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25年后,让我们继续读阿列克谢耶维奇
2016/5/4 三联生活周刊

    

     从关于动荡和苦难的个体记忆中,获取关于人类真实情感、爱以及勇气的认知;并且经由这种回忆,提醒人们警惕一切关于乌托邦式愿景的期许。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之于全世界的意义。

     1/4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关注什么?

     我手里保存着一本1991年9月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挥舞俄罗斯三色旗的叶利钦。大标题“1991年俄国革命”彰显了那个时代的主题:苏联接近解体,冷战即将结束,关于全球化和“历史终结”的种种憧憬正在酝酿。25年之后,昔日的设想部分已被放弃、部分则成为现实,但人类又有了新的担忧话题:环境政治,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核扩散……在急剧变化的历史中,我们希望梳理出一些脉络。

     2015年,我们选择了“一带一路”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年度系列报道的主题;2016年将本年度“系列报道”的主题,定为“影响世界的人”,他们或者是思想家,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曾以科技发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他们的努力和创造,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精神:乐观中带有焦虑,但始终探索不止。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毫无争议地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影响世界的人”年度系列报道中的第一位入选人物。经过一番筹备,4月中旬,周刊记者兵分三路,探访了与她有关的三个国家,希冀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寻找她曾经的生活和创作轨迹:我和摄影张雷往返于白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探访她曾经定居和工作过的那些处所,倾听人们关于她的各不相同的回忆;李菁和摄影关海彤前往乌克兰,在她曾经饱含感情地描写过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地,回想20多年前女作家创作《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历程;蒲实则独自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历史谱系中,寻找她本人的思想渊源之由来,以及她的作品在这条汹涌大河中的位置,并通过今日俄罗斯国民的口述回忆,旁证女作家关于“二手时间”的细致刻画。

    

     切尔诺贝利地区废弃的zalissya村人家(关海彤 摄)

     在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会面之前的那个下午,我拜访了她的母校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1968年初秋,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是那幢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最初的几批就读者之一;而在48年后的今天,这里依旧云集着大批年纪不到20岁、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当我问及他们对苏联历史的看法时,一头金发的大二学生尤里安告诉我:“只有老年人才会追忆苏联时代的往事:他们在苏联统治下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缅怀青春。至于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身处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分开好像没有什么不好。我对斯大林这个名字也没有特殊的爱或恨。”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校——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张雷 摄)

     尤里安错了。三天以后,在南部边境小城莫济里,我试图向一位老人打听30年前本地遭受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辐射危害的历史。老人的手指向市政府大楼对面的一角——“最初的几个月有不少人死去,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因辐射患上疾病。我们在老城中心建造了一口纪念钟。但那已经过去了,生活还要继续。”

    

     流经白俄罗斯莫济里城区的普里皮亚季河。下游100公里处就是切尔诺贝利

     这是何等荒诞的景象!年轻人因为不曾经历而对那段历史缺乏感觉,老年人则由于政治的改变过于剧烈,在长久的迷茫和失落之后选择了遗忘。而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超过40年的写作经历,以及她那闻名世界的“乌托邦之声”五部曲,正是一种对遗忘的持久抵抗。早在1983年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时,女作家就提出了那个尖锐的问题:为了抽象的“胜利”,渴望爱与被爱、喜欢漂亮衣衫、具有恐惧本能的普通女人被迫成为粗砺坚韧的战士;然而胜利没有一丝一毫转化为自由,她们付出的代价最终被掩盖和否认了。俄罗斯民族有着将一切苦难神圣化的悠久传统,但苦难最终给人们带来了当初期许的回报吗?如果没有,那么牺牲的价值究竟何在?

    

     今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街头景象(张雷 摄)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词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们:“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能够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以人为载体的巨型社会实验的文学,实验的最终目的则是造就一个2000年以来为无数思想家所热切盼望的乌托邦。”她在“乌托邦之声”五部曲中描写的“红色人类”(The Red Man)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些伟大人物为着崇高、超越的目的,对自然人进行强制性引导和改造的产物。这些伟人并未告诉他们的“产品”,有一天改造可能失败;他们也没有告诉那些勤劳、质朴但本质脆弱的人们,当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之后,如何在一个时间轴不再指向“人间天堂”的国度里生活下去。

    

     基辅的清晨(关海彤 摄)

     70多年间,所有“红色人类”都坚信他们即将由社会主义迈入共产主义,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转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降临的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东西:资本主义。1917年的革命被斥责为阴谋,曾经的自豪和苦难被一概抹杀,人们惊慌、失落、压抑,活在错乱的“二手时间”里——既被红色文明的发展轨道所抛弃,又陷入资本主义那个与自由相伴随的灰色阴影——惶惶于如何跨过两种时间维度之间的巨大鸿沟。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外的“斯大林防线”遗址公园内一位身着军服的工作人员

     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了抛开一切大词和人造观念,从每一个亲历者最细微、最真切的经历和情感,展现曾经的红色文明的存在形态,以及由它塑造的“红色人类”的特质。她告诉我:“我希望让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出现、默默消失,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屑于在著作中为他们留下些许痕迹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为他们留下记录。我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而所有记录最终证明:爱与恨,脆弱与彷徨,勇气与恐惧,这些人类与生俱来、完全无法被标准化和统一化的情感,具备了比绝对理想化和抽象的乌托邦愿景更强大的力量。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历史的真实面相;如同一出希腊悲剧,人的“可能”与“不可能”在命运的激荡和碰撞中获得了最完整的展现。

    

     生活在毗邻波兰的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布列斯特的一群年轻人

     理想化的“人间天国”设计与人性之真实特质之间的反差,又岂止适用于俄罗斯历史!红色乌托邦之梦固然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狡计”与东正教终末观念乃至俄国特殊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但现代思想家对人类未来远景的进步主义幻想,对普遍均质世界的异常迷恋,存在形态又远不止这一种。后冷战时代的“历史终结论”,不也是红色乌托邦幻想的另一种镜像吗?人们在狂热歌颂全球化之光明面的同时,是否也在尝试创造另一种基于理想和观念、而非现实和民情的“新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恰好为我们从这样一种新型崇拜中解脱出来创造了思考的机会;她所记录的是过去,但依旧可以观照未来。

     最重要的是,在冷战结束整整25年、全世界又为恐怖主义和大国斗争的新恐惧所笼罩的今天,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和讲述,依然不曾脱离人类生活和灵魂的最终自由这个主题。尽管女作家本人也承认:“自由不是轻飘飘的,接受和承载它都需要付出莫大的代价。”但人类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天然憧憬,终将为我们辨明和应对现实提供足够的勇气。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继续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意义。

    

    本期更多精彩

     | 封面故事 |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面: 苏维埃人的“二手时间”(刘怡)

     “红色人类”的命运:记录与思考(刘怡)

     “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说出” ——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刘怡)

     切尔诺贝利,苦难之后(李菁)

     莫斯科苍穹下: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复调(蒲实)

     圣彼得堡:一座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肖楚舟、蒲实)

     | 社会 |

     逝者:戚本禹其人其事(丘濂、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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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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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85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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