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伟医生遇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2016/5/9 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不尊重医生的社会,终将人人受累。患者原本应该和医生一起向疾病“讨价还价”,现在却屡屡成为了矛盾的两方。

     又一起恶性伤医案件引起全社会的震惊。“你,还是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来不及的错愕和惊恐!尽管多少双手帮你捂住伤口,尽管全国的医者在力挺你,但你还是走了!多少人的贡献,才能汇集成输注你体内的三万毫升鲜血,但都抵消不了从三十个刀口中流走的尊严;多少人的祈祷,也抵不过从三十个刀口迸发出的伤痛!……难道我们今天的弃医,仅是为了屈服于暴力的溃逃?……”这是一位广东的医生同行悼念陈仲伟的诗句。

     一个不尊重医生的社会,终将人人受累。患者原本应该和医生一起向疾病“讨价还价”,现在却屡屡成为了矛盾的两方。

    

     5月7日,市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门口悼念陈仲伟医生

     陈仲伟的家就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对面的职工楼里,2016年5月5日的傍晚,60岁的他往家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尾随他的病人。有一种说法是,这位25年前的病人曾经找陈仲伟做过上下颌骨根上截骨术,最近说牙齿变色要求赔偿,否则同归于尽。陈仲伟作为科主任,在病人闹事的时候巧妙地将他引到医院警察室后报案。但是没想到,5月5日这天傍晚,病人尾随陈仲伟进入家里,残忍地将他砍了三十多刀。

     陈仲伟很快被送进自己所在的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后,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写道:“我刚下手术台,致命刀伤是在下腔静脉和肠系膜下静脉两个裂口,还有肝脏、肠管几个裂口,我们腹部外科已修复完毕,还有头颅、胸腔、四肢、背部刀伤……现在轮到其他专科上台抢救,不容客观。医患关系两败俱伤!”

     网上流传着一张抢救陈仲伟的照片,手术室门口上方的“手术中”三个字亮着,但是手术室的门却没有关上。大量的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以及外围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待命医护人员,展开了一场多学科的手术会战。可以想见这些平时给病人做手术的双手,此刻要争分夺秒抢救被病人砍得浑身鲜血的同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手术室内的每一个变动,都牵扯着所有人的心。

    

     抢救陈仲伟医生

     医生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行业。在20世纪以前,结核、梅毒、白喉、脑膜炎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扰,传统医学并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人类生存史上的大部分时候,人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来承受身体的痛苦。当现代医学在20世纪高歌猛进之后,人类寿命前所未有的增加,人们对疾病的痛击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医生这个群体,反而成了疾病一旦医治不成功,一部分病患发泄不满的对象。

     医学给人们的帮助更大了,病人对待医生的方式却前所未有的苛刻,甚至残酷了。今天当人们沉浸在科学的各种胜利之中时,往往忘了疾病本身的自然属性,忘记了患病之人千差万别的身体特征以及病情的变化,这其中的每一点都代表着医治过程中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百余年前,广济医院梅藤更医师(1881—1926年间任院长)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梅医师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医师深深鞠躬回礼

     比如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李治中提到,肺癌是中国癌症中新任第一杀手,中国现在每年有近60万肺癌病人,30年来发病率增加465%。肺癌简单按照病理学分类,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癌症是由于基因突变造成的,而每一个癌症里的突变基因数目不止一个,而是千差万别。最近一项系统性基因测序研究表明,肺癌病人平均每人突变数目接近5000个。这么多的变量随机组合,导致每个病人都有点不同。中国这每年60多万肺癌病人,其实更像60万种不同的疾病。虽然这5000个突变里边,只有几个突变是关键的,但仍然给医治者带来了漫长的摸索。

     医生面对着千差万别的病人身体、他们各不相同的病情,以及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每一项治疗,都很难说完全没有风险。现代医学中循证医学的理念,是在获得科学证据之后确定规范化的诊疗方案,它虽然在概率上保证了医治中的种种安全,仍然无法确保每一个个例的有效性。

    

     对于医生来说,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各种不确定性打交道。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慧龙曾告诉我他的一次“冒险”。今年春节后,50多岁病人袁为(化名)找到刘慧龙时,病情来得异常凶险,而且前期确定病情非常困难。家人前几天陪着袁为跑了北京几家大医院,竟然都被拒绝。袁为的前纵隔处有一个很大的肿瘤,肿瘤压迫得胸部的通道变得非常窄。但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肿瘤,有至少十种可能性。在病理报告没有出来前,医生没法出治疗方案。可是袁为的身体恶化速度非常快,刘慧龙赶紧请来胸外科、麻醉科的同事会诊。

     麻醉科的专家说,他有九成把握能够平稳麻醉,但是要求手术时胸外科的医生不能做对病人气道影响较大的操作。胸外科的专家说:这可不行,我镜子穿过去的时候,至少有5分钟的时间是影响病人呼吸的。看来手术做不了,刘慧龙又请来超声科的主任,看能不能在B超的引导下给病人穿刺。超声科的主任说,这样做风险大,还有可能穿不到癌细胞。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了,穿刺是取得活检的唯一办法,这时候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好在刘慧龙和胸外科专家、超声科主任一起,穿刺成功。

     可是这时候袁为的情况更加危急,如果不治疗,一周内就会丧命。肿瘤对他心脏的压迫已经十分厉害了,他24小时都得扶着病床坐着,身体往前倾,脸憋得通红。

     袁为的胆红素已经上升到200多,是正常值的10倍,出现严重的胆汁淤积,胆总管梗阻。这时候他的肝肾功能已经开始衰竭,一旦这种衰竭不可逆,就算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拿掉了瘤子,也没有意义。刘慧龙特别着急,又催病理科的同事,病理科医生说:你可真是为难我们了。凭着十几年的治疗经验,刘慧龙怀疑病人得的是淋巴瘤。可是淋巴瘤是最难确诊的癌症之一,要一项项地做测试,十天内能出报告就很不错了。

     仅仅过了一天,袁为已经非常痛苦,只能坐着,脸全肿了。他的妻子、女儿、弟弟都来了,家里人都快绝望了。刘慧龙叫他们一起开了个会,告诉他们病人患淋巴瘤的可能性很大,淋巴瘤对化疗非常敏感,一旦用上化疗,病情能得到及时的缓解。但是如果不是淋巴瘤,那就很难保证治疗方案是否有效了,病人能活到周五就不错了。

     家属十分迫切:“如果按照淋巴瘤来治,有赌赢的希望吗?”

     刘慧龙说有,但肯定有风险,家属和病人一定要清楚风险。

     家人说,这时候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

     对于刘慧龙来说,袁为的病理结果还没有出来,他完全可以等结果出来后再进行治疗。但是如此凶险的病情,恐怕病人都等不到病理结果就离世了。赌一把,有可能救了病人的命;但是这赌一把,也可能赔上刘慧龙的职业生涯。

     刘慧龙看到家属的期望和信任,他决定冒险一试,或许能险中求胜呢。于是当天他就给袁为用上了化疗,但是药量比正常情况低一点。化疗过后,病人的胆红素明显下降,已经能够平躺了。两天过后,病理科医生加班加点做出的病理报告,确认了病人患的是淋巴瘤。刘慧龙、袁为和家属都十分高兴,这场与病魔赛跑的比赛判断对了,赌赢了!

     但是万一赌输了呢?刘慧龙不敢想象另一种结局。如果家人和患者充分相信医生,至少给予医生与疾病作战的底气。放手一搏,来自信任。积水潭医院主管医患工作的陈伟说,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里边有一句话,让医护人员特别感动——医生对患病的少女说,“我负责治病,你负责相信我”。

    

     广州市民自发组织对陈仲伟医生的悼念活动

     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医生,但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病人。一个不信任医生的社会里,医生出于自保,会越来越保守地采取诊疗方案,会越来越拒绝做有风险的治疗,最终受损害的还是病人。你作为病人托付的信任,值得医生为你而冒险吗?

     而随着医学的迅猛发展,医生们在大众眼里似乎成了“妙手回春”的超人。一旦医生不能如病人所愿,很容易导致病人的失望,甚至绝望。病人成为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乞求者,期望在医生那里恢复健康。医生的角色被视为社会公益,本来医患关系应该具有与生俱来的和谐性和共识性,但是由于双方不对等的权利关系,以及双方对疾病认识的不对等,往往容易产生碰撞。

     医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界”里,长年的医学训练给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病人和家属在一个“生活世界”里,他们有患病以来的各种委屈和无助需要倾诉,希望在治疗者那里得到抚慰和帮助。病人有患病的痛苦,家属需要面对亲人受折磨的痛苦,医生有时候也会感受到深切、痛苦的情感,在临床诊疗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痛苦往往并不能完全合而为一。

     但是不伤害医生,仍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因为“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岛少了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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