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进行时 | 百年杨绛：在复杂的时代，怎么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
2016/5/28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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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将是杨绛

     我们谨以文字的形式，向先生致以敬意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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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待定)

     自杨绛先生5月25日凌晨去世，网络上先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之后就是大量轻率粗暴到令人羞愧的观点碎片。

     在这种极度喧嚣之中，媒体应该怎么来讲述一个走过了百年中国历史的文化名宿？这是我们决定临时撤换杂志封面报道，和读者一起来深度“阅读”杨绛先生的初衷。对于一个在近现代中国的数次巨变背景下，远离政治和名利、以独立的学者人格度过了一生的人，尽可能将其重要的人生经历叙述完整，从中梳理、观察并呈现出个体背后的复杂时代背景，也许就是最可靠的路径。

    

     晚年杨绛

     我们的六位记者将分别通过实地探寻、人物访谈和文本阅读，走近杨绛先生人生的各个阶段：

     从时间维度上，杨绛先生出生在1911年，这一生经历了前清宣统、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亲历了军阀混战、北伐、中日战争、国内战争，以及1949年后新中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

     从文化维度上，她长在讲究文化传承的江南名门，父亲杨荫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最早融合中西文化的一代法律学者，所以她非常幸运，童年时期即从家学熏陶中得到了深厚的传统教育，少年时有机会入读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小学，之后考入名校东吴大学和清华大学，领受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她有开明的父亲和母亲，让女儿接受最良好的教育，就如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书中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在旧中国并不多见。杨绛的性格形成，与家庭环境和父母亲的影响很有关系。”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婚后，杨绛先生陪伴钱锺书先生一起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并游学法国巴黎，她虽没有正式入学，却因禀赋深厚，在西学体系中得到浸润和训练。1938年回国后，她很快就有了剧作家的成就，四十年代中她写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都被搬上舞台，风靡上海文艺界。五十年代开始翻译巨著《唐·吉珂德》，为此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洗澡》和散文集《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流传很广。《洗澡》描写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受第一次思想改造的故事，1988年相继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和简体版后，海内外好评鹊起，小说家施蛰存赞其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这样的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口中“最才的女”，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在“五七”干校时期，“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至钱先生1998年去世，我们从各种文字中看到的杨绛先生，永远是那个张开瘦弱双臂，为家人挡住一切侵扰伤害的人。她并非普通意义上那种家庭的贤内助，而是优美地平行于钱锺书人生坐标的一条辅线，以自己的学养，毕生助其完成煌煌巨著。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了他们一家的处世准则，远离政治和名利，用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1997-1998年，女儿钱媛和钱锺书先后离世后，杨绛先生独居在失去两个仅有的最亲近的人的痛楚里。“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她“走到人生边上”，独自直面死亡，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那个做做学问的愿望。

    

     杨绛先生一家

     从87岁到105岁，别人安享的晚年，于她就是不停顿的读书和工作。但也正是这18年，让人看到了她在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钱锺书先生之外，其实始终也还保留着、并不断在完满着属于她自己的学问和人格。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位百岁老人以孱弱身躯里的坚韧力量，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做到的事情：翻译了《斐多》、编完《杨绛文集》，写完《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书，并逐页整理了钱锺书的7万多张手稿，包括中文、英文笔记和日札，交由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了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

     和以往我们写作封面人物不同的是，寻求解读人物身上的时代印记不是这组文章最主要的目的。对于杨绛先生，我们更想探究一个也许得不到现实答案的问题：

     在中国翻来覆去的大时代中，她和钱锺书先生大半辈子身处政治和社会动荡，何以始终能够在任何处境下都对群体意识保持最大警觉？于污浊中洁身自好，在政治压力下从不污人清白的角度看，他们虽不是呐喊的勇者，却用读书为自己建了一个隔绝外面世界的“独立自我的人格”，这个“人格”何以在最野蛮的时代也没有被摧毁？

    

     杨绛在书桌前

     1999年，在最难过的那些日子，她决定翻译柏拉图的《斐多》。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和他的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在译书出版的序言中，杨绛先生指出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她接下来写道：“苏格拉底生在动荡的时代。伯罗奔尼撒的故事，令现存的价值观受到了怀疑。从业石匠的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集内牵引市民参与讨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钱锺书先生一生未收学生门徒，因为他坚信，“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这也是杨绛先生的处世态度。弟子墨守成规而碌碌，或挟师威欺世盗名，世间都很常见，却是钱和杨绝不愿见。杨绛先生2002年在《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代序)》中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但两位先生并非没有惠及后学，只不过是用了另一种他们认同的方式。钱杨在国内的著作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交由三家：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钱锺书先生去世后，2001年，杨绛先生按照他们事先的商定，将钱锺书和她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所发表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全都捐与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来资助清寒学子。

    

     杨绛与钱锺书

     晚年杨绛先生除了少数时候接待客人来访，每天陪伴身边生活的只是一个保姆阿姨。有每年都去三里河南沙沟钱宅探望她的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先生后来和客人聊天，讲的大都是童年故事。说其他事情，再大再小，她语气总是冲淡的，说到童年和父亲杨荫杭，就听得出来有格外一些感情在里面。杨绛先生常说起八岁那年五月四日，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那天，她和三姐姐路过游行现场的经历：早上坐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上课，就看到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跑来跑去。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街上大学生不让包车在马路上走了，她们就停在路边坐车里看热闹，看学生们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一队过去，又一队过去。杨绛先生那时跟去看她的人说：五四运动在现场的，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了。

    

     杨绛2003年岁尾摄于三里河寓所

     2016年5月27日上午，杨绛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先生去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于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也得归其所。

     一位采访对象告诉本刊，杨绛先生生前见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死后极尽哀荣，曾对身边的人轻轻叹了一句：何必呢。

     在那本柏拉图的《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 在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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