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 | 穆旦：全部的努力，与普通的生活
2016/5/29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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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作家杨绛走了。对一位105岁的老人来说，她的离开平静而自然，如同她之前所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LANDOR)的那首《生与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对诗人来说，死亡一直是充满蛊惑的深渊。比起杨绛冲淡的智慧，她当年的清华校友，现代诗人穆旦，在创作于生命即将凋萎的最后两年中的几十首诗作中迸发的“冬日之思”，曾更深地触动过我。
穆旦
作为师弟，穆旦与杨绛并无太多交集。1935年9月，当这位18岁的南开中学毕业生，满怀期待地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杨绛和钱钟书乘坐邮轮刚抵英国。倒是后来与穆旦、杜运燮等人撑起“九叶诗派”的辛迪(王馨迪)，曾与杨绛一起出现在清华大学梁宗岱《法国文学》的课堂上。
穆旦早慧，16岁时所写的诗歌《流浪人》已发表于《南开中学生》杂志。但是，像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真正的诗歌生命并不长，主要集中于1937-1948年的十年左右，成果就是收入《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中的70首左右诗歌。穆旦的写作高峰基本重合于抗战8年，粗率地说，他以一种更为强调综合的现代诗歌观念，刻写了那个时代的经验与知识分子“丰富与丰富的痛苦”，受到最初的赞誉，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推为中国现代诗人的高峰。
穆旦
建国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2岁的穆旦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翻译。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写作诗歌。在1975年8月22日，在给一位有志于诗歌写作的舞蹈演员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写道：“我对于诗已近是隔门了，好像是出家人一样了……”但也许是与青年人的谈诗论艺重新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从1975年6月写下“戏作”《苍蝇》，到1977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为止，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诗人接连写下近30首诗作，形成其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
穆旦
不同于以往，这些诗歌透露出某种颇为一致的情绪和视景：那是一些和煦悲凉的“秋冬”之作，充满对友情爱情的追味祭奠，对智慧理想的调侃和反讽，对人生舞台的悲凉况味。后来被广为引述的《冬》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只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John Henry Twachtman 绘
这首诗写于1976年12月，2个多月后的2月26日凌晨3点，诗人离世。诗歌每小节末都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作为收束，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复沓。不同于徐志摩，穆旦在以往的诗歌中很少使用这种传承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美学，在一些论者看来，这种复沓与情绪的基调，甚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意识。学者李怡将之概括为“冬天意识”——“生命只有在挣脱了一切伪饰煎羁绊之后才得以洒脱!也才有自我战胜、自我超越的可能，而也只有敢于直面苦难，自我分裂，向宿命挑战的人才会具有这种令人惊叹不已的‘冬天意识’。”
Paul Gauguin 绘
冬天也好，荒原也好，作为整个西方现代文学的母题，其实并不新鲜。穆旦的感人在于，在冬天与死亡面前的情热，支撑起所谓反抗的内核，并非信仰与理念，只在对友谊亲情的凭吊中生发的温暖。写于1976年5月的《冥想》的第2节，几乎可以视为穆旦对“生与死”的总体看法：
“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
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
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
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
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
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Vasily Surikov 绘
面对生命的泉水，年轻的诗人曾经只觉得新鲜与率性，恰如戴望舒在《断章》一诗中对爱情所取的态度：“这问题我不要分明，/不要说爱不要说恨：/当我们提壶痛饮时，/可先问是酸酒芳醇？”然后经历岁月的淘洗，突然面对死亡与坟墓，回望过去的生命，却发现全部的努力，不过只换来“普通的生活”。只是，这样的普通，其实正是对于现实悲壮的执着，与宿命般的解脱。
Childe Hassam 绘
清华外文系的同学周钰良，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叶芝对于穆旦创作的影响。事实上，查良铮(穆旦本名)还翻译过叶芝的长诗《驶向拜占庭》，在那首表现生命与死亡、灵与肉冲突的长诗中，诗人寄望以艺术追求不朽，对抗死亡。诗中一段这样写道：
“哦，智者们!立于上帝的神火中，
好像是壁画上嵌金的雕饰，
从神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
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
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一个
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
已不知它原来是什么了；请尽快
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
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
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
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
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
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夫人听。”
爱尔兰诗人叶芝
这样的愿望，也回荡在莎士比亚以来的诸多诗人那里。莎翁一部十四行集，这样的表达比比皆是，在那首著名的《夏日》中，诗人自信他的诗篇，可让笔下的爱人获得永生——“然而你永恒的夏季却不会终止，/你优美的形象也永远不会消亡，/死神难夸口说你在它的落网中游荡，/只因你借我的诗行便可长寿无疆。/只要人口能呼吸，人眼看得清，/我这诗就长存，使你万世流芳。”
穆旦
然而对于穆旦来说，“夏日的盛大”与“纸上的永生”同为虚妄。在写于1976年4月的《诗》中，诗人写道“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死亡，带来永久的沉默，留在身后的只是已经完成的生活。不管结局如何，只需做到穆旦写在《唐璜》扉页，用以激励自己的那段鲁迅的名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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