历史之作,更多需要发挥想象力,拨开云雾得见新天。

     《人类简史》正是这样一本使人得见新天的著作。它给我们很大的认知冲击,使得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东西不免产生怀疑,从而帮助我们塑造了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眼光——而这种眼光常是带有批判性的。

    

     优瓦尔·赫拉利在北展剧场演讲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之下,即多数人会认为旧有的虽然也有美好的一面,但新东西显然更具有价值,如果新的不是更好的,那么它可能就不会发展出来。但赫拉利在书中告诉我们,事情往往并非如此。譬如农业革命的发生,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的说法,只是人们的一种“幻想”,因为:

     “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早在农业革命之前,采集者就已经对大自然的秘密了然于胸,毕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非常了解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更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

     但这是否说明赫拉利是一个退化主义者?显然并非如此,他描绘了原始社会图景的和谐之处,可他也知道,那种社会自有其残暴之处,如普遍性的杀婴,又如在对待地球物种上,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们完成了第一波灭绝——而这一波灭绝是最大规模的。

    

     赫拉利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种虚构(幻象)之中,这种虚构在智人阶段就有其端倪。人类学家对于宗教的研究可谓痴迷,从最初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到最近的田野践行者,都研究宗教。而宗教可能就是人类最初的虚构。鼻祖级别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主张,并将其确定为最早的宗教形态,在赫拉利的书中,提到了同样的概念,中译本将其翻译为“泛神论”(其英文对应词应是pantheism)是不恰当的。作为一种构拟,它成了智人的虚构能力的一种展示,此乃是一个象征,成为我们窥伺自我的本性的一个孔道。

     智人所以能够幸存,打败了诸如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同样的人属物种,从而成为唯一的Homo,就在于智人具有一种团结的愿望,而发挥这种团结作用的就是一种虚构的能力。赫拉利在书中会提到讲故事,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所讲的故事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确信。

     房龙在《宽容》一书的开头,虚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先行者,找到了一个更为适合部落生存的地方,却因为违背了部落的规则,而被处死。斗转星移,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正确性,而回过头来找他的尸体的时候,却已经被野生动物拖走吃掉、尸骨无存。

    

     房龙《宽容》

     房龙用这个故事,和赫拉利一样,是在讲述这个事实:人类制定规则——或制造观念,却当这种规则和观念是自然的,认定它颠扑不破,放诸四海而皆准,并可永世流传;而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当时认为会永恒的正确观念,最终都会被突破,变成了对立面。

     在《发现社会》一书中,作者提到:“各种传统偏见抵制我们去探究和认识那些涉及我们生活的事实,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来说,这些偏见比缺乏事实本身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这些遮蔽社会事实的偏见阻挡了我们认识到它们之为偏见的性质。幻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相信它是事实。”幻象就是虚构,即本书英文版中的fiction。

     人的这种特征透露于古老的神话——皮格玛利翁是一个国王,或者一个雕塑家,他雕塑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这完全是他的想象之物,他发挥更为勇猛的爱的念力,最终打动了爱神,那个雕塑遂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赫拉利用一两个小节,名为“恶性循环”和“美洲的‘洁净’观念”,来指出虚构对于我们的生活的不好的影响:

     “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总会渐渐明白这些印记都是虚构而非事实,随着时间的过去,黑人就能够证明自己和白人一样能干、守法、干净。但情况却正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偏见只会越来越深。”

     对黑人的歧视,曾经一度赤裸裸,至今虽然潜抑下去,但无疑仍然存在于部分人们的意识之中。

    

     歧视,普遍存在。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越来越需要虚构和重视虚构的结果。赫拉利写道:“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制度和歧视。……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社会能真正免除歧视的情形。”

     其情形就如同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提到的: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亨廷顿称之为人类的“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总是需要虚构,而我们虚构最多的,一是低人一等的人们,一是敌人们,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族群性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虚构了男女不平等,我们还虚构了异性恋,我们甚至还虚构了一夫一妻制……简而言之,我们虚构了一切,甚至包括自由、民主、平等。

     在赫拉利的论证逻辑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时一地的局限。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

     人类的虚构(即观念、即幻象)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去向。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改变我们现在的观念,在本书的最后,赫拉利写道:

     “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现在就坐在吉尔伽美什的肩膀上。阻挡不了吉尔伽美什,我们也就阻挡不了弗兰肯斯坦博士。

    

     《弗兰肯斯坦》剧照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影响他们走的方向。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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